目的分析合并冠狀動脈支架植入的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的外科治療方式，探討其手術技術及手術時機。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6年4月—2019年7月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連續收治19例合并冠狀動脈支架植入的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16例、女3例，年齡35～66（54±7）歲。 結果19例患者中急性主動脈夾層11例。AC型（DeBakey Ⅰ型）主動脈夾層15例，AS型（DeBakey Ⅱ型）4例。AC型患者中行孫氏手術（全弓置換+支架象鼻手術）10例，部分弓置換5例；19例患者中同期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7例，二尖瓣置換術1例；4例患者術中取出位于右冠開口的支架。本組住院死亡1例，主因術前合并臟器灌注不良，術后死于多臟器功能衰竭。18例患者經治療后痊愈出院，平均隨訪30（18～56）個月，其中1例因冠狀動脈吻合口漏行二次漏修補術，1例因遠端夾層新發破口行胸主動脈腔內修復，1例因左主干支架閉塞急診行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1例因髂動脈閉塞行股股轉流。 結論合并冠狀動脈支架植入的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中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術中導致的主動脈夾層同期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的概率大，對于廣泛受累的 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應當積極手術治療。
主動脈夾層（aortic dissection，AD）是一種高致死率的疾病，如果未得到及時有效治療，每小時死亡率增加 1%～2%，48 h 患者的死亡率為 50%，2 周內患者的死亡率為 70%～80%。妊娠期合并 AD 是一種罕見且更加危重的疾病，同時危及到母親和胎兒的生命且致死率高。目前此類疾病十分少見，多數文章以小型隊列研究和個案報道為主，我們對文獻進行回顧總結，以期為這類疾病的綜合管理提供臨床參考。
目的評估歐洲心臟手術風險評估系統Ⅱ（european system for cardiac operative risk evaluation Ⅱ，EuroSCORE Ⅱ）預測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孫氏手術（全主動脈弓置換+支架象鼻手術）后院內死亡及住ICU時間延長的有效性。 方法回顧性分析2009年2月至2012年2月北京安貞醫院384例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的臨床資料。急性主動脈夾層228例（59.38%）。根據EuroSCORE Ⅱ預測術后死亡率將患者分為低危、中危、高危、極高危組。低危組296例（女52例），平均年齡（45.39±10.75）歲；中危組70例（女19例），平均年齡（47.67±11.26）歲；高危組13例（女5例），平均年齡（53.08±4.94）歲；極高危組5例（女1例)，平均年齡（41.60±11.08）歲。手術方式均為中度低溫停循環+選擇性腦灌注下行孫氏手術。采用EuroSCORE Ⅱ預測患者術后死亡率及住ICU時間延長。 結果院內死亡率為8.07%（31/384）。平均住ICU時間為3.06 d，42例住ICU時間≥7 d。對于低危組，EuroSCORE Ⅱ預測死亡率低于實際死亡率；對于中危、高危、極高危組，預測死亡率高于實際死亡率。EuroSCORE Ⅱ預測術后死亡、住ICU時間延長的區分度不佳，ROC曲線下面積分別為0.49和0.52，預測術后死亡、住ICU時間延長校正能力亦不佳（P<0.001）。 結論EuroSCORE Ⅱ對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孫氏手術后院內死亡及住ICU時間延長的預測效能不佳。目前亟需專門針對A型主動脈夾層手術的風險評估系統。
目的總結直視支架象鼻手術治療急性復雜型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的臨床經驗及手術適應證。 方法納入2009年2月至2013年4月在北京安貞醫院行直視支架象鼻手術的25例急性復雜型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男22例、女3例，年齡30~66（46.92±9.12）歲；合并高血壓病16例，術前合并急性腎功能不全3例。患者均在低溫體外循環下，經主動脈弓切口放入并縫合術中支架象鼻血管。同期行解剖外旁路血管手術11例，Bentall手術1例，主動脈瓣置換術3例，升主動脈成形術3例。術后出院前均行CT血管造影（CTA）檢查。所有患者均隨訪。隨訪時復查主動脈CTA。 結果手術時間4～7（5.5±0.7）h，體外循環時間93～206（137.64±30.02）min，主動脈阻斷時間28～109（57.96±21.05）min，選擇性腦灌注時間15～76（26.76±11.88）min。無手術死亡。術后氣管內插管2例，近端吻合口漏2例，急性腎功能衰竭1例，一過性神經系統并發癥1例，突發心室顫動1例，切口延遲愈合1例。術后隨訪6～54（25.76±16.15）個月，失訪2例，隨訪率92%。隨訪期間無死亡。 結論直視支架象鼻手術是治療復雜型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的可靠手段。其手術適應證為近端錨定區不足的復雜型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合并升主動脈病變，主動脈根部病變，近端心臟疾病如心瓣膜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先天性心臟病的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病因為遺傳性結締組織病的Stanford B型夾層患者。
目的總結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type A aortic dissection，TAAD）合并迷走右鎖骨下動脈（aberrantright subclavian artery，ARSA）的外科治療經驗和效果。 方法2009年3月至2016年1月，我中心共收治TAAD合并ARSA患者14例。其中急性TAAD 10例，慢性TAAD 4例；男11例、女3例，平均年齡（46.07±8.45）歲。所有患者均在低溫體外循環、選擇性順行性腦灌注下進行手術。13例（13/14，92.86%）行全主動脈弓置換+支架象鼻植入術（孫氏手術），1例（1/14，7.14%）行Bentall+部分弓置換術，未行ARSA重建。 結果全組平均手術時間（7.89±1.80）h，體外循環時間（208.43±28.84）min，主動脈阻斷時間（117.64±23.30）min，選擇性腦灌注時間（30.50±10.15）min。無手術死亡。術后早期死亡2例（14.29%）。二次開胸止血1例（7.14%），一過性腎功能不全1例（7.14%），腎衰竭1例（7.14%）。平均術后隨訪（28.42±22.52）個月，隨訪率100.00%（12/12）。1例術后64個月死于心力衰竭和腎衰竭。其余患者無主動脈相關并發癥。 結論合并ARSA的TAAD術前應明確診斷，術中選擇合理的動脈插管及腦灌注方法。同期行孫氏手術和ARSA重建治療TAAD合并ARSA可獲得滿意的臨床效果。
目的 探討馬方綜合征少年兒童主動脈根部瘤患者行主動脈根部置換術的近中期效果。 方法 2009 年 2 月至 2016 年 7 月期間，共 10 例兒童主動脈根部瘤患者在北京安貞醫院接受主動脈根部置換術（Bentall）。所有患者均診斷為馬方綜合征。全組年齡 9～16（12.30±2.31）歲，男 6 例、女 4 例，平均身高（172.50±12.55）mm，平均體重（48.60±17.08） kg。Bentall 手術同期行二尖瓣置換術 5 例，三尖瓣成形 2 例。 結果 全組無院內死亡發生。呼吸機機械通氣時間中位數為 15.50（9.00～18.75）h。其中 1 例患者呼吸功能衰竭，其余患者呼吸機機械通氣時間均< 24 h。重癥監護室停留時間中位數為 20.00（13.50～21.25）h。無腎功能衰竭、二次開胸止血、縱隔感染等嚴重并發癥。出院前復查超聲心動圖主動脈瓣平均流速（209.17±48.86）cm/s，平均壓差 （18.00±7.95）mm Hg。所有患者均參與隨訪，隨訪時間中位數為 62 個月，6 年生存率為 89.47%。1 例患者隨訪過程中出現惡性心律失常導致猝死，其余 9 例截至最后一次隨訪時均生存，無抗凝相關并發癥，無主動脈事件發生，心功能分級（NYHA）均為 Ⅰ 級。 結論 馬方綜合征少年兒童主動脈根部瘤患者 Bentall 術后嚴重抗凝并發癥發生率不高，生長發育也未受限，具有良好的近中期結果。
目的 分析胸主動脈腔內修復術（TEVAR）術后近端（Ⅰa 型）內漏治療的技術特點。 方法 自 2009 年 8 月至 2016 年 5 月，共治療 TEVAR 術后Ⅰa 型內漏 29 例：其中外科手術 15 例（外科組）、復合手術（Hybrid）6 例（Hybrid 組）、Cuff 術（Cuff 組）8 例。男 25 例、女 4 例，平均年齡 41～86（56±10）歲。高血壓 25 例，糖尿病 3 例，冠心病 3 例，肺部感染 1 例，主動脈根部瘤 1 例，迷走右鎖骨下動脈 1 例。 結果 外科組無院內死亡，1 例術后心包積液行心包開窗引流，1 例肺部感染二次氣管插管，腎功能不全行腎臟替代治療。Hybrid 組術后殘余Ⅰa 型內漏 1 例。Cuff 組 1 例患者術后左頸總動脈血栓，行腋動脈-腋動脈-左頸總動脈轉流，腦梗塞死亡，院內總死亡率為 3.4%（1/29）；1 例患者術后左上肢缺血，行腋動脈-腋動脈轉流后恢復；1 例患者殘余微量內漏。隨訪死亡率為 14.2%（4/28）。外科組無嚴重并發癥，Hybrid 組發生內漏 1 例，Cuff 組內漏 1 例。 結論 根據患者具體狀況選擇手術方式，近端錨定區足夠，可采用 Cuff 術；如近端錨定區不足，合并心臟和主動脈弓部病變，外科手術可獲得滿意療效；如患者高齡不能耐受手術，行 Hybrid 術可獲得滿意的近中期臨床療效。
目的通過主動脈 CTA 觀察急性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腎動脈受累情況，并分析不同的腎動脈受累分型患者的腎臟功能是否存在差異。方法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納入151 例腎動脈受累的急性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其中男 118 例、女 33 例，平均年齡（47.93±10.53）歲。根據主動脈血管造影將一側腎動脈受累情況分為4型：A型，腎動脈開口附近內膜片大破口，辨別腎動脈起自真腔或者假腔困難；B 型，腎動脈完全起自假腔；C 型，腎動脈完全起自真腔；D 型，腎動脈本身受夾層累及，腎動脈內可見內膜片。分析并比較不同雙側腎動脈受累分型患者的血肌酐和肌酐清除率。結果One-way ANOVA 分析結果顯示，各組血肌酐和肌酐清除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各組患者年齡、性別、高血壓病史比例及發病時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急性Standford A型主動脈夾層腎動脈受累最常見的三種類型依次為雙腎動脈一側起自真腔一側起自假腔（BC 型），雙腎動脈均起自真腔（CC 型），雙腎動脈一側腎動脈附近內膜大破口而另外一側起自真腔（AC 型）。腎動脈受累的程度不影響腎臟功能。
目的總結直視支架象鼻手術治療右位主動脈弓（right-sided aortic arch，RAA）合并Kommerell憩室（Kommerell’s diverticulum，KD）的臨床經驗及早中期結果。方法回顧性納入2013年4月—2020年7月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心血管外科接受直視支架象鼻手術治療RAA合并KD患者。所有患者均經胸骨正中切口、中低溫停循環聯合選擇性腦灌注下手術。結果共納入8例患者，其中男7例、女1例，年齡（51.88±9.61）歲。所有患者術前均合并KD動脈瘤及迷走左鎖骨下動脈，其中同時合并急性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1例、主動脈弓假性動脈瘤1例、急性B型壁內血腫2例、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1例。術中均重建左鎖骨下動脈；同期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1例。全組平均手術時間（6.25±1.16）h，體外循環時間（157.75±40.07）min，主動脈阻斷時間（77.75±33.10）min，選擇性腦灌注時間（28.50±5.55）min。全組無術中死亡病例。術后早期死亡1例。術后隨訪（3.58±2.08）年，隨訪率100%。隨訪期間無死亡。1例隨訪發現近端吻合口漏持續存在，隨訪期間無主動脈擴張及食管氣管壓迫癥狀，未行再干預。其余患者主動脈重塑良好、KD瘤腔完全血栓化，無主動脈事件及食管氣管壓迫癥狀。結論對于合適的RAA合并KD患者，直視支架象鼻手術是一種安全可行的治療方案，并可獲得滿意的早中期臨床結果。
目的 評價支架象鼻術聯合左鎖骨下動脈（LSCA）-左頸總動脈（LCCA）轉流術治療主動脈弓遠端病變的近中期臨床療效。 方法 回顧性分析 2009 年 5 月至 2015 年 11 月我院 14 例主動脈弓遠端病變行支架象鼻植入聯合 LSCA-LCCA 轉流術患者的臨床資料，均為男性，平均年齡 20～69（52±14）歲。術前合并高血壓 9 例，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冠心病）5 例，陳舊性腦梗死 1 例。既往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 1 例，Bentall 術 1 例，動脈導管結扎術 1 例，腹主動脈瘤介入 1 例。 結果 無院內死亡。同期手術包括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 2 例，升主動脈成形術 1 例。呼吸機輔助時間和住 ICU 時間分別為（21±7）h、（43±19）h。胸骨哆開再固定 1 例；以支架象鼻為錨定區，胸降主動脈腔內覆膜支架 1 例。隨訪期間，1 例患者失訪，其余患者無死亡，恢復良好。 結論 采用支架象鼻術聯合 LSCA- LCCA 轉流術治療主動脈弓遠端病變，可同期處理主動脈近端病變和封閉主動脈弓遠端病變，獲得滿意的近中期臨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