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總結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HOCM）合并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冠心病 ）的患者行改良擴大 Morrow 術時同期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ABG）的圍術期處理策略及早期結果。方法回顧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阜外醫院住院二部實施手術治療的 HOCM 合并冠心病 32 例患者的臨床資料，男 20 例、女 12 例，年齡 37～67（53.7±8.7）歲；術前出現胸悶癥狀者 24 例，胸痛癥狀者 14 例，暈厥史 6 例。手術前后及隨訪期常規行心臟超聲心動圖、心電圖及胸部 X 線片、核磁共振檢查，評價心功能、左室流出道及二尖瓣的結構和功能變化。結果全部患者均接受改良擴大 Morrow 術聯合 CABG，術前左室流出道峰值壓差（LVOTG）為 40～152（79.6±28.7）mm Hg，同期行心肌橋松解術 4 例，二尖瓣置換術 2 例，二尖瓣成形術 3 例，三尖瓣成形術 3 例，改良迷宮手術 2 例。全組無術中死亡及術后 30 d 內死亡。患者合并行 CABG 的分支包括前降支 26 例，對角支 16 例，回旋支 8 例，右冠狀動脈 11 例。合并行 CABG 搭橋 1 支的患者 15 例，合并行 CABG 搭橋 2 支的患者 5 例，合并行 CABG 搭橋 3 支的患者 12 例，平均 CABG 支數（1.9±0.6）支。術后住 ICU 時間 1～13（4.1±2.8）d，術后住院時間 6～30（12.6±5.5）d，術后未見嚴重并發癥，術后切口愈合不良 1 例，術后新發左束支傳導阻滯 6 例。術后左室流出道峰值壓差［（79.6±28.7） mm Hg vs. （10.8±5.9）mm Hg，P<0.001］，室間隔厚度［（1.9±0.4）cm vs. （1.3±0.5）cm，P<0.001］與術前比較均明顯降低。術后二尖瓣反流程度較術前明顯減輕（P<0.001），二尖瓣前向運動（SAM 征）基本消失。本組術后隨訪 6～68 (38.8±20.6) 個月，隨訪患者癥狀均消失，心功能 （NYHA）分級級別較術前降低Ⅰ～Ⅱ級，無遠期死亡、并發癥或再次手術。結論對于 HOCM 合并冠心病的患者行改良擴大 Morrow 術時同時行 CABG 是安全的。可明顯改善患者的生存率及癥狀，起到協同作用，不增加患者的手術并發癥。
目的 評價術前B型利鈉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水平在預測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后新發心房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AF）中的價值。 方法 計算機檢索PubMed、EMbase、Cochrane圖書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及維普（VIP）數據庫，篩選有關CABG術前BNP與術后AF發生相關性的文獻，檢索時間從建庫至2012年11月。根據診斷性試驗準確性質量評價（QUADAS） 標準評價納入文獻質量。采用RevMan 5.0 進行異質性檢驗，Meta-Disc1.4進行Meta分析，對納入文獻進行加權定量合并，計算匯總敏感度、特異度、診斷比值比、陽性似然比和陰性似然比及其95%可信區間（95% CI），繪制匯總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SROC），并計算ROC曲線下面積（AUC）。 結果 檢出相關文獻236篇，根據納入標準最終納入5篇文獻；共納入患者802例，其中術后發生AF 228例，未發生AF 574例。納入文獻質量均較高。術前增加的BNP濃度與術后AF發生的診斷比值比為4.15［95% CI （2.90，5.95）］；匯總敏感度為0.78 ［95% CI （0.72，0.83）］，匯總特異度為0.58 ［95% CI （0.54，0.58）］，匯總陽性似然比為1.91 ［95% CI （1.42，1.56）］，匯總陰性似然比為0.42 ［95% CI （0.32，0.54）］；AUC為0.79 （Q值為0.72）。 結論 CABG術前BNP水平升高與術后新發AF具有明顯的相關性，是術后AF發生的強預測因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測術后AF的發生。
目的 總結降主動脈假性動脈瘤介入治療的臨床經驗，探討其病因、適應證及術后早、中期隨訪結果。方法 自2009年11月至2012年5月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共收治主動脈假性動脈瘤患者52例，其中男44例、女8例，年齡（53.8±13.5） 歲 。術前癥狀為胸背疼痛46例，聲音嘶啞5例。急性23例，慢性29例；病變位于胸降主動脈51例，腹主動脈1例；假性動脈瘤直徑（45.1±33.8） mm。所有患者均經主動脈增強CT確診及隨訪。急診手術3例，手術采用全身麻醉，經股動脈植入胸主動脈覆膜支架。單純介入覆膜支架植入46例，頸部雜交介入覆膜支架植入5例，正中開胸常溫雜交覆膜支架植入全弓置換1例。覆膜支架選擇直徑（34.2±3.3） mm，平均長度 （157.7±20.3） mm。于出院前、術后3個月和術后1年隨訪主動脈增強CT。 結果 無手術死亡，手術成功率100%。52例患者均獲得隨訪，隨訪率100%；隨訪時間1～31 （12.6±7.9） 個月。所有患者術后疼痛癥狀改善明顯。術前有聲音嘶啞的患者在隨訪過程中均好轉，其中1例術后早期聲音嘶啞癥狀消失，但術后5個月時聲音嘶啞重新出現，復查CT發現支架段主動脈較術前擴張，但無內漏。1例患者因突發大咯血來院急診手術，恢復良好出院，但術后5個月因咯血性膿臭痰，經抗感染治療后好轉，根據臨床癥狀診斷為白塞氏病，經抗感染及免疫抑制藥物治療后好轉。1例患者術前即有反復發熱史，術后6個月又出現反復發熱，經抗生素治療好轉。術后當時造影顯示少量Ⅰ型內漏4例，至術后3～6個月主動脈增強CT復查均消失。其余患者術中當時造影顯示無內漏，術后3個月及術后1年主動脈增強CT復查提示支架貼壁良好，無內漏，假性動脈瘤腔內均血栓形成，直徑較前縮小。2例分別在術后1 d和術后6 d出現偏癱癥狀，前者康復出院，后者生存但有偏癱后遺癥。1例腹主動脈假性動脈瘤患者術后3個月在家突發腦梗塞死亡。 結論 降主動脈假性動脈瘤采用介入覆膜支架方法安全、有效，有良好的近、中期療效，遠期療效有待隨訪；應該根據假性動脈瘤的位置選擇不同的手術方案；術前應盡可能仔細詢問病史，仔細查體，鑒別病因；術后需根據病因治療并嚴密隨訪。
目的應用Meta分析方法評價在合并高危心房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AF）的經導管主動脈瓣置入術（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implantation，TAVI）患者術后，應用非維生素K拮抗劑口服抗凝藥（non-vitamin K antagonist oral anticoagulant，NOAC）和維生素K拮抗劑（vitamin K antagonist，VKA）的抗凝治療效果。 方法 通過計算機檢索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醫學生物文獻服務系統及維普數據庫收集所有關于NOAC和VKA在合并高危AF的TAVI患者中應用的相關研究。檢索時間從建庫至2023年1月。根據Cochrane風險評估工具和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The Newcastle-Ottawa Scale，NOS）評價納入文獻的質量。利用RevMan 5.4軟件完成Meta分析。 結果共納入7篇文獻，24 592例患者。Meta分析結果：與應用VKA的合并高危AF的TAVI患者相比，應用NOAC的患者全因死亡率風險明顯降低［RR=0.74，95%CI（0.58，0.94），P=0.01］。亞組分析表明：隨訪時間＜1年時，NOAC和VKA組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RR=0.57，95%CI（0.17，1.88），P=0.35］；隨訪時間≥1年時，VKA組的全因死亡率高于NOAC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RR=0.73，95%CI（0.57，0.95），P=0.02］。兩組患者在早期卒中［RR=0.50，95%CI（0.19，1.28），P=0.15］、隨訪期卒中［RR=1.04，95%CI（0.88，1.22），P=0.64］及出血［RR=0.94，95%CI（0.73，1.21），P=0.61］、嚴重或危及生命的大出血［RR= 0.80，95%CI（0.49，1.31），P=0.38］、急性腎損傷［RR=0.51，95%CI（0.16，1.59），P=0.24］方面均無明顯統計學差異。 結論與應用VKA相比，在合并高危AF的TAVI患者術后應用NOAC可降低患者的全因死亡風險，特別是在長期抗凝治療中可能產生更多獲益，但研究結果仍需要進一步循證醫學證據的證實。
目的 探索房室間隔缺損矯正術術后延遲拔管的危險因素。 方法 回顧性分析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于阜外醫院第二住院部行房室間隔缺損矯正術 76 例成年（年齡≥18）患者的臨床資料。以呼吸機支持時間是否長于 24 h 為標準，將患者分為延遲脫機組［27 例，男 9 例、女 18 例， 平均年齡（32.22±9.64）歲］和正常脫機組［49 例，男 16 例、女 33 例，平均年齡（35.98±11.34）歲］。采用單因素分析法比較兩組之間的差異性變異。將單因素分析中 P<0.05 變量納入二元 logistic 模型，用以分析變量的顯著性差異。 結果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延遲脫機組和正常脫機組患者體質量、術前肺動脈收縮壓、體外循環時間、術后血小板、血紅蛋白、血肌酐、血糖、血乳酸、術后最大心率及術后肺部感染發生率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二元 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延遲脫機的獨立危險因素包括術前肺動脈高壓［OR=1.056，95%CI（1.005，1.110），P=0.030］、體外循環時間延長［OR=1.036，95%CI（1.007，1.066），P=0.016］以及術后血紅蛋白減少［OR=0.874，95%CI（0.786，0.973），P=0.014］。 結論 術前肺動脈高壓、體外循環時間延長和術后貧血是成人房室間隔缺損修補術術后脫機困難的獨立危險因素。
目的分析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HOCM）患者外科手術時同期行改良迷宮（Cox-maze Ⅳ）手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2016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30 例 HOCM 合并持續性心房顫動（pAF）的患者在行改良擴大 Morrow 手術同期行 Cox-maze Ⅳ 手術，其中男 21 例、女 9 例，平均年齡（51.36±10.27）歲，平均體重（72.48±11.29）kg。所有患者均行左心耳切除術。隨訪心房顫動（AF）復發、癥狀改善情況、心功能分級（NYHA）等。結果全組患者無圍術期及遠期死亡，術后左心室流出道壓差與術前比較明顯降低（P<0.01），術后二尖瓣收縮期前向運動（SAM）征均消失。30 例患者均得到有效隨訪，平均隨訪 3～40（16.24±8.26）個月，隨訪期間無死亡，所有患者心功能分級（NYHA）均恢復至 Ⅰ～Ⅱ 級。隨訪結束時 24 例（80.00%）患者維持竇性心律，經可達龍轉復后 27 例（90.00%）患者維持竇性心律。單因素分析顯示 AF 復發與術前吸煙史（P=0.04）、術前左心房直徑≥55 mm（P=0.03）、術后左心房直徑≥50 mm（P=0.02）及術后三尖瓣反流（P=0.02）相關。多因素分析表明，術后左心房直徑增大是 AF 復發的獨立危險因素（P=0.02）。結論HOCM 合并 pAF 的患者外科手術同時行 Cox-maze Ⅳ手術安全有效，術后的竇性心律維持率顯著提高，心功能分級（NYHA）明顯改善。術后左心房直徑增大是 AF 復發的獨立危險因素。
目的總結原發性左心室腫瘤不同病理類型的年齡分布特點，及其對術前診斷、手術方式、治療效果的影響。方法回顧性分析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 2008 年 1 月至 2019 年 3 月收治的 35 例原發性左心室腫瘤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19 例、女 16 例，平均年齡（33.81±17.56）歲。根據年齡將患者分為嬰幼兒組（<7 歲）、青少年組（7～17 歲）、青年組（18～44 歲）、中年組（45～59 歲）、老年組（>60 歲）。分析不同病理類型的腫瘤患者年齡分布特點，以及不同年齡組中患者手術方法、手術近遠期療效等的影響。術后 6 個月內患者返院復查超聲心動圖，以后通過電話進行隨訪觀察。結果35 例原發性左心室腫瘤患者中，只有 1 例為中年組的低度惡性腫瘤—類癌患者，其它均為良性腫瘤。纖維瘤和橫紋肌瘤占嬰幼兒組、青少年組絕大部分，粘液瘤為青年組、中年組、老年組的常見腫瘤，脂肪瘤其次。33 例患者在全身麻醉、低溫、體外循環心肌冷停跳液灌注下進行手術，2 例心外膜下脂肪瘤患者行常溫手術。9 例患者左心室腫瘤部分切除，26 例患者左心室腫瘤完整切除。各組患者無住院死亡，均未發生開胸止血、二次開胸、低心排血量、栓塞等并發癥。患者術后住院時間為（7.97±2.56）d，均順利出院。隨訪結果：術后 6 個月內，35 例患者返院復查超聲全部正常。隨后，35 例患者通過電話或門診隨訪，平均隨訪時間為（59.87±37.62）個月。青年組中部分切除的 2 例患者復發。結論手術切除是目前治療左心室良性腫瘤的首選方法，并且是安全的。左心室腫瘤手術原則是要保護心室及瓣膜功能，以及防止損傷傳導系統，盡可能完整切除腫瘤。
“2022年AHA/ACC/HFSA心力衰竭管理指南”（以下簡稱“2022指南”）取代了“2013年ACCF/AHA心力衰竭管理指南”和“2017年ACC/AHA/HFSA重點更新2013年ACCF/AHA心力衰竭管理指南”。2022指南旨在為臨床醫生提供以患者為中心的推薦，以預防、診斷和管理心力衰竭。心力衰竭仍然是全球具有高發病率和高死亡率的主要心血管疾病。2022指南基于當前證據更新了治療推薦。這些推薦提出了一種基于證據的方法來管理心力衰竭患者，目的是提高監護質量，并符合患者利益。在已公布的證據支持下，提出了新的建議，并通過已發表的高質量成本效益研究為某些臨床處理提供了價值陳述。本文對2022指南中心力衰竭的新理念和外科相關的新證據和新推薦進行了解讀。
目的總結復雜成人先天性心臟病（先心病）中心外管道全腔靜脈肺動脈連接術（total cavopulmonaryconnection,TCPC）的早期臨床結果，探討影響術后ICU延遲恢復的危險因素。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2年1月到2014年12月阜外醫院共20例復雜成人先心病患者行心外管道TCPC術的臨床資料。其中男6例、女14例，年齡16～33（20.45±4.33）歲。 結果全組住院期間無死亡，術后住ICU時間（4.4±1.7）d，住院時間（32.5±21.6）d。所有患者術后ICU內均應用多巴胺及鈣劑，18例應用腎上腺素，11例應用米力農。并發癥包括胸腔引流時間≥7 d者12例（60.0%），術后新發心律失常3例（15.0%），因出血再次手術3例（15.0%），切口愈合不良1例（5.0%）。單因素分析發現術前心律失常（P=0.02）、體外循環時間長于120 min（P=0.04）、術后血漿應用大于2 000 ml（P=0.01）、未開窗（P=0.04）、胸腔引流時間≥7 d（P=0.04）是ICU延遲恢復的危險因素。 結論復雜成人先心病行心外管道TCPC近期效果良好，ICU早期積極使用血管活性藥物維持循環利于提高患者恢復效果。
目的探討脈搏指示連續心排血量（pulse indicator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PiCCO）技術在成人先天性心臟病（adult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ACHD）圍術期治療中的應用價值及指導意義。 方法選擇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共100例ACHD行手術治療的患者（男44例、女56例），隨機分為PiCCO組和經驗治療（對照）組，每組各50例。PiCCO組根據放置PiCCO導管檢測的相關數據進行血管活性藥物及液體平衡管理，對照組根據常規監測數據對患者進行經驗性處理，觀察兩組臨床效果。 結果PiCCO組ACHD患者呼吸機時間、住ICU時間及住院時間明顯短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值分別為0.02、0.03、0.04)。PiCCO 組患者ICU期間血管活性藥物（多巴胺、米力農）用量高于對照組（P<0.01，P=0.04)。術后兩組住院期間均無死亡，術后并發癥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ACHD圍術期應用PiCCO技術指導治療并積極應用血管活性藥物穩定循環可促進患者早期平穩恢復，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