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討泡球蚴囊液對大鼠肝臟星狀細胞（HSC-T6）增殖的影響及機制。 方法采用不同濃度（0.00～0.90 mg/mL）泡球蚴囊液干預HSC-T6細胞24 h后，在倒置顯微鏡觀察HSC-T6細胞形態變化，利用CCK-8法檢測并繪制HSC-T6細胞的生長曲線，采用流式細胞儀檢測并分析HSC-T6細胞在不同濃度的泡球蚴囊液培養條件下細胞周期的改變。 結果①HSC-T6細胞在不同濃度（0.00～0.90 mg/mL）泡球蚴囊液干預24 h后，部分HSC-T6細胞收縮成長梭形，細胞生出許多細長的偽足。②當泡球蚴囊液濃度＜0.05 mg/mL時，囊液干預對細胞增殖活性無明顯影響（P＞0.05），而當泡球蚴囊液濃度＞0.05 mg/mL時，隨著作用濃度的增加，細胞增殖活性顯著增強（P＜0.05）。③流式細胞儀檢測結果顯示，在上述濃度的泡球蚴囊液干預下，處于靜止期/DNA合成前期（G0/G1期）的HSC-T6細胞減少（P＜0.05），處于DNA合成期（S期）的HSC-T6細胞數量增加（P＜0.05），而處于DNA合成后期、細胞分裂期（G2/M期）的細胞數量顯著增多（P＜0.05）。 結論泡球蚴囊液對體外培養大鼠肝臟星狀細胞增殖具有濃度依賴的促進作用，其具體機制可能涉及細胞周期調控。
目的探究肝臟三維重建技術在泡型肝包蟲病術前評估中的意義。 方法搜集青海大學附屬醫院肝膽胰外科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期間住院治療的泡型肝包蟲病患者的肝臟三期動態薄層CT掃描圖像，以DICOM格式導入數字化肝臟三維重建軟件，行三維模擬成像操作，計算參數，設計虛擬手術方案，手術切除病灶，稱量實際切除的肝臟組織體積（實際切除肝臟體積以“1 g=1 mL”計算）。計算模擬手術切除肝臟組織體積與實際切除肝臟組織體積之間的相關系數r，并繪制XY散點圖，分析虛擬手術欲切除肝臟體積與術中實際切除肝臟體積的相關性。 結果對21例行肝臟切除術患者進行虛擬手術設計，虛擬手術欲切除肝臟體積為（761.94±505.77）mL，欲切除肝臟體積占全肝臟體積的（39.27±18.75）%；術中實際切除肝臟體積為（756.19±501.78）mL，手術切除肝臟體積占全肝臟體積的（38.95±16.99）%。虛擬手術欲切除肝臟體積與術中實際切除肝臟體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且二者呈高度正相關（r=0.989，P＜0.001）。 結論從本研究有限的數據初步得出，肝臟三維重建技術及虛擬手術規劃系統可精確指導病灶切除范圍，為精準肝臟切除提供術前指導。
目的總結近幾年來泡型肝包蟲病的臨床治療方法，為指導臨床實踐提供新的依據。 方法通過查閱國內外有關泡型肝包蟲病治療方法的相關文獻，對各種治療方法的臨床療效及優勢或不足之處進行分析總結。 結果根治性手術依然是目前治療泡型肝包蟲病的首選治療方法，肝移植多用于晚期泡型肝包蟲病的治療，手術若結合化學治療則臨床療效顯著。 結論泡型肝包蟲病發病率高、預后差，臨床治愈較為困難。根治性手術、肝移植、化學治療、放射治療等技術不斷被用于臨床治療泡型肝包蟲病，充分掌握各種治療方法的適應證十分必要，同時若能對此病的發生、發展進行深入的研究，也許能為泡型肝包蟲病的治愈帶來新的希望。
目的檢測泡型肝包蟲病患者的肝組織中IL-17及IL-27的表達。 方法收集青海大學附屬醫院肝膽胰外科泡型肝包蟲病手術治療后的組織標本20例，利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其距離病灶邊緣0.5 cm的邊緣帶組織和距離病灶邊緣5 cm處的正常肝組織中IL-17和IL-27的蛋白表達。 結果IL-17和IL-27蛋白表達陽性率在邊緣帶肝組織中均明顯高于正常肝組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IL-17：80.0%（16/20）比10.0%（2/20），χ2=12.36，P＜0.01；IL-27：85.0%（17/20）比20.0%（4/20），χ2=12.36，P＜0.01〕。 結論邊緣帶肝組織中高表達的IL-17及IL-27蛋白可能參與了泡型肝包蟲病的進展。
目的通過檢測肝泡型包蟲病（hepatic alveolar echinococcosis，HAE）病灶邊緣帶肝組織中Ⅰ型和Ⅲ型膠原（type Ⅰand type Ⅲ collagen）蛋白的表達，探討其與HAE進展中生物學行為的關系。 方法選取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間青海大學附屬醫院肝膽胰外科HAE患者手術切除的病灶邊緣帶肝組織及其距病灶5 cm以外的正常肝組織標本各20例，進行HE和Masson染色，光鏡下觀察HAE病灶周圍肝臟組織的病理學改變和纖維化程度；采用免疫組化染色方法檢測肝組織中Ⅰ型和Ⅲ型膠原蛋白的表達。 結果病灶邊緣帶肝組織的纖維化程度為Ⅱ級，正常肝組織的纖維化程度為0級，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Ⅰ型及Ⅲ型膠原蛋白在病灶邊緣帶肝組織的顯色指數分別為7.45±1.85和8.00±1.62，均高于正常肝組織的3.10±1.02和3.50±0.89，其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9.21，P=0.001；t=-10.88，P=0.001）。 結論HAE患者病灶周圍組織存在肝纖維化，HAE可能通過促進Ⅰ型和Ⅲ型膠原蛋白的表達進而誘導肝纖維化的發生。
目的 應用抗體芯片技術檢測并分析泡型包蟲病組織中凋亡因子的表達及其臨床意義。 方法 收集 6 例青海大學附屬醫院泡型包蟲病患者手術切除的肝組織標本（包括病變邊緣帶和正常肝組織），提取組織蛋白并利用抗體芯片技術檢測其凋亡因子水平，采用 AAH-APO-G1 軟件進行數據分析。 結果 邊緣帶肝組織中 5 種凋亡因子（Bad、Fas、IGFBP-3、P21 及 XIAP）表達水平與正常肝組織比較，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 Bad、Fas、IGFBP-3 及 P21 表達水平上調，XIAP 的表達水平下調。 結論 凋亡相關因子在泡型包蟲病的疾病進展中發揮相關作用，可能與泡型包蟲病的免疫逃逸機制存在聯系，而促凋亡因子與抑制性凋亡因子之間也存在某些功能失衡。因此更深入的探究凋亡因子的作用機制對泡型包蟲病診斷和治療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目的 總結肝癌患者的營養狀況評估方法及其進展，為對肝癌患者進行合理地營養評價及有效營養支持提供參考。 方法 查閱國內外文獻，整理歸納肝癌患者的營養狀況評估方法及其進展，明確切實可行的營養評價方法。 結果 傳統營養評價法中各單項指標的評價效度較低，需將各項指標綜合后用于評估；主觀全面評價法（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SGA）、微型營養評價法（mini nutritional assessment，MNA）及歐洲營養不良風險調查 2002 法（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2002，NRS-2002）的評價效度相當，較傳統營養評價指標更適用于對肝癌患者的營養評價。 結論 臨床應同時使用 SGA、MNA、NRS-2002 等多種綜合營養評價方法，并結合相關的人體測量及實驗室指標，以更準確地評判肝癌患者的營養狀況。
目的 探討缺氧誘導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基因沉默對人肝癌 SMMC-7721 細胞中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和基質金屬蛋白酶-2（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MMP-2）基因表達的影響。 方法 構建 HIF-1α 基因的 RNA 干擾（RNAi）表達載體（HIF-1α-shRNA-pGenesil-1）和陰性對照載體（shRNA-HK-pGenesil-1），并將其與質粒結合。將人肝癌 SMMC-7721 細胞分為沉默組、陰性對照組和空白對照組，分別轉染 HIF-1α-shRNA-pGenesil-1 重組載體、shRNA-HK-pGenesil-1 重組載體和空載體 pGenesil-1。轉染細胞經濃度為 500 μg/mL 的 G418 溶液篩選后獲得帶有轉染重組載體的細胞克隆，分別于常氧、低氧 6 h、低氧 12 h 及低氧 24 h 條件下培養，再采用實時定量逆轉錄聚合鏈式反應（RT-PCR）檢測細胞中 HIF-1α mRNA、VEGF mRNA 及 MMP-2 mRNA 的表達。 結果 常氧條件下，沉默組、陰性對照組和空白對照組細胞中均無 HIF-1α mRNA 的表達，且 3 組細胞中 VEGF mRNA 及 MMP-2 mRNA 的表達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低氧培養 6、12 及 24 h 時，沉默組細胞中 HIF-1α mRNA、VEGF mRNA 及 MMP-2 mRNA 的表達水平均低于同時點空白對照組和陰性對照組（P<0.05），但同時點空白對照組和陰性對照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常氧條件對應組別比較，沉默組、陰性對照組和空白對照組各低氧條件組細胞中 HIF-1α mRNA、VEGF mRNA 及 MMP-2 mRNA 的表達水平均較高（P<0.05）；低氧條件下，3 組細胞中 HIF-1α mRNA、VEGF mRNA 及 MMP-2 mRNA 的表達水平均呈下降趨勢，同組內 3 個時點間兩兩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 利用 RNAi 技術有效沉默人肝癌 SMMC-7721 細胞中 HIF-1α 基因的表達后，VEGF mRNA 和 MMP-2 mRNA 的表達水平均降低，提示沉默 HIF-1α 基因可抑制原發性肝癌的浸潤和轉移。
目的 通過搜集文獻回顧性研究我國骨包蟲病的臨床表現、診斷、治療及預后情況。 方法 利用中國知網和萬方數據庫檢索 2000 年—2015 年中國骨包蟲病的相關病例報道，進行回顧性分析。 結果 納入 2000 年—2015 年發表的相關文獻 21 篇，共報道 1975 年—2015 年收治的 87 例骨包蟲病患者。骨包蟲病的病例分布主要集中在我國廣大畜牧區。診斷依據中，54 例（62.1%）提及影像學檢查，32 例（36.8%）提及實驗室檢查，8 例（9.2%）提及病理檢查。治療上以手術治療為主，部分輔以聯合化學藥物治療。44 例有結局資料的患者中，復發 26 例（59.1%），治愈 18 例（40.9%）；再次手術 10 例（22.7%），死亡 2 例（4.5%）。 結論 骨包蟲病臨床上較罕見，手術治療仍是治療骨包蟲病的主要手段。骨包蟲病的臨床復發率相對較高，因此探索骨包蟲病新的診斷和治療方法至關重要。
目的 探討全胰腺切除+脾切除術治療胰腺癌的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顧性分析青海大學附屬醫院肝膽胰外科收治的 1 例行全胰腺切除+脾切除治療的全胰腺癌患者的術前臨床資料、手術治療過程及術后情況。 結果 結合患者術前病史、影像學及實驗室檢查結果考慮診斷為胰腺癌擬行經典的胰十二指腸切除術，術中發現全胰腺質地較硬且考慮脾動靜脈受侵，多次送病檢均提示胰腺切緣陽性，遂改行全胰腺切除+脾切除術。術后病理診斷符合高-中分化導管腺癌，患者病情平穩后長期給予胰酶制劑口服、胰島素皮下注射治療，無嚴重并發癥發生，恢復良好，隨訪至今 3 個月未見復發。 結論 隨著手術技術的提高及術后管理的加強，全胰腺切除可作為胰腺癌的一種治療方式仍是安全、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