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起病4天以內入院的23例急性胰腺炎患者血中3種細胞因子即TNF、IL-1和IL-6的變化情況進行動態觀察，并分析其變化規律，以探討其在判斷病情嚴重性和估計預后中的價值。結果顯示：所有患者血中3種細胞因子均升高，入院第1天輕、重癥組TNF和IL-1有顯著差異，而IL-6則在1周后才出現顯著性差異。由此表明，在病程的不同階段選擇恰當的細胞因子指標有助于病情嚴重性的判斷。細胞因子與急性胰腺炎多器官衰竭的關系尚需進一步探討。
目的 探討早期堿剩余對感染性休克患者病情嚴重程度的預測價值。 方法 對2009年2月－2011年2月資料完整入院的感染性休克患者60例進行回顧性分析，按死亡及存活進行分組，對最初24 h的堿剩余值差異及血乳酸清除率情況進行對照研究。 結果 死亡組堿剩余值變化及乳酸清除率低于存活組（P＜0.05）。治療后堿剩余≤?6 mmol/L較堿剩余＞?6 mmol/L的患者病死率明顯增加，尤其是治療后24 h 堿剩余仍≤?6 mmol/L病死率高達92.23%。 結論 早期堿剩余有助于感染性休克預后評估和指導臨床治療。
目的 總結對急腹癥在病情判斷方面的經驗。方法 回顧性分析310例急腹癥患者的臨床資料。結果 即時確診211例，經短暫觀察確診54例，經手術探查確診32例，未明確診斷但經保守治療痊愈好轉6例，誤診、漏診7例，總確診率為95.8%。結論 急腹癥的病情判斷和動態觀察是明確診斷和及時治療的前提。只有勤于實踐并掌握正確的方法才能提高分析判斷能力。
目的觀察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OSAHS）對肺血栓栓塞癥（PTE）患者病情嚴重程度和干預措施的影響。 方法以2006年1月－2012年12月期間住院治療的合并OSAHS（n=16）或不合并OSAHS（n=20）的PTE患者為研究對象，回顧性分析兩組患者在動脈血氣分析、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和夜間最低脈搏氧飽和度（LSpO2）以及臨床干預措施等方面是否存在差異。 結果相對于單純的PTE患者，合并OSAHA的PTE患者年齡較低[（53.4±12.1）、（64.5±9.8）歲，P=0.005]，但體質量指數[（29.3±2.2）、（26.1±3.3）kg/m2，P=0.002）和吸煙指數（150±24、101±18，P＜0.001）均較高。此外，合并OSAHS組患者LSpO2明顯降低[（71.7±8.3）、（79.4±7.1）mm Hg（1 mm Hg=0.133 kPa），P=0.005]，且栓塞累及的肺段數量更多[（8±3）、（5±2）個，P=0.001]。兩組均采用抗凝和（或）溶栓治療，但無創正壓通氣（CPAP）在合并OSAHS的PTE患者中應用更顯著。 結論合并OSAHS的PTE患者年齡相對較小但病情較重，臨床上需要采取以抗凝和CPAP為主的綜合治療。
目的討論優質護理對哮喘患者疾病治療和控制的影響。 方法將2012年6月－2013年7月接受治療的100例哮喘病患者，隨機分成試驗組和對照組各50例。兩組均按照患者病情特點給予相關藥物治療，對照組給予常規護理，試驗組在常規護理的基礎上，采用以幫助患者建立“預防為主”觀念的優質護理，并就兩種護理方法對哮喘治療的效果和控制影響進行比較分析。 結果治療前兩組患者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預計值和最大呼氣流量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均有改善，且試驗組優于對照組（P＜0.05）。試驗組和對照組病情緩解者比例分別為86.0%（43/50）、64.0%（32/5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453，P=0.011）。試驗組哮喘完全控制者比例為34.8%（16/46），控制良好者為50.0%（23/46）；對照組哮喘完全控制者為18.8%（9/48），良好控制的患者為43.8%（21/48）；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Z=-2.533，P=0.011）。 結論優質護理能有效改善成人哮喘患者的生活質量，改善患者的肺功能，增強對哮喘的控制。
目的研究修正休克指數（MSI）及傳統生命體征評估指標與急診分診時進入搶救室患者比例的相關性，探討其對急診分診的意義和優勢。 方法回顧性納入2009年1月1日－5月31日就診于北京協和醫院急診科，經急診分診護士測量并記錄生命體征的患者22 153例次，計算相應休克指數（SI）、平均動脈壓（MAP）、MSI，估計MSI參考值范圍；按MSI參考值范圍分組后，比較各組間進入搶救室的患者比例；按脈搏、收縮壓、SI、MAP、MSI不同分組，分別計算各組患者進入搶救室所占比例，并計算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及比值比（OR）。 結果MSI參考值范圍約為0.34～1.70次/（min·mm Hg）（1 mm Hg=0.133 kPa）；陽性預測值：MSI（16.239%）＞MAP （6.115%）＞脈搏（5.746%）＞收縮壓（5.321%）＞SI（3.689%）；陰性預測值：五者接近且均較高。OR值：MSI（6.138）＞MAP（2.498）＞脈搏（2.431）＞收縮壓（2.117）＞SI（1.361）。 結論脈搏、收縮壓、SI、MAP、MSI值與急診分診時進入搶救室患者比例存在相關性，可以作為指導急診分診的指標，其中MSI可能更優。
目的探討避免顱內動脈瘤手術麻醉誘導期破裂的護理方法。 方法回顧性分析 2012 年 10 月-2013 年 10 月收治的 428 例顱內動脈瘤患者麻醉誘導期間護理方法。根據顱內動脈瘤破裂誘因:憂慮、緊張、激動、血壓忽然升高、體力勞動，采取護理措施避免誘因導致顱內動脈瘤在麻醉誘導期破裂，并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實施有針對性的麻醉誘導期護理。 結果428 例顱內動脈瘤患者麻醉誘導期間均未出現顱內動脈瘤破裂出血，有 2 例患者麻醉誘導期間收縮壓下降絕對值<80 mm Hg（1 mm Hg=0.133 kPa），其余患者麻醉誘導后生命體征均在正常范圍；術中顱內動脈瘤破裂出血 3 例。患者出院時預后良好者 385 例，預后差者 39 例，死亡 4 例。 結論在麻醉誘導期根據顱內動脈瘤破裂誘因及患者的具體情況采取護理措施，能夠有效控制其情緒，穩定麻醉誘導期血流動力學的波動，對減少術中動脈瘤破裂出血，提高顱內動脈瘤破裂夾閉手術治療效果，減少并發癥的發生及患者的預后有幫助。
目的了解述情障礙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患者病情評估中的臨床意義。 方法連續性收集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在含山縣人民醫院就診的慢阻肺患者, 共納入60例研究對象。根據改良英國呼吸困難指數(mMRC)、肺功能及急性加重風險進行慢阻肺綜合評估并分為4組, 采用多倫多述情障礙量表(TAS-20)評價述情障礙。 結果無述情障礙患者38例, 男20例、女18例, 平均年齡(72.7±8.7)歲。合并述情障礙患者22例, 男18例、女4例, 平均年齡(76.8±7.9)歲。述情障礙發病率為36.7%。無述情障礙患者組與合并述情障礙患者組間的性別、mMRC、肺功能分級、綜合評估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4個綜合評估組之間TAS-20各因子F1、F2、F3及TAS-20總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述情障礙評價與慢阻肺病情評估中的mMRC、肺功能分級及綜合評估分組呈明顯正相關性(P<0.05)。 結論述情障礙在慢阻肺患者中發病率較高, 且與慢阻肺病情評估關系密切。對慢阻肺患者綜合評估時需要關注述情障礙評價。
目的 探討乙型肝炎（乙肝）患者的免疫狀態與疾病進展及病情嚴重程度的關系。 方法 將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收治的 332 例乙肝患者按疾病進程分為急性乙肝（25 例）、慢性乙肝（237 例）及肝硬化（70 例）3 組，比較各組的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Ig）、補體及 T 淋巴細胞亞群等免疫指標有無差異。同時，將慢性乙肝患者按肝功能損害程度分為輕度組（24 例）、中度組（103 例）、重度組（72 例）和重型組（肝衰竭，38 例），肝硬化患者按有無肝癌分為肝癌組（13 例）和無肝癌組（57 例），比較上述免疫指標的差異。 結果 慢性乙肝組的各項免疫指標與急性乙肝組相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肝硬化組與急、慢性乙肝組相比，IgG 及 IgA 顯著升高，而 CD3+、CD4+ 及 CD8+ T 細胞計數明顯降低（P<0.05）。與無肝癌的肝硬化患者相比，有肝癌的肝硬化患者中男性患者和未行抗病毒治療者更多，且伴有 C3、C4 顯著升高（P<0.05）。隨著病情加重，慢性乙肝患者的谷丙轉氨酶、谷草轉氨酶、總膽紅素、Fibroscan 彈性值、IgG 及 IgA 均逐漸升高，而 C3、C4、CD3+ 及 CD4+ T 細胞計數逐漸下降。 結論 乙肝患者的免疫狀態與疾病進展有關，Ig、補體及 T 細胞計數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病情嚴重程度。C3、C4 升高的乙肝肝硬化患者應重視抗乙肝病毒治療，并警惕肝癌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