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評價術后早期應用阿司匹林加氯吡格雷雙聯抗血小板治療對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ABG）術后出血及輸血的影響。 方法 將2007年12月至2008年12月期間在我院成功接受CABG的249例患者，隨機分配到阿司匹林組 (A組）和阿司匹林加氯吡格雷組(AC組), A組125例（口服阿司匹林100 mg/d），AC組124例（口服阿司匹林100 mg/d＋氯吡格雷75 mg/d）；入選患者在術后48 h內開始抗血小板治療。比較兩組患者術前臨床基線資料，術中、術后情況；記錄兩組患者術后胸腔引流量、血液及血液制品使用量。通過線性回歸模型進行多因素分析，確定影響術后胸腔引流量增加的相關危險因素。 結果 兩組患者術前、術中的臨床基線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gt;0.05）；A組和AC組給予抗血小板藥物后的胸腔引流量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495.00±270.89 ml vs.489.25±316.68 ml，t=0.146，P=0.884）；A組和AC組輸血例數(81例vs.91例，χ2=1.937，P=0.164)、紅細胞用量(2.51±2.88 U vs.2.25±2.87 U,t=0.690，P=0.491)及血漿用量(195.45±300.88 ml vs. 223.01±238.68 ml,t=0.759，P=0.449)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兩組患者中均未發生圍術期死亡、二次開胸止血或嚴重的胸外出血情況。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顯示：術后早期應用雙聯抗血小板治療與術后胸腔引流量之間無顯著相關性（r=2.297，95%CI：-64.526，69.121，P=0.946）。 結論 遵循事先確定的給藥方案，在CABG術后早期應用阿司匹林加氯吡格雷不會導致術后出血的增加。
目的探討磁共振成像（MRI）聯合超聲（US）檢查在評估乳腺癌新輔助化療（NAC）后完全病理緩解（pCR）中的臨床價值。方法回顧性收集 2016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間在青島大學附屬醫院乳腺病診療中心完成了 NAC 后手術切除且符合納入標準的原發性浸潤性乳腺癌患者的 MRI 和 MRI 聯合 US 檢查評估 NAC 療效的影像學資料。將單獨使用 MRI 評估和 MRI 聯合 US 評估結果分為影像學完全緩解（rCR）和影像學非完全緩解（non-rCR）。以術后病理學結果為金標準，比較 rCR 和 non-rCR 患者的 pCR 率并計算單獨 MRI 和 MRI 聯合 US 預測 pCR 的敏感度、特異度和陽性預測值（PPV），并進一步分析其對 4 種亞型乳腺癌 pCR 的評估價值。結果① 按照納入和排除標準，共納入 146 例符合標準的原發性浸潤性乳腺癌患者，其中 HR+/HER2+亞型 34 例、HR+/HER2–亞型 63 例、HR–/HER2+亞型 23 例、HR–/HER2–亞型 26 例。② NAC 后經術后病理檢測結果顯示 pCR 者共 36 例，其中在 HR+/HER2+亞型中 9 例（26.5%）、在 HR+/HER2–亞型中 10 例（15.9%）、在 HR–/HER2+亞型中 8 例（34.8%）、在 HR–/HER2–亞型中 9 例（34.6%）。③ NAC 后，單獨 MRI 評估 rCR 28 例中有 22 例（78.6%）術后達到 pCR，MRI 聯合 US 評估 rCR 21 例患者中有 17 例（81.0%）術后達到 pCR，單獨 MRI 和 MRI 聯合 US 評估 pCR 的 PPV 值分別為 78.6% 和 81.0%。④ 無論是單獨 MRI 還是 MRI 聯合 US 預測 NAC 后 pCR 的 PPV 值在 HR–/HER2–亞型乳腺癌患者均為最大（分別為 85.7% 和 100%），在 HR+/HER2–中均為最小（分別為 71.4% 和 60.0%）。結論對于整體原發性浸潤性乳腺癌患者而言，NAC 后療效評估采用 MRI 聯合 US 優于單獨 MRI，且在不同亞型乳腺癌患者中除了 HR+/HER2–亞型，仍是 MRI 聯合 US 較單獨 MRI 能更有效地預測 NAC 后療效。
目的 分析使用雙側乳內動脈（BIMA）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ABG）后的早期臨床及 CT 結果和橋血管流量，探討手術的安全性、有效性及橋流量特點。 方法 回顧性分析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7 月我院使用雙側乳內動脈行 CABG 52 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46 例、女 6 例，平均年齡（56.6±6.8）歲。所有患者均在體外循環下進行，帶蒂方式獲取雙側乳內動脈，根據靶血管情況設計搭橋路徑。完成吻合后，取平均動脈壓 70 mm Hg 時使用 Veri Q 系統行橋血管即時流量測定。出院前行冠狀動脈 CT 檢查，評估橋血管通暢情況。評價圍術期結果、早期 CT 結果及橋流量。 結果 無手術死亡。平均手術時間（4.7±0.6）h，平均體外循環時間（114.8±20.6）min，平均主動脈阻斷時間（82.8±17.6）min，平均呼吸機使用時間（17.6±10.5）h，平均 ICU 停留時間（2.7±1.8）d。平均遠端吻合口數（4.6±0.8）個。1 例患者出現胸骨松動、傷口愈合不良，行清創縫合后治愈，其余患者無手術并發癥，均康復出院。左乳內動脈橋平均流量（28.1±11.4）ml/min，平均搏動指數 2.2±0.6；右乳內動脈橋平均流量（27.3±12.0）ml/min，平均搏動指數 2.4±0.8；大隱靜脈橋平均流量（41.5±21.5）ml/min，平均搏動指數 2.2±0.7。左乳內動脈橋與右乳內動脈橋平均流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978）。左乳內動脈橋、右乳內動脈橋平均流量分別與大隱靜脈橋平均流量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0）。出院前 CT 顯示無橋血管狹窄出現；7 支靜脈橋、5 支動脈橋吻合口遠端顯影淺淡，但仍通暢；2 支靜脈橋未顯影，提示橋血管閉塞。 結論 使用 BIMA 行 CABG，手術安全性高、并發癥少；雙側乳內動脈橋流量相當，動脈橋早期無狹窄閉塞，是穩定理想的冠狀動脈旁路移植物。
目的 分析合并糖尿病對雙側乳內動脈（BIMA）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ABG）手術效果的影響。 方法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8 月，我科應用 BIMA 行 CABG 的患者共 182 例，其中男 153 例、女 29 例，年齡（56.5±6.8）歲。按是否合并糖尿病進行分組，并應用傾向評分匹配進行配對，分為糖尿病組（n=66）和無糖尿病組（n=66）。其中糖尿病組男 53 例、女 13 例，年齡（57.8±7.2）歲；無糖尿病組男 56 例、女 10 例，年齡（56.3±6.0）歲。回顧性分析兩組術中情況、術后并發癥及術后 3 個月復查冠狀動脈計算機斷層掃描血管造影（CTA）的情況，并分析糖化血紅蛋白（HbA1c）對上述指標的影響。 結果 傾向評分匹配后糖尿病組和非糖尿病組的各項術前指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術后兩組胸骨切口并發癥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466）。術后 3 個月冠狀動脈 CTA 提示兩組乳內動脈（IMA）和大隱靜脈（SVG）通暢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730、0.684）。術前 HbA1c 異常者 54 例，其術后胸骨切口并發癥發生率顯著高于 HbA1c 正常組（P=0.006）。出現胸骨切口并發癥者 HbA1c 水平顯著高于無胸骨切口并發癥者（P=0.016）。 結論 合并糖尿病并不增加胸骨切口并發癥等圍手術期并發癥，不應成為應用 BIMA CABG 的顧慮。對合并糖尿病患者，應注意將糖化血紅蛋白控制在正常水平。
目的 分析骨骼化與帶蒂兩種方法獲取雙側乳內動脈（BIMA）對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ABG）術后早期效果的影響。 方法 回顧性分析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我科使用 BIMA 行 CABG 152 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128 例、女 24 例，平均年齡（56.5±6.8）歲。按乳內動脈獲取方式分為骨骼化（s-BIMA）組和帶蒂（p-BIMA）組。s-BIMA 組 73 例，男 61 例、女 12 例，平均年齡（56.6±7.0）歲；p-BIMA 組 79 例，男 67 例、女 12 例，平均年齡（56.3±6.7）歲。比較兩組術中情況、術后并發癥及引流量、出院前復查冠狀動脈 CTA 的情況。 結果 無圍手術期死亡。兩組手術時間、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術中乳內動脈流量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s-BIMA 組胸骨切口并發癥 1 例（1.4%），為嚴重胸骨切口并發癥；p-BIMA 組胸骨切口并發癥 5 例（6.3%），包括嚴重胸骨切口并發癥 1 例（1.3%），輕微胸骨切口并發癥 4 例（5.1%）。s-BIMA 組乳糜胸 1 例（1.4%），p-BIMA 組乳糜胸 7 例（8.9%）。s-BIMA 組術后當日及術后 3 d 引流量均低于 p-BIMA 組（P=0.000，0.001）。出院前復查冠狀動脈 CTA 無乳內動脈閉塞病例。 結論 骨骼化獲取雙側乳內動脈的安全性、可靠性與傳統帶蒂獲取方法相同。骨骼化獲取技術可以減少術后胸骨切口并發癥及乳糜胸，減少術后引流量。獲取雙側乳內動脈時應首選骨骼化獲取技術。
目的 分析外科和介入復合技術（hybrid surgical and interventional ablation，HA）治療持續性心房顫動（房顫）療效是否優于單純胸腔鏡下外科射頻消融（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ical radiofrequency ablation，VATS-RA）。 方法 2010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連續 79 例持續性房顫患者在阜外醫院接受 VATS-RA 或 HA 治療，其中，VATS-RA 治療 60 例，為單純外科組，男 48 例、女 12 例，平均年齡（56.0±7.6）歲；HA 治療 19 例，為復合組，男 14 例，女 5 例，平均年齡（58.0±7.3）歲。術后 3 個月、6 個月、1 年和每年進行定期隨訪。術后恢復竇性心律定義為，隨訪期間 24 h 或 7 d 動態心電圖提示竇性心律并未出現持續時間≥30 s 的快速性房性心律失常（房顫、心房撲動或房性心動過速）。 結果 78 例（98.7%）持續性房顫患者完成隨訪。盡管復合組術前左房前后徑[（49.1±5.3）mm] 明顯大于單純外科組[（41.7±6.2）mm，P<0.001]，但復合組總體竇性心律維持率（94.7%）優于單純外科組（64.4%，P=0.011），復合組免除抗心律失常藥物（AADs）治療和導管消融竇性心律維持率（84.2%）也優于單純外科組（50.8%，P=0.010）。 結論 HA 治療持續性房顫療效優于單純 VATS-RA，但需要更大樣本量的前瞻性研究進一步驗證。
目的總結雙側骨骼化乳內動脈在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ABG）中應用的早期臨床結果。方法回顧性分析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我院使用雙側骨骼化乳內動脈行 CABG 62 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54 例、女 8 例，平均年齡（56.8±6.0）歲。觀察橋血管流量、圍術期臨床結果及冠狀動脈 CT 結果。結果全組患者手術均在體外循環下完成，共完成 124 支乳內動脈吻合，同時使用大隱靜脈吻合 116 支，平均遠端吻合口數目（4.5±0.8）個。平均體外循環時間（116.4±22.9）min，平均主動脈阻斷時間（83.0±18.3）min，平均呼吸機使用時間（20.8±21.3）h，住 ICU 時間（2.7±1.7）d。左側乳內動脈橋平均流量（28.8±12.4）mL/min，右側乳內動脈橋平均流量（32.8±13.8）mL/min，大隱靜脈橋平均流量（41.5±21.5）mL/min；雙側乳內動脈橋血管平均流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12）。全組患者無圍術期死亡、心肌梗死、腦血管意外發生。1 例男性患者胸骨愈合不良，行清創縫合后治愈。CT 血管成像顯示 7 支靜脈橋、5 支動脈橋吻合口遠端顯影淺淡，但仍通暢；1 支靜脈橋未顯影，提示橋血管閉塞。結論在 CABG 中使用雙側骨骼化乳內動脈安全可靠，具有良好的早期結果。
本文介紹不報告偏倚（證據缺失偏倚）風險評價工具ROB-ME的主要內容，包括其制訂背景、適用范圍、相關信號問題以及決策路徑等。ROB-ME工具具有邏輯清晰、細節完善、操作簡便、適用性良好等優點，在評價不報告偏倚風險方面具有相當大的優勢，可為臨床研究者提供權威參考，值得推廣和應用。
目的 探討肺動脈內膜剝脫術（PEA）治療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動脈高壓（CTEPH）合并嚴重右心功能衰竭（RHF）患者的安全性與有效性。 方法 回顧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阜外醫院行 PEA 36 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28 例、女 8 例，平均年齡（46.56±11.85）歲。根據紐約心臟病協會（NYHA）心功能分級將 36 例患者分為術前合并嚴重RHF組（Ⅲ～Ⅳ 級，n=28）及術前未合并嚴重 RHF 組（Ⅱ 級，n=8），對 PEA 手術前后血流動力學參數進行統計并進行 3～18 個月短中期隨訪。 結果 36 例患者 PEA 術后，肺動脈平均壓、肺血管阻力術后均有顯著性改善[肺動脈平均壓由（49.58±13.14）mm Hg 降至（23.58±10.79）mm Hg，肺血管阻力由（788.46±354.60）dyn·s/cm5 降至（352.89±363.49）dyn·s/cm5，P<0.001]。全組患者無院內死亡。術后發生持續性肺動脈高壓 2 例，灌注肺 2 例，心包積液 2 例，隨訪期間未發生死亡，其中 34 例患者心功能改善至 NYHA Ⅰ～Ⅱ 級（WHO Ⅰ～Ⅱ 級 CTEPH），僅 2 例患者仍維持在 NYHA Ⅲ 級（P<0.01）。術后超聲隨訪僅 2 例患者仍存在持續性肺動脈高壓（定義為超聲預測肺動脈收縮壓>40 mm Hg）。 結論 PEA 作為 CTEPH 患者治療方案，可顯著改善患者血流動力學結果從而改善患者術后心功能、提高患者生存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