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治療是通過向靶細胞或組織中引入外源基因片段來糾正疾病狀態。基因治療依賴所采用的載體系統使外源基因編碼的蛋白在靶組織中高效、穩定的表達。視網膜疾病基因治療中較為常用的載體是重組腺相關病毒載體、腺病毒載體、慢病毒載體等病毒類載體。通過將外源目的基因與促進子包裝于病毒衣殼后制成病毒載體，再將載體注射入眼內。但最終將視網膜疾病基因治療應用于臨床尚有許多關鍵問題需要解決，如基因表達產物的調控、基因轉移靶向性的控制、合適基因載體的選擇、載體及導入物質引起的免疫反應等。隨著對視網膜疾病分子遺傳機制了解的不斷深入及新技術和載體的發展，視網膜疾病基因治療必將成為現實。
脂聯素(APN)是由脂肪細胞分泌的一種生物活性多肽或蛋白質, 具有增敏胰島素、抗新生血管、抗炎癥反應等生物學特性。近年來研究表明, 血漿APN的變化與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老年性黃斑變性和高血壓視網膜病變等常見視網膜疾病相關。血清APN水平降低可能引起微血管病變從而促使DR的發生。局部應用外源性APN可抑制實驗性脈絡膜新生血管的形成。APN可能通過調節促炎癥細胞因子和生長因子的表達來發揮抗新生血管形成的生物學效應。調控APN及其受體可能成為干預視網膜血管性疾病的一種新途徑。
目的觀察病理性近視（PM）視網膜劈裂（MRS）與后鞏膜葡萄腫（PS）的相關性，初步探討MRS發生的影響因素。方法回顧性病例系列研究。2016年11月至2019年11月于河南省立眼科醫院檢查確診的PM伴MRS患者38例60只眼納入研究。其中，男性10例，女性28例；雙眼13例，單眼25例。平均年齡（49±13）歲。均行BCVA、散瞳檢影驗光、頻域OCT、三維磁共振成像（3D-MRI）檢查以及眼軸長度（AL）測量。依據頻域OCT檢查結果將MRS分為內層劈裂、外層劈裂和混合型劈裂；依據3D-MRI掃描結果將PS分為寬黃斑型、窄黃斑型、繞盤型、鼻側型、盤下型和其他類型。MRS與PS之間相關性行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檢驗。結果60只眼中，MRS合并PS 58只眼（96.77%）。其中，寬黃斑型、窄黃斑型、繞盤型、鼻側型、盤下型、其他類型分別為30（51.72%）、19（32.75%）、1（1.72%）、2（3.48%）、2（3.48%）、4（6.85%）只眼；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混合型劈裂分別為10（17.24%）、24（41.38%）、24（41.38%）只眼。窄黃斑型PS 19只眼中，MRS累及中心凹16只眼；其余形態PS 39只眼中，MRS累及中心凹22只眼。窄黃斑型與其余類型累及中心凹眼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44）。MRS累及中心凹與窄黃斑型PS相關度中等（Cramer's V=0.275）。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混合型劈裂患者年齡分別為（44±12）、（56±10）、（44±13）歲。內層劈裂患者較外層劈裂患者年輕，外層劈裂患者較內層劈裂、混合型劈裂患者年齡大，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0、0.010、0.060）。結論PM伴MRS多發生于PS患眼，且以黃斑型PS（寬黃斑型、窄黃斑型）為主。
目的觀察來源于Leber遺傳性視神經病變（LHON）患者永生化皮膚成纖維細胞的線粒體功能，初步探討其作為細胞模型研究的可行性。方法基礎研究。通過河南省立眼科醫院遺傳門診眼科招募LHON患者2例和健康志愿者2名。獲取受試者皮膚組織，通過感染SV40病毒構建4株永生化皮膚成纖維細胞，分別為2例LHON患者細胞（LHON-1、LHON-2細胞）和2名健康志愿者細胞（NC-1、NC-2細胞）。采用透射電子顯微鏡觀察LHON、NC細胞線粒體形態；檢測細胞中活性氧（ROS）、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氧化態（NAD+）和還原態（NADH）、三磷酸腺苷（ATP）水平；seahorse線粒體壓力檢測法測定細胞耗氧量；細胞計數試劑盒8（CCK-8）檢測細胞活力。LHON和NC細胞中ROS、NAD+、NADH和ATP水平，以及基礎耗氧量、最大耗氧量、ATP相關耗氧量、細胞存活率之間的比較行單因素方差分析。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與NC-1、NC-2細胞比較，LHON-1、LHON-2細胞線粒體嵴數量明顯減少；ROS水平升高，NAD+/NADH和ATP水平下降，且細胞耗氧量明顯抑制。CCK-8檢測結果顯示，應激條件下LHON-1、LHON-2細胞存活能力更差。結論LHON患者來源的永生化皮膚成纖維細胞系存在線粒體功能和能量代謝障礙。
目的定位1個Usher綜合征2型（USH2）家系的致病基因突變。方法1個USH2家系3代7名成員納入研究。其中，患者2例、健康成員5名。2例患者均為男性。所有受試者均行最佳矯正視力、裂隙燈顯微鏡、間接檢眼鏡、全視野視網膜電圖、光相干斷層掃描、視野檢查。采集所有受試者外周靜脈血3 ml，提取基因組DNA。選擇136個遺傳性視網膜疾病致病基因作為目標基因；將提取的DNA采用高通量測序并與數據庫對比，確定候選致病基因突變位點。聚合酶鏈反應和直接測序法在家系成員及100名正常對照者中進行驗證，確定致病性突變位點。結果DNA測序發現，2例患者均攜帶USH2A基因第27號外顯子c.5459T＞C（p.M1820T）、第7號外顯子c.1190T＞A（p.I397K）、第5號外顯子c.802G＞A（p.G268R）3個雜合性錯義突變，其中c.5459T＞C和c.1190T＞A為新發現突變。患者表型正常的父親、母親分別為c.1190T＞A（p.I397K）錯義突變攜帶者和c.5459T＞C（p.M1820T）和c.802G＞A（p.G268R）復合雜合突變攜帶者。根據基因檢測結果表明該家系的遺傳方式為常染色體隱性遺傳。其余表型正常的家系成員和正常對照者均未同時檢測到這3個突變位點。突變在該家系中呈現共分離狀態。結論USH2A基因雜合性錯義突變c.5459T＞C（p.M1820T）、c.1190T＞A（p.I397K）、c.802G＞A（p.G268R）是該家系的致病基因。
目的觀察2型Usher綜合征（USH2）和視網膜色素變性（RP）患者的基因突變型及其臨床表型。方法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于河南省立眼科醫院就診的USH2和RP 3個家系的4例患者和11名正常家系成員納入研究。詳細詢問病史并行視力、眼底彩色照相、OCT、視野、全視野ERG檢查。3個家系中，家系1為USH2；家系2、3為RP。采集患者及其家系成員外周靜脈血，提取全基因組DNA，應用基于靶向捕獲的二代測序技術進行基因測序，對可疑致病突變位點通過Sanger進行驗證，并在家系成員中進行共分離。結果家系1 先證者除眼底有RP表現外，同時合并神經性耳聾。基因檢測結果顯示，先證者USH2A基因第64、5號外顯子分別存在c.13877-13880 del AGAC（p. Q4626P）（M1）、c.798 del T（p. F266L）（M2）2個雜合性移碼突變。家系2、3先證者僅有眼底典型RP表現。基因檢測結果顯示，家系2先證者USH2A基因第70、37、29號外顯子分別存在c.15178T＞c（p. S5060P）（M3）、c.6986C＞A（p. P2329H）（M4）2個雜合性錯義突變和c.5836C＞T（p. R1946X）（M5）終止突變。家系3先證者USH2A基因第67、57號外顯子分別存在c.14951C＞T (p. P4984L)（M6）、c.11156G＞A (p. R3719H)（M7）2個雜合性錯義突變。保守性分析結果顯示，USH2A p. Q4626P、p. F266L、p. S5060P、p. P2329H、p. P4984L所對應的氨基酸位點在多個物種中均高度保守。檢測出的7個致病突變中，M1～M4、M6為新發現突變位點。結論USH2A基因突變是導致USH2和非綜合征性RP的主要原因；不同突變位點影響蛋白質翻譯和合成，導致不同臨床表型。
目的確定1個具有無色素性視網膜色素變性（RPSP）表型的Usher綜合征（USH）家系的致病基因及其與眼部表現相關性。方法回顧性臨床研究。2019年11月于河南省人民醫院眼科門診檢查確診的具有RPSP表現的1F型USH患兒1例和其父母納入研究。患兒女，9歲。雙眼夜盲4年余；聽力下降7年，目前雙耳感音神經性耳聾。雙眼最佳矯正視力0.5+。眼底未見明顯色素沉著。外圍視野視敏度下降。光相干斷層掃描檢查，周邊視網膜外層變薄，橢圓體帶消失。視網膜電圖檢查，視桿、視錐系統反應重度下降。患兒父母臨床表型正常。抽取患兒及其父母外周靜脈血，提取全基因組DNA，采用自主研發的靶向捕獲試劑盒（PS400），使用二代基因測序技術檢測基因變異，對可疑致病突變位點通過Sanger測序進行驗證，并在家系成員中進行共分離。依據序列變異解讀標準和指南對變異進行致病性評估；利用生物信息學技術評估變異對編碼蛋白的影響。結果基因檢測結果顯示，先證者檢測到PCDH15基因c.4109dupA（p.K1370fs）（M1）、c.17dupA（p.Y6_L7delinsX）（M2）復合雜合突變位點，經Sanger測序驗證，變異在該家系中呈共分離狀態。經序列變異解讀標準和指南評估，M1、M2均為PCDH15基因致病性變異，M1導致編碼蛋白跨膜結構完全改變，M2導致基因僅能翻譯出6個氨基酸，預測不能合成PCDH15蛋白。根據臨床表型、基因變異致病性以及蛋白結構預測，最終臨床診斷為PCDH15相關1F型USH。結論PCDH15基因c.4109dupA、c.17dupA為該家系患兒USH的致病突變位點，該復合雜合新突變導致PCDH15蛋白無法正常合成，從而引起眼部及耳部表現。
目的 分析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眼科相關研究熱點。方法 以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PubMed數據庫為數據源，檢索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2月22日美國醫學索引Medline收錄的COVID-19疫情眼科相關文獻，語言類型限定為英文和中文，共檢索到相關文獻1 592篇。通過閱讀文獻標題及摘要，逐條審核文獻內容，排除會議通知、編者按等類型文獻及內容關聯不強的文獻，最終納入文獻1 547 篇。采用書目共現分析系統BICOMB 2.02軟件統計主要主題詞/副主題詞和去除副主題詞后主要主題詞出現頻次，統計COVID-19疫情眼科相關研究發文量前十期刊的發文量；采用VosViewer 1.6.18軟件進行合作者網絡及主要主題詞聚類分析，統計并記錄COVID-19疫情眼科相關研究活躍作者發文情況及國家或地區分布。結果 1 547篇文獻中，相關研究活躍學者主要來自印度、意大利、新加坡、西班牙等國家和中國香港地區等；發文量前十的期刊總計發文量617篇（39.88%，617/1 547）。高頻主要主題詞/副主題詞主要集中于COVID-19、病毒性肺炎、冠狀病毒感染、眼病的流行病學、并發癥、防控、診斷、病毒學，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冠狀病毒2型、β冠狀病毒分離與純化，眼科教育、組織與管理，遠程醫療，衛生保健的組織與管理，毛霉菌病診斷。去除副主題詞后，高頻主要主題詞還包括結膜炎、眼眶疾病、視網膜疾病、視神經脊髓炎、視網膜靜脈阻塞、近視等眼部疾病，多發性硬化、米勒費雪癥候群等眼部相關系統性疾病，COVID-19治療藥物羥基氯喹、血管生成抑制劑，疫苗接種等。結論 COVID-19疫情眼科相關研究在全球范圍內受到普遍關注，涉及眼前后節多種眼部疾病。COVID-19相關毛霉菌病、羥基氯喹與可能的視網膜毒性、疫苗接種后可能的眼部不良反應等研究也值得關注。
目的對比觀察增生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PDR）患眼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和掃頻源光相干斷層掃描血管成像（SS-OCTA）視網膜毛細血管無灌注區面積測量結果。方法橫斷面研究。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于河南省人民醫院眼科確診為PDR的11例患者18只眼納入研究。采用德國Heidelberg公司Spectralis HRA+OCT行FFA檢查，視微影像（河南）科技有限公司VG200D行SS-OCTA檢查。SS-OCTA采集視網膜層、淺層毛細血管層（SCP）、深層毛細血管層（DCP）圖像。觀察范圍為以黃斑中心凹為中心，共同呈現于55° FFA圖像和80°×60° SS-OCTA圖像中且邊界清晰的49個片狀毛細血管無灌注區。其面積測量由3名測量者獨立完成。3名測量者之間兩種檢查方法測得的毛細血管無灌注區面積比較采用配對樣本t檢驗或配對樣本Wilcoxon檢驗。結果3名測量者FFA、SS-OCTA測得的視網膜層、SCP、DCP無灌注區面積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且一致性好（一致性相關系數＞0.9，P＜0.05）。FFA測得的毛細血管無灌注區面積為0.786 mm2；SS-OCTA測得的視網膜層、SCP無灌注區面積中位數分別為0.787、0.791 mm2，DCP無灌注區面積平均為（0.878±0.366）mm2。FFA與SS-OCTA測得的視網膜層、SCP無灌注區面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4、0.198）；SS-OCTA測得的DCP無灌注區面積較FFA明顯增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可重復性分析結果顯示，SS-OCTA測得的DCP無灌注區面積數據中，93.88%（46/49）測量值大于FFA所測結果。結論SS-OCTA測得的PDR患眼DCP視網膜無灌注區面積大于FFA。
目的比較基于彩色眼底像閱片的人工智能（AI）系統分別在社區和醫院篩查和（或）診斷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的效率和差異，初步評價其應用價值。方法回顧性和前瞻性相結合研究。回顧性收集2018年7月至2021年3月于河南省眼科研究所連續就診的老年糖尿病患者1 608例的臨床資料。其中，男性659例，女性949例；年齡中位數64歲。前瞻性收集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以社區為來源主動招募的老年糖尿病患者496例的臨床資料。其中，男性202例，女性294例；年齡中位數62歲。由眼科或經培訓的內分泌科醫生對患者行雙眼免散瞳眼底彩色照相檢查，拍攝以黃斑中心凹為中心后極部45°正位片。AI系統基于深度學習YOLO源碼開發，采用“AI+人工復核”方式最終確定DR診斷并分為0～4期，其中1期為無需轉診DR，2～4期為需轉診DR。結果AI總讀片1 989例（94.5%，1 989/2 104），其中社區、醫院來源患者分別為437（88.1%，437/496）、1 552（96.5%，1 552/1 608）例。社區來源AI讀片率低于醫院來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1.612，P＜0.001）。社區圖像質量差的主要原因為小瞳孔（47.1%，24/51）、白內障（19.6%，10/51）、白內障合并小瞳孔（21.6%，11/51）。AI診斷DR陰性62.4%（1 241/1 989）；其中，社區、醫院來源分別為84.2%、56.3%，社區來源AI診斷DR陰性率高于醫院，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13.108，P＜0.001）。AI診斷需轉診DR 20.2%（401/1 989）。其中，社區、醫院來源分別為6.4%、24.0%，社區來源AI診斷需轉診DR率低于醫院，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65.655，P＜0.001）。不同來源AI診斷DR不同分期患者構成比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3.435，P=0.001）。其中，社區來源患者以無需轉診DR為主（52.2%，36/69）；醫院來源患者以需轉診DR為主（54.9%，373/679），且已治療DR檢出率更高（14.3%）。AI自動識別眼底病灶數順位中，社區、醫院來源排首位的分別為玻璃膜疣（68.4%）和視網膜內出血（48.5%）。結論AI診斷DR，社區以無需轉診DR為主，更適合篩查早期DR；醫院以需轉診DR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