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安廣琪, 戴方方, 金學民, 雷博. 聯合應用光相干斷層掃描和三維磁共振成像對病理性近視視網膜劈裂與后葡萄腫關系的初步研究.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20, 36(10): 777-782.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200304-00093 復制
病理性近視(PM)患者視力喪失主要由病理結構改變引起,近視性視網膜劈裂(MRS)是其重要因素,也是近視性牽引性黃斑病變(MTM)發生的重要階段[1-2]。OCT檢查結果是MRS診斷及鑒別診斷的重要臨床依據[3-5]。后葡萄腫(PS)是PM的標志性改變,也是MTM發生的重要原因[6-7]。PS為眼球后部局限性外突,臨床廣泛認可的定義為Spaide等[8]提出的“曲率半徑小于相鄰、未突出球壁的曲率半徑的眼球壁外突”。目前PS診斷主要由B型超聲確定,但B型超聲為二維圖像,不能全面反映PS形態[9]。近年,三維磁共振成像(3D-MRI)技術可對PS進行更加直觀、立體、可視化觀察,更方便臨床分型及指導手術[10-11]。既往文獻報道,PS形成是MRS的重要發生因素[12-13]。目前多數研究為基于B型超聲的PS分型與MRS發生位置及類型相關研究[14-16],而基于3D-MRI的PS新分型即Ohno-Matsui[17]的5種分型與MRS相關性研究尚少。本研究對一組PM伴MRS患眼進行了3D-MRI掃描及OCT檢查,分析MRS發生位置與PS的相關性。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回顧性病例系列研究。根據《赫爾辛基宣言》的宗旨,患者知情同意后,收集其人口學信息和臨床檢查結果。
2016年11月至2019年11月于河南省立眼科醫院檢查確診并行3D-MRI檢查的PM伴MRS患者38例60只眼納入本研究。其中,男性10例,女性28例;雙眼13例26只眼,單眼25例25只眼。年齡19~77歲,平均年齡(49±13)歲。
納入標準:臨床診斷為PM且行3D-MRI檢查者,等效球鏡(SE)<-8.0 D,或眼軸長度(AL)>26.5 mm。排除標準:(1)存在嚴重全身系統性疾病,或有幽閉恐懼癥等不適宜行3D-MRI檢查,或3D-MRI圖像質量不佳者;(2)屈光間質明顯混濁,固視差不能配合檢查,OCT掃描質量不能達到要求者;(3)合并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青光眼、葡萄膜炎者;(4)有眼部手術及外傷史者。
患眼均行BCVA、裂隙燈顯微鏡、間接檢眼鏡、散瞳檢影驗光、頻域OCT、3D-MRI檢查以及AL測量。采用標準對數視力表行BCVA檢查,統計時換算為logMAR視力;采用德國Carl Zeiss公司 IOL Master(版本5.4)測量AL。60只眼中,log MAR BCVA 0.00~1.00;SE-6.00~-26.00 D,平均SE(-15.15±5.00)D;AL 25.81~33.41 mm,平均AL(29.40±1.70)mm。
采用德國Carl Zeiss公司Inc SW型(版本4.5.1.11)OCT儀對眼底后極部進行掃描,觀察MRS形態并分型。掃描線長度6~9 mm。MRS為視網膜層間分離,但仍由Müller細胞連接[18]。參照文獻[19]的標準將MRS分為內層劈裂、外層劈裂和混合型劈裂(內層+外層劈裂)。內層劈裂:視網膜神經纖維層(RNFL)間或RGC層分離;外層劈裂:外叢狀層和外顆粒層中的分離;混合型劈裂:同時出現內層及外層劈裂[20]。圖像采集由專業且熟練眼科醫師完成;兩名經驗豐富的眼底病專業醫師閱片并分類,出現異議時由第三名高年資眼底病專業醫師裁決。
采用德國Siemens公司Prism 3.0T或美國GE公司 Discovery 750 plus 3.0T和32通道頭線圈對患眼進行3D序列MRI掃描,觀察PS形態并確定分型。通過后期處理形成3D-MRI影像,具體方法參見文獻[21]。參照文獻[17]的標準將PS分為寬黃斑型、窄黃斑型、繞盤型、鼻側型、盤下型和其他類型。所有3D-MRI圖像均由操作熟練的影像科醫師采集完成;兩名經驗豐富的眼底病專業醫師進行閱片分型,出現異議時由第三名高年資眼底病專業醫師裁決。
采用SPSS 25.0軟件行統計學分析。定量資料年齡、SE、AL經K-S檢驗符合正態分布,以均數±標準差()表示;BCVA不符合正態分布。MRS類型與年齡、SE、AL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與BCVA比較行秩方差分析。定性資料采用率(%)描述。MRS與PS之間相關性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檢驗,相關性分析采用Cramer's V系數表示。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60只眼中,內層劈裂(圖1A)、外層劈裂(圖1B)、混合型劈裂(圖1C)分別為10(16.67%)、24(40.00%)、26(43.33%)只眼。合并PS 58只眼(96.77%),無PS 2只眼(3.33%)。合并PS 58只眼中,寬黃斑型(圖2A)、窄黃斑型(圖2B)、繞盤型(圖2C)、鼻側型(圖2D)、盤下型(圖2E)、其他類型分別為30(51.72%)、19(32.75%)、1(1.72%)、2(3.48%)、2(3.48%)、4(6.85%)只眼;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混合型劈裂分別為10(17.24%)、24(41.38%)、24(41.38%)只眼。未合并PS 2只眼為混合型劈裂,來自同一例雙眼患者。


寬黃斑型PS 30只眼中,MRS累及中心凹20只眼,未累及中心凹10只眼;其余形態PS 28只眼中,MRS累及中心凹18只眼,未累及中心凹10只眼。寬黃斑型PS與其余形態PS累及中心凹眼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36,P=0.849)。窄黃斑型PS 19只眼中,MRS累及中心凹16只眼,未累及中心凹3只眼;其余形態PS 39只眼中,MRS累及中心凹22只眼,未累及中心凹17只眼。窄黃斑型PS與其余型態PS累及中心凹眼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44)。MRS累及中心凹與窄黃斑型PS相關度中等(Cramer's V =0.275)。窄黃斑型PS較其他形態PS更容易累及中心凹(表1)。

寬黃斑型PS 30只眼中,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混合型劈裂分別為6(25.00%)、11(36.67%)、13(41.93%)只眼;其余形態PS 28只眼中,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混合型劈裂分別為4(14.29%)、13(46.42%)、11(39.29%)只眼。寬黃斑型PS與其余形態PS不同MRS類型眼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511,P=0.775)。窄黃斑型PS 19只眼中,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混合型劈裂分別為3(15.79%)、10(52.63%)、6(31.58%);其余形態PS 39只眼中,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混合型劈裂分別為7(17.96%)、14(35.89%)、18(46.15%)只眼。窄黃斑型PS與其余形態PS不同MRS類型眼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744,P=0.418)(表2)。

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混合型劈裂患者年齡分別為(44±12)、(56±10)、(44±13)歲。平均SE分別為(16.25±5.28)、(14.92±4.43)、(15.18±5.20)D;平均AL分別為(29.99±2.43)、(29.68±1.80)、(28.86±1.78)mm;logMAR BCVA分別為0.56(0.18~1.0)、0.82(0.56~1.3)、0.82(0.4~1.3)。不同MRS類型患者間年齡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7.999,P=0.001);兩兩比較,內層劈裂患者較外層劈裂患者年輕,外層劈裂患者較內層劈裂、混合型劈裂患者年齡大,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0、0.010、0.060)。不同MRS類型患者間平均SE(F=0.370)、AL(F=1.838)、logMAR BCVA(K=3.255)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692、0.161、0.196)。
3 討論
PS與長AL、脈絡膜視網膜萎縮密切相關,因此PS被認為是MRS發生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13]。引起MRS發生的矢量力為以下4種力相互作用產生:(1)玻璃體對視網膜的支撐力;(2)玻璃體后皮質及視網膜血管向前牽引力[22];(3)視網膜Müller細胞及其他細胞間的粘附力;(4)鞏膜曲率變化及伸長引起視網膜伸長形成的向后的拉伸力。
本研究結果顯示,96.67%的MRS患眼合并PS,提示PS是MRS發生的重要因素。伴隨PS的發生主要產生向后的拉伸力,本組患眼中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患眼分別占17.24%、41.38%。這提示PS的發生與外層MRS關聯性更大。但本研究采用的頻域OCT無法完整清晰地反映玻璃體牽引及玻璃體視網膜界面情況,該結論尚待驗證。
MRS形成可歸納為以下病理過程:PM患眼玻璃體后脫離過程中玻璃體后皮質牽引形成指向眼球中心的牽引力,AL的增長與PS的產生形成背離眼球中心的拉伸力;同時,PS形成導致的脈絡膜視網膜萎縮,視網膜層間的黏附力降低。在各種力的共同作用下,視網膜層間分離,MRS形成[23]。因此,目前針對伴有視力下降的MRS的治療也主要包含松解玻璃體牽引的玻璃體切割伴或不伴內界膜剝除與改善眼軸延伸及PS形成的黃斑加固手術[24-25]。但此兩種手術方式的安全性、有效性尚待繼續研究,3D-MRI和OCT檢查結果可為手術提供參考。
PS形態與MRS發生位置存在一定關系[26]。劉茜等[15]、肖琛輝等[14]應用B型超聲對PS進行分型,其中錐形PS合并的MRS最易累及中心凹。基于經典的Curtin[27]對PS的10種分型,Ohno-Matsui[17]提出了PS的5種分型,將Curtin[27]分型中的復合型PS合并入寬黃斑型PS,并增加了鼻側型PS。本組MRS合并PS患眼中,窄黃斑型較其他形態的PS更容易累及中心凹,差異有統計學意義。B型超聲分型中,錐形后PS位置多位于黃斑區,而3D-MRI中黃斑型PS(窄黃斑型、寬黃斑型)位于黃斑區且成局限性圓錐狀,兩種分型具有一致性。因此,本研究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其原因是黃斑區鞏膜曲率變化明顯,視網膜過度延伸而致神經上皮層間分離[15]。本研究結果提示,MRS類型與PS類型無相關性,與Shinohara等[28]研究結果相同。這進一步提示MRS形成因素是多樣的,可能并非眼球形態變化單一因素參與。
既往文獻報道,高度近視患者平均MRS診斷年齡為60歲,MRS患眼SE為-13.0~-27.0 D,平均AL為29.80 mm[29]。本組PM伴MRS患者平均年齡為49歲,SE為-6.00~-26.00 D,平均AL為29.40 mm。內層劈裂患者較外層劈裂患者年輕,提示內層劈裂為PM眼底病變早期。外層劈裂患者較內層劈裂及混合型劈裂患者年齡大,提示外層劈裂更傾向于PS參與的PM眼底病變晚期。
本研究采用3D-MRI觀察PS形態,與既往B型超聲檢查比較,PS檢出率更高[30]。臨床工作中,3D-MRI方便醫師對病情的解讀,利于患者直觀了解病情。科研工作中,3D-MRI方便研究者客觀地對PS分型,縱向觀察PS形態變化,橫向對比PS解剖與組織學表現,深入分析PS與PM眼底病變的關系。
本研究尚有一定局限性。(1)本研究基于省級醫學研究中心,對象為該中心診治患者。MRS起病隱匿,患者常出現視力下降后就診,因此研究結果可能無法代表PM合并MRS患者一般人群。(2)本研究為回顧性臨床分析且樣本量較小,個別類型中的樣本量<5,無法進行統計學分析。
病理性近視(PM)患者視力喪失主要由病理結構改變引起,近視性視網膜劈裂(MRS)是其重要因素,也是近視性牽引性黃斑病變(MTM)發生的重要階段[1-2]。OCT檢查結果是MRS診斷及鑒別診斷的重要臨床依據[3-5]。后葡萄腫(PS)是PM的標志性改變,也是MTM發生的重要原因[6-7]。PS為眼球后部局限性外突,臨床廣泛認可的定義為Spaide等[8]提出的“曲率半徑小于相鄰、未突出球壁的曲率半徑的眼球壁外突”。目前PS診斷主要由B型超聲確定,但B型超聲為二維圖像,不能全面反映PS形態[9]。近年,三維磁共振成像(3D-MRI)技術可對PS進行更加直觀、立體、可視化觀察,更方便臨床分型及指導手術[10-11]。既往文獻報道,PS形成是MRS的重要發生因素[12-13]。目前多數研究為基于B型超聲的PS分型與MRS發生位置及類型相關研究[14-16],而基于3D-MRI的PS新分型即Ohno-Matsui[17]的5種分型與MRS相關性研究尚少。本研究對一組PM伴MRS患眼進行了3D-MRI掃描及OCT檢查,分析MRS發生位置與PS的相關性。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回顧性病例系列研究。根據《赫爾辛基宣言》的宗旨,患者知情同意后,收集其人口學信息和臨床檢查結果。
2016年11月至2019年11月于河南省立眼科醫院檢查確診并行3D-MRI檢查的PM伴MRS患者38例60只眼納入本研究。其中,男性10例,女性28例;雙眼13例26只眼,單眼25例25只眼。年齡19~77歲,平均年齡(49±13)歲。
納入標準:臨床診斷為PM且行3D-MRI檢查者,等效球鏡(SE)<-8.0 D,或眼軸長度(AL)>26.5 mm。排除標準:(1)存在嚴重全身系統性疾病,或有幽閉恐懼癥等不適宜行3D-MRI檢查,或3D-MRI圖像質量不佳者;(2)屈光間質明顯混濁,固視差不能配合檢查,OCT掃描質量不能達到要求者;(3)合并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青光眼、葡萄膜炎者;(4)有眼部手術及外傷史者。
患眼均行BCVA、裂隙燈顯微鏡、間接檢眼鏡、散瞳檢影驗光、頻域OCT、3D-MRI檢查以及AL測量。采用標準對數視力表行BCVA檢查,統計時換算為logMAR視力;采用德國Carl Zeiss公司 IOL Master(版本5.4)測量AL。60只眼中,log MAR BCVA 0.00~1.00;SE-6.00~-26.00 D,平均SE(-15.15±5.00)D;AL 25.81~33.41 mm,平均AL(29.40±1.70)mm。
采用德國Carl Zeiss公司Inc SW型(版本4.5.1.11)OCT儀對眼底后極部進行掃描,觀察MRS形態并分型。掃描線長度6~9 mm。MRS為視網膜層間分離,但仍由Müller細胞連接[18]。參照文獻[19]的標準將MRS分為內層劈裂、外層劈裂和混合型劈裂(內層+外層劈裂)。內層劈裂:視網膜神經纖維層(RNFL)間或RGC層分離;外層劈裂:外叢狀層和外顆粒層中的分離;混合型劈裂:同時出現內層及外層劈裂[20]。圖像采集由專業且熟練眼科醫師完成;兩名經驗豐富的眼底病專業醫師閱片并分類,出現異議時由第三名高年資眼底病專業醫師裁決。
采用德國Siemens公司Prism 3.0T或美國GE公司 Discovery 750 plus 3.0T和32通道頭線圈對患眼進行3D序列MRI掃描,觀察PS形態并確定分型。通過后期處理形成3D-MRI影像,具體方法參見文獻[21]。參照文獻[17]的標準將PS分為寬黃斑型、窄黃斑型、繞盤型、鼻側型、盤下型和其他類型。所有3D-MRI圖像均由操作熟練的影像科醫師采集完成;兩名經驗豐富的眼底病專業醫師進行閱片分型,出現異議時由第三名高年資眼底病專業醫師裁決。
采用SPSS 25.0軟件行統計學分析。定量資料年齡、SE、AL經K-S檢驗符合正態分布,以均數±標準差()表示;BCVA不符合正態分布。MRS類型與年齡、SE、AL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與BCVA比較行秩方差分析。定性資料采用率(%)描述。MRS與PS之間相關性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檢驗,相關性分析采用Cramer's V系數表示。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60只眼中,內層劈裂(圖1A)、外層劈裂(圖1B)、混合型劈裂(圖1C)分別為10(16.67%)、24(40.00%)、26(43.33%)只眼。合并PS 58只眼(96.77%),無PS 2只眼(3.33%)。合并PS 58只眼中,寬黃斑型(圖2A)、窄黃斑型(圖2B)、繞盤型(圖2C)、鼻側型(圖2D)、盤下型(圖2E)、其他類型分別為30(51.72%)、19(32.75%)、1(1.72%)、2(3.48%)、2(3.48%)、4(6.85%)只眼;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混合型劈裂分別為10(17.24%)、24(41.38%)、24(41.38%)只眼。未合并PS 2只眼為混合型劈裂,來自同一例雙眼患者。


寬黃斑型PS 30只眼中,MRS累及中心凹20只眼,未累及中心凹10只眼;其余形態PS 28只眼中,MRS累及中心凹18只眼,未累及中心凹10只眼。寬黃斑型PS與其余形態PS累及中心凹眼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36,P=0.849)。窄黃斑型PS 19只眼中,MRS累及中心凹16只眼,未累及中心凹3只眼;其余形態PS 39只眼中,MRS累及中心凹22只眼,未累及中心凹17只眼。窄黃斑型PS與其余型態PS累及中心凹眼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44)。MRS累及中心凹與窄黃斑型PS相關度中等(Cramer's V =0.275)。窄黃斑型PS較其他形態PS更容易累及中心凹(表1)。

寬黃斑型PS 30只眼中,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混合型劈裂分別為6(25.00%)、11(36.67%)、13(41.93%)只眼;其余形態PS 28只眼中,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混合型劈裂分別為4(14.29%)、13(46.42%)、11(39.29%)只眼。寬黃斑型PS與其余形態PS不同MRS類型眼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511,P=0.775)。窄黃斑型PS 19只眼中,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混合型劈裂分別為3(15.79%)、10(52.63%)、6(31.58%);其余形態PS 39只眼中,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混合型劈裂分別為7(17.96%)、14(35.89%)、18(46.15%)只眼。窄黃斑型PS與其余形態PS不同MRS類型眼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744,P=0.418)(表2)。

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混合型劈裂患者年齡分別為(44±12)、(56±10)、(44±13)歲。平均SE分別為(16.25±5.28)、(14.92±4.43)、(15.18±5.20)D;平均AL分別為(29.99±2.43)、(29.68±1.80)、(28.86±1.78)mm;logMAR BCVA分別為0.56(0.18~1.0)、0.82(0.56~1.3)、0.82(0.4~1.3)。不同MRS類型患者間年齡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7.999,P=0.001);兩兩比較,內層劈裂患者較外層劈裂患者年輕,外層劈裂患者較內層劈裂、混合型劈裂患者年齡大,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0、0.010、0.060)。不同MRS類型患者間平均SE(F=0.370)、AL(F=1.838)、logMAR BCVA(K=3.255)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692、0.161、0.196)。
3 討論
PS與長AL、脈絡膜視網膜萎縮密切相關,因此PS被認為是MRS發生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13]。引起MRS發生的矢量力為以下4種力相互作用產生:(1)玻璃體對視網膜的支撐力;(2)玻璃體后皮質及視網膜血管向前牽引力[22];(3)視網膜Müller細胞及其他細胞間的粘附力;(4)鞏膜曲率變化及伸長引起視網膜伸長形成的向后的拉伸力。
本研究結果顯示,96.67%的MRS患眼合并PS,提示PS是MRS發生的重要因素。伴隨PS的發生主要產生向后的拉伸力,本組患眼中內層劈裂、外層劈裂患眼分別占17.24%、41.38%。這提示PS的發生與外層MRS關聯性更大。但本研究采用的頻域OCT無法完整清晰地反映玻璃體牽引及玻璃體視網膜界面情況,該結論尚待驗證。
MRS形成可歸納為以下病理過程:PM患眼玻璃體后脫離過程中玻璃體后皮質牽引形成指向眼球中心的牽引力,AL的增長與PS的產生形成背離眼球中心的拉伸力;同時,PS形成導致的脈絡膜視網膜萎縮,視網膜層間的黏附力降低。在各種力的共同作用下,視網膜層間分離,MRS形成[23]。因此,目前針對伴有視力下降的MRS的治療也主要包含松解玻璃體牽引的玻璃體切割伴或不伴內界膜剝除與改善眼軸延伸及PS形成的黃斑加固手術[24-25]。但此兩種手術方式的安全性、有效性尚待繼續研究,3D-MRI和OCT檢查結果可為手術提供參考。
PS形態與MRS發生位置存在一定關系[26]。劉茜等[15]、肖琛輝等[14]應用B型超聲對PS進行分型,其中錐形PS合并的MRS最易累及中心凹。基于經典的Curtin[27]對PS的10種分型,Ohno-Matsui[17]提出了PS的5種分型,將Curtin[27]分型中的復合型PS合并入寬黃斑型PS,并增加了鼻側型PS。本組MRS合并PS患眼中,窄黃斑型較其他形態的PS更容易累及中心凹,差異有統計學意義。B型超聲分型中,錐形后PS位置多位于黃斑區,而3D-MRI中黃斑型PS(窄黃斑型、寬黃斑型)位于黃斑區且成局限性圓錐狀,兩種分型具有一致性。因此,本研究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其原因是黃斑區鞏膜曲率變化明顯,視網膜過度延伸而致神經上皮層間分離[15]。本研究結果提示,MRS類型與PS類型無相關性,與Shinohara等[28]研究結果相同。這進一步提示MRS形成因素是多樣的,可能并非眼球形態變化單一因素參與。
既往文獻報道,高度近視患者平均MRS診斷年齡為60歲,MRS患眼SE為-13.0~-27.0 D,平均AL為29.80 mm[29]。本組PM伴MRS患者平均年齡為49歲,SE為-6.00~-26.00 D,平均AL為29.40 mm。內層劈裂患者較外層劈裂患者年輕,提示內層劈裂為PM眼底病變早期。外層劈裂患者較內層劈裂及混合型劈裂患者年齡大,提示外層劈裂更傾向于PS參與的PM眼底病變晚期。
本研究采用3D-MRI觀察PS形態,與既往B型超聲檢查比較,PS檢出率更高[30]。臨床工作中,3D-MRI方便醫師對病情的解讀,利于患者直觀了解病情。科研工作中,3D-MRI方便研究者客觀地對PS分型,縱向觀察PS形態變化,橫向對比PS解剖與組織學表現,深入分析PS與PM眼底病變的關系。
本研究尚有一定局限性。(1)本研究基于省級醫學研究中心,對象為該中心診治患者。MRS起病隱匿,患者常出現視力下降后就診,因此研究結果可能無法代表PM合并MRS患者一般人群。(2)本研究為回顧性臨床分析且樣本量較小,個別類型中的樣本量<5,無法進行統計學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