氟尿嘧啶類藥物一直是消化道惡性腫瘤系統化學治療（化療）的基石藥物，運用廣泛，除常見消化道毒性、骨髓毒性和手足綜合征外，其心臟血管毒性發病率位列化療藥物第 2 ，僅次于蒽環類，且具有獨特的臨床表現和發病機制。隨著腫瘤心臟病學的興起，氟尿嘧啶類藥物相關性心血管毒性也受到關注。該文分別從流行病學、臨床表現、發病機制和臨床診治進展等方面詳述了氟尿嘧啶類藥物相關性心臟血管毒性。
本研究旨在探討治療前計算機斷層掃描（CT）紋理分析在預測聯合靶向化療后結直腸癌肝轉移治療療效的價值。回顧性分析 2011 年 3 月–2017 年 10 月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接受西妥昔單抗治療且有完整資料的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 82 例。參照 RECIST1.1 標準，將患者分為治療有反應組和治療無反應組。采用 CT 紋理分析軟件，在門脈期對標記病灶進行 3D 紋理分析。對比治療有反應組和治療無反應組間的紋理參數差異，并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參數行受試者工作曲線分析，得出其診斷效能參數。結果顯示，治療前病灶熵（Entropy）、能量（Energy）、方差（Variance）、標準差（std. Deviation）、95th 分位數（Quantile95）以及熵和（sumEntropy）在治療有反應組（n = 44）和無反應組之間（n = 38）有顯著差異（P < 0.05）；較高的熵、熵和、方差、標準差以及較低的能量似乎預示著較好的治療反應。當熵和 > 0.867 時，能夠取得較好的診斷效能，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60.5%、79.5%。因此，CT 紋理分析在預測聯合靶向化療的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的治療反應方面具有一定的價值，可作為潛在的療效預測的生物學標志。
化學治療（化療）相關性黏膜炎通常分為口腔黏膜炎和胃腸道黏膜炎，是化療最常見的不良反應之一，主要表現為口腔疼痛和潰瘍、惡心嘔吐、腹痛、腹瀉等。在含 5-氟尿嘧啶、伊立替康的化療方案中其發生率更高且程度更重。患者的年齡、性別、基礎合并癥及遺傳因素也會影響化療相關性黏膜炎的發生。目前，診斷化療相關性黏膜炎主要根據病史、體格檢查及胃腸鏡，早期診斷缺少可靠的生物標志物，診治原則主要參照臨床實踐指南。因此，該文將對化療相關性黏膜炎的發生機制、診斷及最新防治進展進行梳理和綜述，以幫助臨床醫師進一步正確認識和處理。
目的 比較在多學科協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診治模式下，新輔助化療聯合手術治療直腸癌與單純手術治療直腸癌的臨床效果。方法 2007年11月至2008年3月期間，采用隨機分配的方式共入組研究72例直腸癌患者，其中綜合治療組33例，采用單周期新輔助化療聯合手術治療的策略； 對照組39例，僅采用手術治療。比較2組之間圍手術期指標的差異。結果 綜合治療組和對照組在年齡、性別構成比、腫瘤分化程度、病理學分期構成比以及腫瘤距齒狀線距離上的差異均沒有統計學意義（Pgt;0.05）； 在手術方式分布構成上的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Pgt;0.05）。從手術持續時間和術中出血量上看，2組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gt;0.05）。 從術后康復指標上看，綜合治療組術后恢復排氣時間早于對照組，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但是其術后恢復進食時間則晚于對照組，差異也有統計學意義（Plt;0.05）。從手術前、后的CEA差值上看，綜合治療組下降幅度大于對照組（P＜0.05）； 而WBC差值在2組間的差異則沒有統計學意義（Pgt;0.05）。結論 綜合治療組的臨床效果比較明顯，可以提示新輔助化療聯合手術治療的綜合治療策略在臨床上具有實用性和安全性。
目的 探討在多學科協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診治模式下，新輔助化療聯合手術的綜合治療策略在老年人群中應用的安全性和臨床差異性。方法 回顧性研究2007年6月～12月期間就診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肛腸外科專業組的結直腸癌患者的資料，分析比較老年組(≥60歲)和非老年組(lt;60歲)之間應用綜合治療策略的臨床療效差異。結果 在術前指標中，老年組患者合并心血管系統、內分泌系統以及其他系統疾病的構成比均明顯高于非老年組(P＜0.05)，其中老年組術前患有高血壓和糖尿病患者的構成比均明顯高于非老年組(P＜0.05)，其余術前指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gt;0.05)。各項術中指標的差異在2組間均無統計學意義(Pgt;0.05)。而在術后指標中，老年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高于非老年組(P＜0.05)，老年組患者術后拔除胃管、尿管和引流管的時間和非老年組之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gt;0.05); 同時老年組患者術后進食時間、經肛門排氣/排便時間以及下床活動時間與非老年組比較，差異也無統計學意義(Pgt;0.05)。在化療相關并發癥方面，2組間差異也無統計學意義(Pgt;0.05)。結論 盡管老年患者可能術前基礎情況更差、治療難度更大，但新輔助化療聯合手術的綜合治療策略并不會導致老年組患者手術治療的延誤，而且手術干預過程中的術式選擇也并不會受到影響，術后近期治療效果滿意。因此在老年群體中應用該策略是具有一定臨床效果和安全性的。
目的 通過多學科協作(MDT)診治模式下新輔助化療的運用，探討其對直腸癌手術過程和結果的影響。方法 回顧性分析2007年6月~9月期間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普外三科施行MDT模式和非MDT模式治療的直腸癌患者的臨床資料，分析術中發現的病理學改變、組織學改變以及手術結果指標的差異。結果 在病理學改變的評價指標中，MDT組中腹腔粘連發生率（13.5%,7/52）、腹腔積液發生率（7.7%,4/52）和潛在性癌性腸梗阻發生率（5.8%, 3/52）均明顯低于非MDT組（P=0.000）。在組織學改變的評價指標中，MDT組中腸系膜組織的質地較非MDT組更易碎和出血（P=0.000）； MDT組中發現盆腔組織的水腫發生率較非MDT組更高（P=0.000）,但盆底腹膜的充血、水腫和直腸系膜的粘連/固定的發生率2組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gt;0.05）。在手術結果指標中，MDT組的手術時間短于非MDT組，術中出血量也少于非MDT組（P=0.000），且MDT組在術中行盆腔植物神經保護的效果也好于非MDT組（P=0.000）。MDT組和非MDT組對施行直腸癌根治保肛手術術前判斷的準確度均較高（92.3% vs 76.2%）。結論 新輔助化療對直腸癌手術的難度有一定的影響，但通過更為規范和準確的手術操作可保證手術的順利施行。優化MDT模式下的綜合治療方案并建立綜合的新輔助化療效果的術前評估體系，將成為下一步需要探索的課題。
【摘要】 目的 通過在多學科協作診治模式下運用不同周期的結直腸癌新輔助化療聯合手術的多種方案，探討適合于我國結直腸癌患者的有效治療方案。方法 回顧性研究了2006年10月至2007年4月期間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普外三科收治的結直腸癌患者，并根據新輔助化療的周期數將資料分為單周期組、雙周期組和三周期組，比較3組在運用不同周期新輔助化療和手術的聯合方案下治療時間、新輔助化療效果、手術結果等指標之間的差異。結果 從新輔助化療完成到手術時間3組〔單周期組(5.64±2.00) d，雙周期組(5.80±3.74) d，三周期組(6.22±2.76) d〕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gt;0.05）。從治療效果上看，3組內新輔助化療后較化療前的CEA值均有下降（Plt;0.01）； 雙周期組和三周期組患者的便血、肛門墜脹/刺激感、大便不暢感等主觀感受指標比單周期組明顯改善（Plt;0.01）。在評估腫瘤病灶緩解情況中，雙周期組和三周期組中出現CR和PR的構成比較單周期組更多，腫瘤緩解率（CR+PR）更高（Plt;0.01）。而新輔助化療的治療不良反應中，新輔助化療后較化療前的WBC值在雙周期組和三周期組內均明顯下降（Plt;0.01），新輔助化療前后WBC差值，在單周期組〔（0.16±0.20)×109/L〕分別比雙周期組〔（2.41±2.16)×109/L〕和三周期組〔（2.63±1.48)×109/L〕下降更少（Plt;0.01）。三周期組的惡心和嘔吐反應明顯多于單周期組（Plt;0.01）和雙周期組（Plt;0.01）； 但是腹脹和腹瀉反應在3組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gt;0.05）。采用不同的新輔助化療周期患者對方案接受程度的調查發現，單周期組和雙周期組對于方案的接受程度均為100％，并表示有信心進行輔助化療； 而三周期組的方案接受率為66.7％（12/18）。所有患者均順利完成手術，手術后肛門排氣時間單周期組與雙周期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lt;0.05）； 術后進食時間，三周期組與單周期組、三周期組與雙周期組的患者之間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lt;0.05）。而3組在傷口愈合時間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gt;0.05）。結論 綜合分析新輔助化療周期與手術安排之間的時間、治療效果和手術結果，選擇雙周期短時間的新輔助治療方案對我國西部地區患者可能是一套具有可行性和安全性的結直腸癌多學科治療方案。
目的 探討在多學科協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診治模式下，不同直腸癌手術方案聯合新輔助化療的臨床療效。方法 回顧性研究2007年1~12月期間就診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肛腸外科專業組的直腸癌患者的資料，分析比較在聯合新輔助化療時，采用不同手術方案〔高位前切除術組（HAR組）、低位/超低位前切除術組（LAR組）、外翻切除-結肛吻合術組（OCAA組）、根治性不保肛手術組（RNSA組）和姑息性結腸造瘺手術組（PCO組）〕的綜合治療策略的臨床療效差異。結果 5個不同手術方案組間腫瘤大體類型的構成比比較，主要在PCO組與其余4組之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Dukes 分期主要在HAR組與OCAA組和PCO組以及LAR組與PCO組之間的構成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從手術持續時間看，主要是PCO組手術持續時間明顯短于其余4個組（P＜0.05），同時LAR組的手術持續時間又短于OCAA組和RNSA組（P＜0.05）。從術中發現腹水量的情況上看，主要是HAR組與LAR及RNSA組之間比較，前者出現腹腔積液大于200 ml的患者所占比例小于后兩者（P＜0.05）。從實驗室指標上看，CEA值在PCO組中高于其他4個組，而血清淀粉樣蛋白A值在RNSA 組中高于其他4個組，其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不同的直腸癌手術方案在聯合新輔助化療時，若選擇小創傷手術可能對提高晚期直腸癌綜合治療效果有一定的意義，同時在條件符合的患者中施行保肛手術，將可能使患者獲得更好的臨床效果。
目的 探討多學科協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診治模式下，結直腸癌手術圍手術期不同新輔助/輔助化療治療策略的臨床效果。方法 回顧性分析2007年1~12月期間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肛腸外科專業組收治確診為結直腸癌患者的臨床資料，將患者分為非輔助化療組（新輔助化療＋手術治療）和輔助化療組（新輔助化療＋手術治療＋輔助化療），比較2組的治療效果。結果 共收治了789例結直腸疾病患者，其中明確診斷為結直腸癌并符合納入研究條件的患者195例，其中男109例，女86例； 年齡為25～84歲，中位年齡60.00歲，平均59.98歲； 結腸癌59例，直腸癌136例。隨訪時間為5～17個月，全部195例患者中失訪3例，成功隨訪率為98.5%，隨訪期間無復發和死亡。2組患者基線基本一致，2組間術前內科合并癥、腫瘤并發梗阻癥狀和術前是否輸血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組在術中是否輸血和Dukes分期方面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其他手術相關指標和病理指標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在術后治療中，2組間是否輸血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術后住院期間康復指標在2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組間術后并發癥和排便情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1和3個月隨訪中發現，2組間CEA和CA19-9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在MDT診治模式下，進行新輔助化療＋手術治療＋輔助化療方案并不影響患者的康復，也不增加患者術后并發癥的風險，并可能提高患者術后對排便習慣的接受程度，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臨床價值，但是否能提高臨床效果有待進一步研究。
目的 探討在多學科協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診治模式下接受新輔助化療聯合手術綜合治療的結直腸癌患者的生存質量。方法 應用歐洲癌癥研究與治療組織的生存質量核心問卷(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core 30,QLQ-C30)，對2007年5～8月期間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普外科肛腸專業治療組收治確診為結直腸癌并接受新輔助化療聯合手術治療的患者進行新輔助化療前、新輔助化療后以及手術后1個月生存質量的評估并比較。結果 本研究納入了57例符合條件的患者，其中男34例，女23例； 平均年齡56.33歲； 右半結腸癌10例，左半結腸癌4例，直腸癌43例。新輔助化療前的總體健康狀況與新輔助化療后以及手術后1個月時比較略好，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 但新輔助化療后與手術后1個月間的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Pgt;0.05)。功能子量表中，軀體功能、角色功能、認知功能和社會功能，在新輔助化療前、新輔助化療后以及手術后1個月之間的差異，均沒有統計學意義(Pgt;0.05)； 但手術后1個月時的情緒功能與手術前的2個評估點比較則明顯下降(P＜0.005)，而術前的2個評估點間比較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Pgt;0.05)。癥狀子量表中，呼吸困難和便秘的癥狀評分，3個評估點間比較，差異均沒有統計學意義(Pgt;0.05)。術后1個月時患者疲倦、疼痛、睡眠困難、食欲減退及腹瀉癥狀的程度，與新輔助化療前及新輔助化療后比較均有加重，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但新輔助化療前和新輔助化療后比較，以上5項癥狀評分之間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Pgt;0.05)。新輔助化療后的惡心嘔吐癥狀，較新輔助化療前以及手術后1個月時均更嚴重，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而新輔助化療前和手術后1個月之間，該癥狀的評分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Pgt;0.05)。經濟困難的程度新輔助化療后比新輔助化療前更嚴重，手術后1個月比新輔助化療后更嚴重，其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結論 MDT診治模式下新輔助化療聯合手術綜合治療過程中，化療干預手段會使生存質量降低，這可能與其副反應相關，但其不良反應可能并不會實際影響到術后患者的部分主觀感受； 而結直腸癌外科手術干預可能是造成患者術后近期內更多的不適感的主要原因，但并不會額外增加綜合治療后患者的生存質量負擔。不同綜合治療模式對患者生存質量的影響，以及綜合治療的成本-效果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