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總結表達“干細胞性”標志物肝細胞癌亞型的臨床病理特點和研究進展。 方法 通過檢索近年來國內外有關肝細胞癌“干細胞性”標志物研究的相關文獻，對表達“干細胞性”標志物肝細胞癌亞型的臨床病理特點及預后做一綜述。 結果 表達“干細胞性”標志物的肝細胞癌是肝細胞癌的一種特殊亞型，其常見的標志物為 EpCAM、CD133、K19 和 CD44，這些標志物多以幾種共表達的形式出現并各具特點。表達“干細胞性”標志物的肝細胞癌具有腫瘤侵襲性強的特點，如高甲胎蛋白、易血管侵犯、分化程度低、腫瘤直徑大等，這也是肝細胞癌術后復發及轉移的關鍵危險因素。“干細胞性”標志物的提出為肝細胞癌的靶向和個體化治療及預測預后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干細胞性”標志物的異質性也增加了其臨床應用的難度。 結論 表達“干細胞性”標志物的肝細胞癌是一類侵襲性強的特殊亞型肝細胞癌，其為肝細胞癌的靶向治療提供了新的方向。
目的總結當前研究中有關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轉化治療獲得影像學完全緩解（complete response，CR）的情況，并探討獲得CR患者的進一步治療思路及效果。方法查閱國內外關于HCC轉化治療后達到CR的相關研究的文獻并進行歸納和總結。結果隨著局部治療、系統治療及此二者聯合治療在HCC轉化治療過程中取得的重大進展，腫瘤CR發生比例越來越高；對于轉化治療后達CR的患者，手術切除、肝移植、予以維持治療或隨訪觀察等均可作為選擇的治療方式，而且均能顯示出生存獲益。結論從本綜述總結出的觀點，隨著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研究的進展，以及新型抗腫瘤藥物的出現，肝癌轉化治療可供選擇的方案越來越多，達CR患者占比也越來越高。目前針對轉化治療成功后獲得CR的患者，可選擇手術治療或非手術治療，但對于選擇何種治療方式可使患者獲益更多尚無權威的結論，目前的現狀是基于患者的個體情況制定相應的個體化治療方案，從而使患者生存獲益更理想。
【摘要】 目的 通過在多學科協作診治模式下運用不同周期的結直腸癌新輔助化療聯合手術的多種方案，探討適合于我國結直腸癌患者的有效治療方案。方法 回顧性研究了2006年10月至2007年4月期間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普外三科收治的結直腸癌患者，并根據新輔助化療的周期數將資料分為單周期組、雙周期組和三周期組，比較3組在運用不同周期新輔助化療和手術的聯合方案下治療時間、新輔助化療效果、手術結果等指標之間的差異。結果 從新輔助化療完成到手術時間3組〔單周期組(5.64±2.00) d，雙周期組(5.80±3.74) d，三周期組(6.22±2.76) d〕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gt;0.05）。從治療效果上看，3組內新輔助化療后較化療前的CEA值均有下降（Plt;0.01）； 雙周期組和三周期組患者的便血、肛門墜脹/刺激感、大便不暢感等主觀感受指標比單周期組明顯改善（Plt;0.01）。在評估腫瘤病灶緩解情況中，雙周期組和三周期組中出現CR和PR的構成比較單周期組更多，腫瘤緩解率（CR+PR）更高（Plt;0.01）。而新輔助化療的治療不良反應中，新輔助化療后較化療前的WBC值在雙周期組和三周期組內均明顯下降（Plt;0.01），新輔助化療前后WBC差值，在單周期組〔（0.16±0.20)×109/L〕分別比雙周期組〔（2.41±2.16)×109/L〕和三周期組〔（2.63±1.48)×109/L〕下降更少（Plt;0.01）。三周期組的惡心和嘔吐反應明顯多于單周期組（Plt;0.01）和雙周期組（Plt;0.01）； 但是腹脹和腹瀉反應在3組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gt;0.05）。采用不同的新輔助化療周期患者對方案接受程度的調查發現，單周期組和雙周期組對于方案的接受程度均為100％，并表示有信心進行輔助化療； 而三周期組的方案接受率為66.7％（12/18）。所有患者均順利完成手術，手術后肛門排氣時間單周期組與雙周期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lt;0.05）； 術后進食時間，三周期組與單周期組、三周期組與雙周期組的患者之間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lt;0.05）。而3組在傷口愈合時間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gt;0.05）。結論 綜合分析新輔助化療周期與手術安排之間的時間、治療效果和手術結果，選擇雙周期短時間的新輔助治療方案對我國西部地區患者可能是一套具有可行性和安全性的結直腸癌多學科治療方案。
目的探討肝細胞癌復發前后干細胞性標志物的變化特點及其與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方法回顧性收集四川省腫瘤醫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8 年 10 月期間收治的先后進行初次肝癌切除和復發后再次切除的 25 例肝細胞癌患者的病理切片；通過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檢測表皮細胞黏附分子（EpCAM）、CD133、CD90 和 CD117 4 種干細胞性標志物的表達，采用原位熒光雜交方法檢測端粒長度。結果肝細胞癌復發前的 PLT 計數和腫瘤直徑均高于（大于）復發后，且腫瘤多發和微血管癌栓（MVI）占比較低，端粒長度較短（P<0.05），但肝細胞癌復發前后組織中 CD90、CD133、CD117 和 EpCAM 的表達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腫瘤直徑、腫瘤數量、巴塞羅那分期（BCLC 分期）、衛星結節以及分化程度均不影響 CD90、CD133、CD117 和 EpCAM 的表達（P>0.05）；但對于 MVI 陽性的腫瘤，其 EpCAM 表達水平（P=0.016）和端粒長度（P=0.001）均高于 MVI 陰性的患者；同時直徑<5 cm 的腫瘤（P=0.038）和低分化（P=0.046）的腫瘤其端粒長度也更長。相關分析發現，端粒長度與 EpCAM（r=–0.092，P=0.513）、CD90（r=–0.235，P=0.100）、CD133（r=0.024，P=0.867）和 CD117（r=–0.277，P=0.052）的表達水平均沒有相關性；但 EpCAM 與 CD133 呈正相關（r=0.358，P=0.011）。生存分析發現，BCLC B～C 分期（P=0.040）和低分化程度（P=0.003）是影響肝細胞癌患者首次切除后無瘤生存的危險因素；BCLC B～C 分期（P=0.017）和腫瘤直徑>5 cm（P=0.035）是影響復發后無瘤生存的危險因素。結論肝細胞癌復發前后具有相似的干細胞性標志物表達特征，但復發性肝癌具有更長的端粒長度；EpCAM 表達水平和端粒長度與 MVI 相關。
目的 以多學科診療模式討論 1 例“梗阻性黃疸伴肝門膽管占位”患者的個體化治療。 方法 采用多學科診療模式對四川省腫瘤醫院于 2017 年 5 月收治的 1 例“梗阻性黃疸伴肝門膽管占位”患者進行診斷、圍手術期處理以及手術治療方案的制定，實現肝癌患者的個體化治療。 結果 患者因“梗阻性黃疸伴肝門膽管占位”就診，門診誤診為“肝門膽管癌”并收治入院，通過多學科診療模式修正診斷為“肝細胞癌伴膽總管癌栓”。多學科診療模式討論認為，肝癌伴膽管癌栓雖是肝癌的晚期表現，但結合目前的研究進展建議積極采取手術切除治療。治療計劃及方案包括：首先對患者進行經皮肝穿刺右側膽道引流；待膽道引流 1 個月、肝功能恢復后進行肝癌切除聯合膽總管及癌栓切除。該患者成功實施膽道引流以及手術切除，手術順利，術后恢復可，隨訪半年后復查未見腫瘤復發。 結論 多學科診療模式不但可減少“梗阻性黃疸伴肝門膽管占位”的誤診，同時可使患者獲得最佳治療和個體化治療方案。
目的探討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切除患者術后預后營養指數（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PNI）與嚴重并發癥即Clavien-Dindo并發癥分級Ⅲ~Ⅴ級的關系。方法按照制定的納入和排除標準回顧性收集2009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間在四川省腫瘤醫院行肝切除的HCC患者。通過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來評估術后PNI對術后并發癥發生的預測能力并確定其最佳臨界值，再根據最佳臨界值將患者分為低術后PNI和高術后PNI；同時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多因素分析影響HCC患者肝切除術后嚴重并發癥的相關因素以及采用Cox比例風險回歸分析影響HCC根治性切除患者總生存時間的相關因素。結果最終納入779例患者，術后發生并發癥238例（30.6%），其中嚴重并發癥68例（8.7%）。779例患者的術后PNI為35.8±4.9。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分析顯示術后PNI預測術后嚴重并發癥的曲線下面積為0.735，其最佳臨界值為35.7，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0.868、0.518。低術后PNI（≤35.7）患者397例、高術后PNI（>35.7）患者382例，相較于高術后PNI患者，低術后PNI患者的臨床肝癌巴塞羅那分期B、C期患者占比更高（P<0.001），術前肝功能更差（P<0.05），切除肝體積更大（P<0.001），術中失血量更多（P<0.001），術中輸血者占比更高（P<0.001），嚴重并發癥率（P<0.001）和死亡率（P=0.039）更高。非條件logistic回歸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術前Child-Pugh評分分級B級、美國麻醉醫師協會分級Ⅲ~Ⅳ級、術中輸血及術前低血小板水平和術后PNI≤35.7增加HCC患者肝切除術后嚴重并發癥發生的概率（P<0.05）。高術后PNI患者的總生存情況優于低術后PNI患者（P=0.007），但二者無瘤生存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73），并且在本研究中對HCC肝切除患者總生存時間影響的多因素分析中未發現術后PNI與其有關（P=0.276）。結論本研究中確定的術后PNI預測術后嚴重并發癥發生的最佳臨界值為35.7時其預測價值較高，術后高和低PNI患者術后嚴重并發癥發生情況有差異，并且高術后PNI患者的總生存情況優于低術后PNI患者。
醫學生就業問題是影響我國醫學教育和衛生事業長遠、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面對醫學生嚴峻的就業形勢,結合國內外已有研究,本文從社會、教育、家庭個人三個層面對醫學本科生就業困難的原因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對策。
目的 調查臨床醫生對病人安全的認識現狀及重視度，分析存在的問題，推測可能的原因，為開展病人安全教育提供可靠依據。 方法 隨機抽取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為主的四川省三甲醫院的臨床醫生進行問卷調查。以匿名問卷，采取調查員指導下，被調查者自填調查表的方式收集資料。 結果 發放調查問卷300份，收回有效問卷258份，回收率86%。調查結果顯示，臨床醫生對病人安全知識的理解度較低，但門診部醫生理解度優于住院部醫生。95.00%以上的醫生愿意主動學習病人安全知識。 結論 針對臨床醫生對病人安全認知度偏低但愿意主動學習相關知識的趨向，有必要對臨床醫生和醫學生開展病人安全知識教育。
目的:通過對醫學本科生關于擇業意向的調查,了解醫學本科生擇業意向的整體情況及其影響因素,為醫學院校開展就業指導和解決醫學生就業問題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方法:以四川大學華西臨床醫學院臨床醫學(五年制)學生為調查對象;利用統一自制的問卷進行調查;用Epidata3.0輸錄數據,采用SPSS16.0分析.結果:共下發問卷400份,回收有效問卷359份(有效回收率89.8%),調查結果顯示:醫學本科生在工作地點、工作單位及月薪期望方面定位均較高;生源地是影響醫學生就業地區選擇的重要因素;生源地、助學貸款和擔任職務是學生月薪期望的重要影響因素。結論:加強對醫學本科生擇業觀的教育,端正醫學生的擇業觀念,重視醫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指導,擴大醫學生的就業范圍及其可能性,對解決醫學本科生就業問題有重要作用;同時,加大對西部醫學教育的支持,通過政策鼓勵,引導醫學本科生到西部和農村服務,不但可以解決醫學生就業問題,而且對提高我國醫療服務公平性具有重要意義。
目的探討端粒酶逆轉錄酶（TERT）啟動子突變和 TERT mRNA 的表達對肝細胞癌（HCC）患者根治性切除后預后的影響。方法回顧性收集 2009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間在電子科技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行根治性切除的 212 例 HCC 患者的病例資料。腫瘤標本采用 Sanger 測序法檢測 TERT 啟動子、TP53 基因和 CTNNB1 基因突變，采用 SYBR 法檢測 TERT mRNA 的表達情況。患者術后常規隨訪，記錄其總生存時間（OS）和無瘤生存時間（DFS）。結果本組患者的 TERT 啟動子、TP53 基因和 CTNNB1 基因的突變率分別為 17.9%（38/212）、40.1%（85/212）和 13.7%（29/212）。TERT 啟動子突變與 Child-Pugh 分級和術前白蛋白水平相關（P<0.05）。TERT mRNA 的表達與 HBV 感染、Child-Pugh 分級、術前 AST 值及 ALT 值均相關（P<0.05）。Cox 比例風險回歸結果表明，非解剖性肝切除、腫瘤直徑>5 cm 以及 TERT mRNA 高表達與較差的 OS 相關（P<0.05）；術前血小板計數≤100×109/L、腫瘤直徑>5 cm 和 TERT mRNA 高表達與較差的 DFS 相關（P<0.05）。結論TERT mRNA 高表達是影響 HCC 患者根治性術后預后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