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免疫性疾病（AID）是由自身免疫應答引起的慢性炎癥性疾病，該類疾病大多數原因不明，可能與遺傳、感染及環境等因素有關。白細胞介素-33（IL-33）作為一種炎性細胞因子，通過IL-33/ST2信號通路調節免疫應答，從而參與疾病的發生和發展。AID的病程一般較長并反復遷延，臨床治療困難。研究IL-33與AID之間的關系，為AID致病機理的研究、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提供新的方向。
類風濕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種以累及周圍關節為主的多系統慢性炎癥性自身免疫疾病，其治療以減輕關節疼痛、腫脹癥狀并控制病情進展為主要目標。甲氨蝶呤（MTX）是治療RA的首選藥物，其價格低廉療效確鑿。但MTX敏感性及耐受性有明顯個體差異，部分藥物可在細胞內以多谷氨酸化形式存在，使其難以通過細胞膜而長期存留在細胞內，一般在腎、肝、胸腔、腹腔積液中潴留，個體清除率差異很大。因此，由于部分患者對MTX高敏或藥物蓄積，導致即使一次低劑量用藥，也可能誘發嚴重的不良反應。本文就以MTX為主的聯合用藥治療RA可能出現的不良反應及應對措施做一綜述。
濾泡輔助性 T 細胞（Tfh）是近年來發現的輔助 B 細胞發生體液免疫的一類新的 CD4+T 細胞亞群，其具有特異的細胞識別表位（CD4+CXCR5+）和主要的信號傳導分子（BCL-6、誘導性協同共刺激分子、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1），并能分泌一系列細胞因子 [白細胞介素（IL）-21、IL-6、IL-27 等 ]。Tfh 在 B 細胞的發育、分化，抗體的產生和類型轉換以及生發中心的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Tfh 細胞數量及其效應分子的異常與多種自身免疫性疾病密切相關，系統性紅斑狼瘡（SLE）是一種發病率較高的典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該文主要綜述了 Tfh 細胞的特征、功能、分化發育及其與 SLE 的關系，深入研究 Tfh 細胞可能為治療 SLE 發現新的治療靶點和方向。
系統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種女性多發、累及多器官的慢性難治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21 是一種具有多種生物學功能的細胞因子，主要由活化 T 細胞合成與分泌，其受體分布廣泛，與 B 細胞表面的 IL-21 受體結合可調控 B 細胞，包含正向促進 B 細胞向漿細胞分化，調節免疫球蛋白產生；反向條件性誘導 B 細胞凋亡及 B10 細胞產生兩方面作用。正向作用在于促使 SLE 患者產生自身抗體，而反向作用是促使產生自身抗體的 B 細胞數量減少，而且使 B10 細胞產生更多的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 IL-10。正反向平衡精準調控有助于對 SLE 病情進行條件性干預，對于疾病的治療具有重要潛在價值。該文探討了 IL-21 調控 B 細胞的分化及其與 SLE 之間的關系，對探索 IL-21 對 B 細胞的信號通路在 SLE 發病機制和靶向治療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分析抗細胞膜DNA（mDNA）抗體與其他自身抗體的相關性，評價其對系統性紅斑狼瘡（SLE）的診斷意義。 方法收集2015年1月－8月就診的254例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血清，包括SLE 106例，類風濕關節炎（RA）80例，混合性結締組織病（MCTD）32例，干燥綜合征（SS）29例，多發性肌炎/皮肌炎（PM/DM）7例；另再收集20例正常對照者血清。分別用間接熒光免疫法檢測抗mDNA抗體、抗雙鏈DNA（dsDNA）抗體、抗核抗體（ANA）及抗角蛋白抗體（AKA），酶聯免疫吸附測定法檢測抗環瓜氨酸肽（CCP）抗體，速率散射比濁法檢測類風濕因子（RF），免疫印跡法檢測抗Sm抗體。 結果抗mDNA抗體在SLE中的陽性率為72.6%（77/106），顯著高于RA[5.0%（4/80）]、MCTD[18.7%（6/32）]、SS[14.7%（4/29）]、PM/DM[0.0%（0/7）]以及健康對照組[0.0%（0/2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抗mDNA抗體對SLE診斷的靈敏度、特異度和診斷效率分別為72.6%、91.7%和84.3%；抗mDNA抗體與ANA、抗dsDNA抗體及抗Sm抗體顯著相關（P＜0.001），與抗CCP抗體、AKA及RF無相關性（P＞0.05）。 結論抗mDNA抗體與SLE相關自身抗體密切相關，對SLE診斷具有高度靈敏度和特異度。
目的探討抗SSa抗體（包括抗Ro52抗體和抗Ro60抗體）在臨床疾病診斷中的價值。 方法回顧性總結2009年1月－2013年12月23 145例抗核抗體結果陽性并同時進行抗可提取性核抗原（ENA）抗體譜（包括抗Sm、抗Ro52、抗Ro60、抗SSb、抗RNP、抗Scl-70、抗Jo-1及抗Rib-P抗體）的患者，分析抗Ro52、抗Ro60分別與其他檢測結果及臨床信息的關系。 結果23 145例患者中抗Ro60抗體陽性率為35.19%（8 145/23 145），抗Ro52抗體陽性率為13.16%（3 046/23 145）。且抗Ro60抗體在抗SSb、抗RNP、抗Sm及抗Rib-P陽性患者中的陽性率較抗Ro52高（P＜0.05）；抗Ro52抗體陰性而抗Ro60抗體陽性（Ro52-Ro60+）結果在自身免疫性疾病、非自身免疫性疾病及癥狀患者組中所占比例較抗Ro52抗體陽性而抗Ro60抗體陰性（Ro52+Ro60-）結果均較高（P＜0.05）。 結論抗Ro60抗體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及非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陽性率較抗Ro52抗體高，抗Ro60抗體的檢測敏感度及自身免疫性疾病預示價值較抗Ro52抗體高，但兩者的診斷特異性均較差，臨床疾病診斷價值有限。
目的探討間接免疫熒光法檢測抗核抗體（ANA）熒光模型與ANA譜（包括抗dsDNA、抗RNP、抗Sm、抗SSa、抗SSb、抗Scl-70、抗Jo-1和抗rib-P）檢測結果的對應關系。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0年1月－2013年12月間7 385例ANA熒光模型與ANA譜中8種特異性自身抗體之間的對應關系。ANA采用以人喉表皮樣癌細胞為底物的間接免疫熒光法（IIF法）檢測；ANA譜中的抗dsDNA采用以綠繩短膜蟲為底物的IIF法檢測，其他7種抗體采用純化抗原的免疫條帶法檢測。 結果ANA熒光模型為顆粒型主要見于抗RNP、抗Sm、抗SSa及抗SSb（P＜0.001）；均質型主要見于抗dsDNA及抗SSa（P＜0.001）；核仁型、著絲點型、復合熒光模型主要見于抗SSa（P＜0.05）；胞漿型主要見于抗rib-P和抗SSa（P＜0.05）；而高爾基體型、核點型、周邊型、肌動蛋白型、原肌球蛋白型、增殖細胞核抗原（PCNA）型、波形蛋白型熒光模型時8種自身抗體的檢出率均較低甚至無法檢出。當單純抗dsDNA陽性時熒光模型為均質型出現頻率高達77.91%（P＜0.001）；單純抗RNP或抗SSa或抗Sm時為顆粒型出現頻率分別為96.84%、52.01%和82.35%（P＜0.001）；單純抗Scl-70陽性時均質型與核仁型2種復合熒光模型的出現頻率達30.53%（P＜0.001）；抗rib-P和抗Jo-1陽性時胞漿型的出現頻率分別為50.00%和61.54%（P＜0.05），但單純抗SSb陽性時并未發現優勢熒光模型。 結論ANA熒光模型與ANA譜之間具有一定的規律。顆粒型、均質型、胞漿型熒光模型可對應多種自身抗體；而著絲點型、高爾基體型、核點型、周邊型、肌動蛋白型、原肌球蛋白型、PCNA型、波形蛋白型8種臨床常規檢測的自身抗體的檢出率均很低；抗dsDNA主要對應ANA均質型，抗RNP、抗SSa及抗Sm主要對應顆粒型，抗Scl-70主要對應均質核仁復合型，抗rib-P和抗Jo-1主要對應胞漿型，該結果可為臨床醫生檢驗項目申請及實驗室結果核對提供依據。
目的驗證全自動間接免疫熒光法分析儀（HELIOS）的判讀系統檢測抗核抗體（ANA）與人工判讀結果的一致性并依據其系統功能與評價結果分析其在臨床實驗中的應用。 方法分別用 HELIOS 自動判讀系統和通過熒光顯微鏡對 2015 年 2 月 281 例門診及住院患者的 ANA 熒光載片進行判讀， HELIOS 只能判定滴度，不能判定熒光核型，故僅對標本的陰陽性及陽性結果的滴度進行統計學分析。 結果HELIOS 的判讀系統與人工判讀陰陽性結果之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總符合率為 98.9%，陽性符合率為 99.5%，陰性符合率為 97.4%，一致性檢驗 kappa 值為 0.973。HELIOS 判讀與人工判讀的各滴度之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HELIOS的判讀系統與人工判讀結果的一致性較好， HELIOS 自動化程度高，操作簡單，結果可靠性好，適用于臨床推廣使用。
目的探討基于家系的系統性紅斑狼瘡（SLE）患者的實驗室及臨床特點，為SLE個體化診治及其病因研究提供依據。 方法分析SLE家系3位患者的臨床實驗室檢測指標，利用多個檢測指標（抗核抗體ANA陽性，類風濕因子RF陽性及免疫球蛋白IgE陽性）建立篩選類似SLE家系（簡稱“類家系”）患者模型ANA+RF+IgE+，按此模型篩選近4年華西醫院確診的SLE患者，分析該類患者與其他SLE患者的差異。 結果從877例SLE患者中篩選類家系ANA+RF+IgE+患者55例（6.27%）；類家系SLE患者血肌酐、白細胞、C反應蛋白水平均顯著低于其他SLE患者，而血IgG、抗SSA和抗SSB陽性率則顯著升高（P < 0.05）；臨床表現方面，類家系患者脫發、皮疹的比例顯著高于其他SLE患者（P < 0.05）。 結論類家系ANA+RF+IgE+的SLE患者炎性程度較低；累及腎臟功能較輕；臨床癥狀以脫發和皮疹表現較為突出，該類SLE亞型患者值得進一步關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