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觀察健康教育對提高手足口病患兒家長對疾病的認知效果及心理改善狀況，為臨床制定干預措施提供參考依據。 方法對2011年10月－2013年2月收治的286例手足口病患兒家長，采用自擬問卷形式就手足口疾病知識的認知情況進行調查，并通過發放宣傳手冊、知識講座、心理疏導等形式進行健康教育，比較分析健康教育前后患兒家長疾病知識及心理改善程度。 結果接受健康教育后患兒家長的懷疑、緊張焦慮、恐懼、縱容患兒等負性心理評分明顯低于干預前（P＜0.05）；家長對疾病相關知識掌握度明顯增高（P＜0.05）；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等是影響健康教育效果的主要因素。 結論多形式全方位的健康教育能有效提高患兒家長對手足口病的認知，緩解或解除其各種負性心理，積極主動配合護理工作，促進患兒的早期康復。
抗生素在哮喘當中的應用一直備受爭議。近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環內酯類抗生素(Macrolides)的非抗菌效應，已有研究發現l4元環和l5元環的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具有類激素樣抗炎活性[1]。作為新一代大環內酯類衍生物的泰利霉素(Telithromycin)由于其獨特的抗細菌耐藥性，一問世便受到廣泛關注，而近期公布的TELICAST試驗(The Telithromycin，Chlamydophila，and Asthma Trial)中關于其在哮喘急性加重療效方面的結果更是令人振奮。該試驗發現，對已確診的哮喘急性加重期患者，在指南推薦的常規治療基礎上加用為期10 d的泰利霉素口服(800 mg／d)，可使哮喘癥狀評分明顯下降，肺功能指標改善，但其發揮療效的機制尚不十分清楚[2]。
目的:為擠壓傷者的院前急救進行反思和研討,提出一些新建議,以提高這類傷員的搶救成功率。材料和方法:本文特利用循證醫學技術和方法,通過病例分析和文獻回顧總結的方式。結果:通過文獻回顧和病例分析,地震中擠壓傷的院前處理應該注意以下幾點:首先是重視早期補液的重要性,特別是液體的類型、量和補堿利尿時機;其次是局部患肢結扎,肢體處理和情緒的穩定;最后傷者獲救后切忌盲目轉運,現場分揀和急救后再轉運。結論:應重視地震傷員院前急救過程中的規范化處理,以期最終改善預后,減少急性腎功衰和膿毒血癥的發生,降低病殘率和死亡率。
醫院事件管理系統是由美國提出的醫療機構應對突發事件的一系列管理體系，國際上有多個國家的醫療機構已應用該系統，目前在我國尚未推廣應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在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過程中，采用了醫院事件管理系統的理念和框架，通過建立醫院突發事件管理團隊、制定事件響應計劃、空間管理、人員管理、物資管理以及信息管理等具體舉措，進行標準化、流程化的危機應對。該文介紹了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的這些管理舉措，旨在為今后建立更完善的符合我國體制的醫院應急管理體系提供一定參考。
目的了解四川部分地區蜂螫傷相關過敏反應的發生情況、危險因素、診治現狀及其對預后的影響。 方法回顧性分析四川省內不同地區9家醫院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到急診科就診的387例蜂螫傷患者資料，采集資料包括患者一般信息、就診時病情、就診后接受治療情況及至離院后1個月內的隨訪資料。采用非條件logistic逐步回歸法分析蜂螫傷后過敏反應發生的危險因素；采用Fisher確切概率法分析發生過敏反應對患者死亡的影響。 結果387例蜂螫傷患者中，41例（10.6%）出現過敏反應，過敏患者的年齡高于未過敏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年齡為患者蜂螫傷后發生過敏反應的獨立危險因素[OR=0.983，95% CI（0.967，0.999），P=0.042]。41例發生過敏反應的患者就診后均全身使用糖皮質激素，其中16例患者聯用抗組胺類藥物，無患者使用腎上腺素。16例發生全身性過敏反應的患者中，12例患者24 h內靜脈補液量＜1000 mL。發生過敏反應的患者病死率（9.8%）高于未過敏者（1.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9）。 結論蜂螫傷過敏患者的病死率顯著高于非過敏患者。年齡是蜂螫傷后發生過敏反應的獨立危險因素。對蜂螫傷相關嚴重過敏反應的救治尚有待進一步規范。
目的 基于膿毒癥凝血、炎癥指標創建膿毒癥相關凝血-炎癥評分（Sepsis-Related Coagulo-Inflammatory Score，SRCIS），并評估其對膿毒癥 28 d 病死率的預測價值。 方法 采用前瞻性巢式病例對照研究，按膿毒癥 Sepsis 3.0 標準納入于 2017 年 9 月—2018 年 1 月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急診科就診的膿毒癥患者，通過多因素分析篩選影響膿毒癥 28 d 病死率的凝血、炎癥標志物，基于凝血、炎癥的獨立危險因素創建 SRCIS，驗證該 SRCIS 評分對膿毒癥預后的評估效能。 結果 納入合格病例 123 例，其中 28 d 死亡 17 例，病死率為 13.8%。生存組和死亡組的人口學特征和基礎疾病等基線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多因素分析顯示，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比值比（odds ratio，OR）=1.015，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1.017，1.189），P=0.017］和 C 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OR=1.100，95%CI（1.006，1.025），P=0.002］為影響膿毒癥 28 d 病死率的獨立凝血-炎癥危險因素。APTT 和 CRP 預測膿毒癥 28 d 病死率的最佳截斷值分別為 39.25 s 和 198.05 mg/L，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別為 0.618 和 0.671。APTT<39.25 s 時病死率為 8.79%，APTT≥39.25 s 時病死率達 28.13%，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CRP<198.05 mg/L 時病死率為 8.89%，CRP≥198.05 mg/L 病死率為 27.27%，差異也有統計學意義（P<0.05）。整合 APTT 和 CRP，基于其各自的最佳截斷值綜合賦分，創建 SRCIS 評分。SRCIS 評分預測膿毒癥 28 d 病死率的 AUC 為 0.707，優于傳統的序貫器官衰竭評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AUC=0.681）和快速序貫器官衰竭評分（quick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qSOFA）（AUC=0.695）等膿毒癥評估工具。當 SRCIS 評分為 0、1、2 時，對應的膿毒癥 28 d 病死率分別為 6.94%、16.22% 和 42.86%，有很高的區分度。 結論 APTT 和 CRP 分別為影響膿毒癥 28 d 病死率的獨立凝血和炎癥因素，相較傳統的 SOFA、qSOFA 等工具，基于 APTT 和 CRP 創建的 SRCIS 能更好地預測膿毒癥 28 d 病死率。
目的 分析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前后由救護車轉診至急診科的患者特點，以提高不同時期急診預檢分診效率、優化急診資源利用，并為規范分級診療提供參考。方法 提取 2018 年 12 月 27 日－2019 年 4 月 28 日（疫情前）、2019 年 12 月 27 日－2020 年 4 月 28 日（疫情時）和 2020 年 12 月 27 日－2021 年 4 月 28 日（常態化防控階段）通過問卷星收集的由救護車轉診至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急診科的患者信息，比較 3 個時期患者的一般資料、來源、轉診原因、病種和分診級別。結果 疫情前、疫情時和常態化防控階段分別收集患者 3993、2252 和 1851 例。各時期患者性別、年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各時期由三級醫院轉診比例分別為 74.00%、72.65% 和 76.12%，常態化防控階段高于疫情時（P<0.05）；由急診直接轉診比例分別為 41.00%、42.14% 和 44.46%，常態化防控階段高于疫情前（P<0.05）；雙向轉診比例分別為 37.79%、36.63% 和 34.36%，常態化防控階段低于疫情前（P<0.05）。疫情時和常態化防控階段因“需要手術”“家屬要求”轉診比例較疫情前增加（24.72%、27.84%、28.74%，P<0.05；49.64%、53.33%、56.24%，P<0.05），因“病情危重”轉診比例減少（40.20%、35.21%、33.17%，P<0.05）；常態化防控階段因“診斷不明”轉診比例較疫情前減少（15.50%、13.90%、11.89%，P<0.05）。常態化防控階段急性主動脈綜合征的比例較疫情時增加（3.46%、2.98%、4.65%，P<0.05），創傷的比例較疫情前增加（13.72%、15.76%、17.77%，P<0.05）；疫情時和常態化防控階段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的比例均較疫情前下降（8.44%、3.73%、3.84%，P<0.05）。各時期轉診危重患者比例分別為 72.88%、75.58% 和 79.15%，常態化防控階段最高（P<0.05）。結論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急診救護車轉診造成顯著影響，急診預檢分診需對人員、設施、流程和管理不斷優化和改進，同時需進一步提高分級診療的執行力度，加強轉診和接診醫院急診科之間的信息溝通，提高轉診效率。
目的探究基于體征等指標建立的評分系統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患者預后的預測價值。方法回顧性分析四川省及湖北省45家醫院2020年1月—5月1 605例COVID-19確診患者的臨床資料。依據病情將患者分為輕癥組［1150例，男508例，平均年齡（51.32±16.26）歲］和重癥組［455例，男248例，平均年齡（57.63±16.16）歲］。結果重癥組患者年齡、男性占比、就診時呼吸頻率、收縮壓、平均動脈壓大于或高于輕癥組（P<0.05），外周血氧飽和度（peripheral oxygen saturation，SpO2）及格拉斯哥昏迷評分（Glasgow coma scale，GCS 評分）低于輕癥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年齡、呼吸頻率、SpO2、GCS評分為發生重癥的獨立危險因素。基于上述指標構建的評分系統預測重癥患者的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下面積為0.822，高于快速序貫器官衰竭評分（quick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qSOFA評分）及改良早期預警評分（modified early warning score，MEWS 評分）（分別為0.629和0.631，P均<0.001）；預測患者院內死亡的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下面積為0.796，高于qSOFA及MEWS評分（分別為0.710和0.706，P均<0.001）。結論年齡、呼吸頻率、SpO2、GCS評分為COVID-19患者病情嚴重程度的獨立危險因素，基于此4項指標構建的預后評分系統可用于預測患者發生重癥或早期死亡的風險。
目的 調查分析急診收治5·12 汶川地震傷員來院前的各種轉送方式，探討地震醫療救援中院前轉送時所需要的物資準備，為今后重大災害性事件發生后傷員的現場轉送提供借鑒。方法 收集震后3 周內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急診科所接收地震傷員的受傷類型和傷情等基礎資料，對救護車和直升飛機轉送傷員的特點進行統計分析。結果 在2 338 名被統計的傷員中，經救護車轉送來的傷員比例最大，達60.56%，其它方式（包括汽車、船、警車、消防車、步行、抬送等）次之，占25.96%，飛機占13.47%。經由救護車轉送傷員中重傷以上患者的比例明顯大于飛機及其它方式，而后兩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gt;0.05）。結論 重大災難性事件發生后應盡快建立現場急救指揮體系，簡潔快速分檢傷員，根據病情輕重合理選擇轉送方式，并根據不同轉送方式的特點配備相應足夠的急救物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