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討成都市高血壓前期患病率、合并心血管危險因素及城鄉差異。方法 采用整群隨機抽樣方法選取成都市城市和農村社區35～70歲人群2011人，采用問卷、體格檢查和實驗室檢查方式進行調查，以了解該市高血壓前期患者的主要心血管危險因素。所獲數據由專人雙錄入計算機，采用SPSS 13.0軟件進行分析，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lt;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結果 ① 成都市高血壓前期患病率為33.6%，城市和農村分別為45.67%和46.31%，農村男性患病率（51.04%）高于女性（42.83%）。② 高血壓前期合并吸煙人群主要是男性，其中農村男性比例達60.00%（132/220），遠高于城市男性32.6%（59/181）。③ 城市高血壓前期患者合并糖尿病的人群占27.97%，高于農村（14.01%）。④ 城市合并高膽固醇血癥或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癥人群比例達33.04%（150/454），是農村患病人群的2倍16.41%（76/471）。⑤ 城市合并腹型肥胖（腰圍）人群比例（28.41%）遠多于農村（12.74%）。結論 吸煙是成都市農村男性高血壓前期患者重點干預的危險因素，糖耐量異常是城鄉居民共同的主要危險因素，高脂血癥是城市高血壓前期患者合并的最主要危險因素，其后依次是糖尿病、腹型肥胖。
目的 分析成都市公共衛生體系存在的問題,并為該體系的建設和完善提供決策依據和建議.方法 運用廣義循證醫學原理和流行病學、衛生管理學研究方法,在數據檢索、提取和質量評價的基礎上,分析成都市公共衛生體系的現狀和問題,參考國內外研究結果,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與對策.結果 國內外針對城市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研究很少.面對嚴峻的公共衛生形勢,成都市現有的公共衛生體系投入嚴重不足,軟硬件建設急待加強.結論 建議:成立成都市公共衛生管理委員會;統籌規劃,建立6個職能中心;立項資助本市重大疾病和關鍵技術研究;加大投入,建立籌資機制;建立人才培養中心,加強隊伍建設.
目的了解成都市城鄉社區居民吸煙環境、相關知識的認知及差異。 方法2010年12月隨機抽樣選取城市和農村社區各1個，被選人群中35～70歲常住居民按年齡和性別1︰1配對，城鄉各30例，男女各15例，共60例。采用問卷調查方式了解被調查者就吸煙環境、相關知識的看法及認知程度。 結果成都城鄉居民48.3%（29/60）認為家庭室內可以隨意吸煙，其中農村為56.7%（17/30）高于城市40.0%（12/30）；僅13.3%（8/60）城鄉居民認為室內所有區域應禁止吸煙。城鄉居民86.7%～98.3%知曉吸煙可引起心臟病、腦卒中、肺癌；城市居民有16.7%知曉吸煙可引起糖尿病，而農村則無人知曉。城市居民通過大眾傳媒了解戒煙宣傳人數達91.7%，明顯高于農村。95.0%城鄉居民否認社區有戒煙機構或途徑。 結論成都市城鄉居民對限定吸煙環境認識不足，禁煙法律知識缺乏，煙草廣告及戒煙宣傳存在城鄉差異，需繼續加強宣傳教育，控制煙草廣告，主動提供戒煙途徑。
目的研究分析成都市城市居民高血壓流行狀況及合并心血管危險因素。 方法采用整群抽樣的方法，于2010年2月-10月對成都市區14個社區居委會中35～70歲常住（2年以上）居民994人進行問卷調查和體檢。診斷標準依據《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2010》定義，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歸方法。 結果成都市城市居民高血壓患病率為44.87%，標化患病率為39.21%，其中男性為41.07%，女性為38.20%，男女性高血壓患病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高血壓患病率隨年齡增大呈上升趨勢；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年齡（OR=1.103，P＜0.001）、尿酸（OR=1.003，P=0.001）、心率（OR=1.014，P=0.027）及腰圍（OR=1.624，P＜0.001）是高血壓的危險因素。 結論成都市城市居民高血壓患病率處于較高水平，年齡、尿酸、心率及腰圍是高血壓的主要危險因素。
目的研究分析成都市中心城區居民血脂異常患病率及合并心血管危險因素的現狀。 方法采用分層整群抽樣的方法，于2010年2月-10月間共調查14個中心城區居委會中35～70歲常住（2年以上）居民994人，根據年齡劃分為3組：青年組（年齡≤ 44歲），中年組（年齡45～59歲）和老年組（年齡≥ 60歲）。進行問卷、體格檢查和實驗室檢查。進一步調查血脂異常患者合并的主要心血管危險因素。 結果成都市區居民血脂異常的患病率為28.47%（283/994），標準化患病率為24.65%，其中男性24.68%，女性30.91%，不同性別間患病率有顯著性差異（χ2=4.513， P=0.034）；女性老年組和中年組患病率高于青年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男性各年齡組患病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血脂異常人群中合并高血壓最多，男性和女性分別為50.04%（49/96）和52.41%（98/187），其次為合并糖尿病和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冠心病）；血脂異常合并高血壓、腦卒中史、冠心病史、腹型肥胖和肥胖的人群中，不同性別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男性血脂異常人群中吸煙和飲酒的比例高于女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成都市城市社區居民血脂異常患病率較高，應針對該地區血脂異常的流行病學特征及危險因素，采取綜合措施，降低血脂異常患病率。
目的了解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22家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及鄉鎮衛生院設備配置現狀及存在的問題，為提高該類衛生機構醫療服務水平提供依據。 方法2010年11月－12月，根據國家關于城市社區及鄉鎮衛生院醫療設備配置指導意見自行設計調查表，調查涪城區22家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鄉鎮衛生院的設備配置，使用年限及使用頻率等情況，并對調查結果進行分析。 結果涪城區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鄉鎮衛生院的相關診療設備、輔助檢查設備、預防保健設備等大部分未達到原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規定的標準，部分設備存在性能差及使用頻率低等問題。 結論涪城區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及鄉鎮衛生院基本設備配置不足，各級政府及衛生行政部門應盡快完善其配置，以滿足居民的就診需求。
目的調查成都市城區和農村居民高血壓的患病情況及其危險因素。 方法2010年2～10月采取整群抽樣方法選取成都市城區和農村4個社區35～70歲的2011人進行高血壓的發病情況調查，并采用SPSS 18.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結果成都市35～70歲高血壓人口標化患病率為31.30%，其中城市患病率為39.03%，明顯高于農村的24.9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年齡、腰圍、心率、空腹血糖及文化程度是男性患高血壓的主要危險因素，而年齡、腰圍、心率、空腹血糖、甘油三脂、尿酸是女性患高血壓的主要危險因素。 結論成都市城區居民高血壓患病率高于農村地區。應加強對腰圍增粗、血糖異常和心率增快居民進行高血壓防治和干預。
全國6 800余家城市公立醫院是醫療服務的主體，但因資源的虹吸效應和服務范圍受限，其流程和效率亟待改善。利用互聯網思維和技術，將有效解決這一難題。德陽市人民醫院立足實際，圍繞改革要求規劃“互聯網+”體系，解決服務效率、醫患溝通、多點執業、分級診療和精細化管理等問題，通過提升門急診服務效率的具體實踐，認識到互聯網思維和技術的應用不僅加速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而且顛覆傳統就醫模式、整合地區醫療資源、放大醫療服務范圍，是管理者推動城市公立醫院改革的利器。
目的系統評價我國健康城市指標的內容、特點和問題，為我國的其他城市制定健康城市指標和評價體系提供基線數據和借鑒。方法計算機檢索 CNKI、WanFang Data 和 VIP 數據庫及 WHO 網站、我國各省市政府網、國家及各省市衛生計生委網站及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網站，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 2017 年 3 月，納入與健康城市指標相關的文獻和政府文件等，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對其進行資料提取及信息分類、歸納和整理。結果納入 26 篇涉及我國 24 個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的文獻，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共涉及 14 個維度、5 個行動和 8 個專項行動，共 1 531 個指標。健康、健康服務、健康環境、健康社會、民意指標、政策指標、健康促進 7 個維度受關注最多，各維度下使用頻率≥5 次的指標共 38 個，441 個指標僅使用 1 次。結論我國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內容與國際體系內容基本一致，但也存在指標數量過多、指標詮釋不一、類別劃分不當、缺少心理健康指標和兒童/孕產婦/老年等重點人群指標的問題。未來需要制定中國健康城市指標設置的原則、方法、流程和規范。
目的對比分析我國各地健康城市指標體系與國家健康城市評價指標體系間的差異，為各地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的完善、健康城市的建設與評價提供參考依據。方法計算機檢索 CNKI、WanFang Data、VIP 以及 WHO、各級政府和衛生計生委網站，搜集我國現有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相關文獻和政府文件，檢索時限截至 2018 年 3 月。由 2 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后，對相關指標體系進行定性分析。結果納入我國 26 個城市的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共 14 個維度，1 531 個指標。其中健康（人群/水平）維度選用 24 次，包含指標 82 個；健康服務維度選用 22 次，包含指標 113 個；健康環境維度選用 22 次，包含指標 121 個；健康社會選用 19 次，包含指標 113 個；健康文化維度選用 4 次，包含指標 17 個。健康環境、健康人群 2 個維度中的具體指標與國家指標體系一致性較高，而健康社會、健康服務及健康文化維度差異性較大。結論我國各地健康城市指標體系選用最多的 4 個維度是健康（人群/水平）、健康服務、健康環境、健康社會；各地維度結構與國家指標體系維度結構契合度高，而具體指標的制定和維度的歸屬差異較大，各城市應結合自身城市發展狀況及問題，規范化現有指標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