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志超, 王偉文, 莊磊雪, 廖曉陽. 成都市城市居民高血壓合并心血管危險因素流行病學研究. 華西醫學, 2014, 29(7): 1201-1204. doi: 10.7507/1002-0179.20140371 復制
高血壓是心腦血管疾病最主要的危險因素,而高血壓的預后除血壓水平外還與其他合并的心血管危險因素有關。在我國,每年350萬例心血管死亡中近半數與高血壓有關[1]。我國4次大規模高血壓人群抽樣調查顯示人群高血壓患病率呈明顯的上升趨勢[2, 3]。由于不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飲食習慣的差異,高血壓及其合并心血管危險因素也不盡相同。為此,我們對成都市城市社區開展了高血壓患病率以及相關心血管危險因素的流行病學調查,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采用整群抽樣方法,2010年2月-10月間從代表成都市城市平均經濟水平的成華區14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抽取2個,再以居委會為單位抽取2個。征得知情同意后,進行入戶調查。被調查人群要求均常住此地2年以上。不包括農村人口,共調查城市社區35~70歲人群994例。為了與我國其他地區數據具可比性,采用我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1.2 研究方法
① 問卷調查:了解被調查者的基本信息和患病情況,主要包括年齡、性別、吸煙飲酒史、現患疾病,主要針對高血脂、高血壓、糖尿病的診斷及治療情況。② 體格檢查及實驗室檢查:體格檢查包括血壓、心率、身高、體質量、腰圍、臀圍。受試者著單衣脫鞋。腰圍取被調查者肋弓下緣與髂嵴連線的中點連線,連續測量2次,取平均值。臀圍取臀部最大周徑,均連續測量2次,取其平均值。分別計算腰臀比和體質量指數(BMI)。調查對象均抽取空腹血樣。由專職實驗人員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檢測血糖,尿酸酶過氧化物酶偶聯法測血尿酸,酶法(CHOD.PAP法)測血清總膽固醇和甘油三酯,磷鎢酸鎂沉淀法測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調查對象還進行了標準糖耐量試驗,具體方法為:無水75 g葡萄糖溶于300 mL水中,受檢者在5~10 min內飲入,喝糖水前及喝糖水后2 h分別靜脈取血1次,現場立即離心分裝,置-20℃冰箱儲存,符合國際標準的實驗室統一批量檢測,成立質量控制(質控)小組,以確保數據的真實準確。
1.3 診斷標準
高血壓診斷標準根據《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2010》定義[1],未使用降壓藥物情況下,收縮壓≥140 mm Hg (1 mm Hg=0.133 kPa)和(或)舒張壓≥90 mm Hg。血壓測量取坐位右臂血壓。糖尿病診斷標準依據《中國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0年)》定義:空腹血糖≥7.0 mmol/L 和(或)糖耐量試驗后2 h血糖≥11.1 mmol/L。腹型肥胖[4]:以腰圍男性>90 cm、女性>85 cm為分界點[5]。BMI分型:<18.5 kg/m2為低BMI,18.5~23.9 kg/m2為正常BMI,24.0~27.9 kg/m2為超重,≥28.0 kg/m2為肥胖[6]。吸煙:現在吸煙指被調查者到目前為止吸煙支數超過100支,并且繼續吸煙;以前吸煙指被調查者到目前為止吸煙支數超過100支,但是已經戒煙;從不吸煙指吸煙不足100支和從不吸煙[7]。飲酒:平均每周飲酒1次。
1.4 質量控制
開展調查前,先對所有參加調查的人員進行嚴格的問卷調查、體格檢查及實驗室檢查培訓,統一培訓測量技術,試行預調查至合格率達100%。在現場調查中安排質控人員分別對問卷質量和體格檢查的規范進行動態質控督導。在測量前校準設備,符合標準后進行測量。
1.5 統計學方法
數據采用專人雙錄入計算機,并經過一致性檢驗。采用SPSS 18.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 ± 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及校正χ2檢驗;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驗證高血壓的影響因素。通過單因素logistic回歸先判斷各因素與高血壓的關系,后全部進入模型,考慮交互作用,所有多分類變量均設置啞變量。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高血壓患病率、性別、年齡分布特征
本次調查成都市35~70歲城市居民994人,其中男389例,年齡(63.21 ± 7.17)歲;女605例,年齡(62.50 ± 6.70)歲,性別及年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069,P=0.286)。高血壓患病率44.87%(446/994),人口標化后患病率39.21%,其中男性為41.07%(184/389),患病者年齡(63.21 ± 7.17)歲,女性為38.20%(262/605),患病者年齡(62.50 ± 6.70)歲,男女性高血壓患病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502,P=0.479)。見表 1。

2.2 高血壓合并心血管危險因素分析
城市男性高血壓患者的年齡、BMI、腰圍、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尿酸均高于城市男性未患高血壓人群,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城市女性高血壓患者的年齡、BMI、總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尿酸和心率均高于城市女性未患高血壓人群,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2.3 篩選高血壓心血管危險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為控制性別因素對高血壓發病的影響,性別因素始終保留在模型中,其余變量篩選采用逐步(向后)篩選的方法。其中,年齡、尿酸、心率及腰圍共4個變量具有統計學意義,進入最終模型。這些因素均為高血壓的危險因素。尿酸每增加1 μmol/L,患病風險增加1.003倍;心率每增加10次/min,患病風險增加1.014倍;腰圍每增加1 cm,患病風險增加1.624倍;年齡每增加5歲,患高血壓的風險增加1.103倍。見表 3。

3 討論
本調查結果顯示,成都市城市居民35~70歲人群高血壓人口標化患病率為39.21%,明顯高于2004年王增武等[8]報道的我國“八五”、“九五”期間城市中年人群高血壓患病率23.1%和25.4%。但與國內其他地區比較,低于經濟發達的北京市西城區35歲以上城市居民高血壓患病率47.8%[9],高于南方廣州地區2009年調查城市居民高血壓患病率34.8%[10]和鄰近城市重慶市城市35歲以上人群高血壓患病率32.2%[11]。城市居民高血壓患病率增加趨勢明顯,可能與成都地區經濟發展、居民不良生活方式增多和人口老齡化有關;同時也可能與本人群組年齡較大(平均年齡>60歲)有關,但也說明成都市城市中老年人群高血壓患病率較高。從患病率分布特點看,男性和女性高血壓患病率分別為41.07%和38.20%,性別之間沒有差異。與何森等[12]2010年報道成都市35歲以上城市男性和女性高血壓患病率比較,明顯高于1992年(男13.2%,女14.0%),略低于2007年(男51.2%,女45.1%)。本研究無論男女性高血壓患病率的總體趨勢均表現為隨年齡增加而持續增高。城市60歲以上的高齡組人群無論男女性的患病率均>50%,明顯>60歲以下低齡組,提示中老年人仍是本地區高血壓防治的重點人群。與WHO[7]和既往本地區[13]研究報道高血壓患病率的演變趨勢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女性高血壓患病率45~50歲組明顯高于男性,而50歲以后男女性患病率又趨于一致。可能與45~50歲年齡段女性的職業、家庭壓力及雌性激素水平變化等有關,但具體原因尚需更多的研究證實。
調查結果顯示,無論男性還是女性,超重、肥胖、血糖異常和血脂異常等代謝相關性危險因素的聚集增加了心血管疾病事件的危險程度。多因素分析最終篩選出年齡、尿酸、心率及腰圍4個高血壓影響因素。其中年齡是公認不可改變的影響高血壓患者心血管預后的重要因素。國內外大量研究顯示,尿酸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獨立危險因素,血尿酸升高參與了高血壓的發生發展[14, 15]。研究發現,與正常人群比較,高血壓患者合并高靜息心率其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風險更高[16, 17];靜息心率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發生的危險因素及預后預測因子[18, 19]。超重和肥胖與高血壓密切相關,尤其是以腰圍增粗為特點的中心性肥胖與發生高血壓的危險性呈正相關關系,在不同性別之間有一致性結果[20-22]。本研究中腰圍對高血壓患病影響最大,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城市高血壓人群中合并超重及肥胖的人數比例均超過50%。
綜上,成都市城區中老年人高血壓患病率較高,高血壓合并多種心血管危險因素,肥胖尤其是中心性肥胖是最主要危險因素。
高血壓是心腦血管疾病最主要的危險因素,而高血壓的預后除血壓水平外還與其他合并的心血管危險因素有關。在我國,每年350萬例心血管死亡中近半數與高血壓有關[1]。我國4次大規模高血壓人群抽樣調查顯示人群高血壓患病率呈明顯的上升趨勢[2, 3]。由于不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飲食習慣的差異,高血壓及其合并心血管危險因素也不盡相同。為此,我們對成都市城市社區開展了高血壓患病率以及相關心血管危險因素的流行病學調查,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采用整群抽樣方法,2010年2月-10月間從代表成都市城市平均經濟水平的成華區14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抽取2個,再以居委會為單位抽取2個。征得知情同意后,進行入戶調查。被調查人群要求均常住此地2年以上。不包括農村人口,共調查城市社區35~70歲人群994例。為了與我國其他地區數據具可比性,采用我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1.2 研究方法
① 問卷調查:了解被調查者的基本信息和患病情況,主要包括年齡、性別、吸煙飲酒史、現患疾病,主要針對高血脂、高血壓、糖尿病的診斷及治療情況。② 體格檢查及實驗室檢查:體格檢查包括血壓、心率、身高、體質量、腰圍、臀圍。受試者著單衣脫鞋。腰圍取被調查者肋弓下緣與髂嵴連線的中點連線,連續測量2次,取平均值。臀圍取臀部最大周徑,均連續測量2次,取其平均值。分別計算腰臀比和體質量指數(BMI)。調查對象均抽取空腹血樣。由專職實驗人員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檢測血糖,尿酸酶過氧化物酶偶聯法測血尿酸,酶法(CHOD.PAP法)測血清總膽固醇和甘油三酯,磷鎢酸鎂沉淀法測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調查對象還進行了標準糖耐量試驗,具體方法為:無水75 g葡萄糖溶于300 mL水中,受檢者在5~10 min內飲入,喝糖水前及喝糖水后2 h分別靜脈取血1次,現場立即離心分裝,置-20℃冰箱儲存,符合國際標準的實驗室統一批量檢測,成立質量控制(質控)小組,以確保數據的真實準確。
1.3 診斷標準
高血壓診斷標準根據《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2010》定義[1],未使用降壓藥物情況下,收縮壓≥140 mm Hg (1 mm Hg=0.133 kPa)和(或)舒張壓≥90 mm Hg。血壓測量取坐位右臂血壓。糖尿病診斷標準依據《中國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0年)》定義:空腹血糖≥7.0 mmol/L 和(或)糖耐量試驗后2 h血糖≥11.1 mmol/L。腹型肥胖[4]:以腰圍男性>90 cm、女性>85 cm為分界點[5]。BMI分型:<18.5 kg/m2為低BMI,18.5~23.9 kg/m2為正常BMI,24.0~27.9 kg/m2為超重,≥28.0 kg/m2為肥胖[6]。吸煙:現在吸煙指被調查者到目前為止吸煙支數超過100支,并且繼續吸煙;以前吸煙指被調查者到目前為止吸煙支數超過100支,但是已經戒煙;從不吸煙指吸煙不足100支和從不吸煙[7]。飲酒:平均每周飲酒1次。
1.4 質量控制
開展調查前,先對所有參加調查的人員進行嚴格的問卷調查、體格檢查及實驗室檢查培訓,統一培訓測量技術,試行預調查至合格率達100%。在現場調查中安排質控人員分別對問卷質量和體格檢查的規范進行動態質控督導。在測量前校準設備,符合標準后進行測量。
1.5 統計學方法
數據采用專人雙錄入計算機,并經過一致性檢驗。采用SPSS 18.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 ± 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及校正χ2檢驗;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驗證高血壓的影響因素。通過單因素logistic回歸先判斷各因素與高血壓的關系,后全部進入模型,考慮交互作用,所有多分類變量均設置啞變量。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高血壓患病率、性別、年齡分布特征
本次調查成都市35~70歲城市居民994人,其中男389例,年齡(63.21 ± 7.17)歲;女605例,年齡(62.50 ± 6.70)歲,性別及年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069,P=0.286)。高血壓患病率44.87%(446/994),人口標化后患病率39.21%,其中男性為41.07%(184/389),患病者年齡(63.21 ± 7.17)歲,女性為38.20%(262/605),患病者年齡(62.50 ± 6.70)歲,男女性高血壓患病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502,P=0.479)。見表 1。

2.2 高血壓合并心血管危險因素分析
城市男性高血壓患者的年齡、BMI、腰圍、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尿酸均高于城市男性未患高血壓人群,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城市女性高血壓患者的年齡、BMI、總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尿酸和心率均高于城市女性未患高血壓人群,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2.3 篩選高血壓心血管危險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為控制性別因素對高血壓發病的影響,性別因素始終保留在模型中,其余變量篩選采用逐步(向后)篩選的方法。其中,年齡、尿酸、心率及腰圍共4個變量具有統計學意義,進入最終模型。這些因素均為高血壓的危險因素。尿酸每增加1 μmol/L,患病風險增加1.003倍;心率每增加10次/min,患病風險增加1.014倍;腰圍每增加1 cm,患病風險增加1.624倍;年齡每增加5歲,患高血壓的風險增加1.103倍。見表 3。

3 討論
本調查結果顯示,成都市城市居民35~70歲人群高血壓人口標化患病率為39.21%,明顯高于2004年王增武等[8]報道的我國“八五”、“九五”期間城市中年人群高血壓患病率23.1%和25.4%。但與國內其他地區比較,低于經濟發達的北京市西城區35歲以上城市居民高血壓患病率47.8%[9],高于南方廣州地區2009年調查城市居民高血壓患病率34.8%[10]和鄰近城市重慶市城市35歲以上人群高血壓患病率32.2%[11]。城市居民高血壓患病率增加趨勢明顯,可能與成都地區經濟發展、居民不良生活方式增多和人口老齡化有關;同時也可能與本人群組年齡較大(平均年齡>60歲)有關,但也說明成都市城市中老年人群高血壓患病率較高。從患病率分布特點看,男性和女性高血壓患病率分別為41.07%和38.20%,性別之間沒有差異。與何森等[12]2010年報道成都市35歲以上城市男性和女性高血壓患病率比較,明顯高于1992年(男13.2%,女14.0%),略低于2007年(男51.2%,女45.1%)。本研究無論男女性高血壓患病率的總體趨勢均表現為隨年齡增加而持續增高。城市60歲以上的高齡組人群無論男女性的患病率均>50%,明顯>60歲以下低齡組,提示中老年人仍是本地區高血壓防治的重點人群。與WHO[7]和既往本地區[13]研究報道高血壓患病率的演變趨勢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女性高血壓患病率45~50歲組明顯高于男性,而50歲以后男女性患病率又趨于一致。可能與45~50歲年齡段女性的職業、家庭壓力及雌性激素水平變化等有關,但具體原因尚需更多的研究證實。
調查結果顯示,無論男性還是女性,超重、肥胖、血糖異常和血脂異常等代謝相關性危險因素的聚集增加了心血管疾病事件的危險程度。多因素分析最終篩選出年齡、尿酸、心率及腰圍4個高血壓影響因素。其中年齡是公認不可改變的影響高血壓患者心血管預后的重要因素。國內外大量研究顯示,尿酸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獨立危險因素,血尿酸升高參與了高血壓的發生發展[14, 15]。研究發現,與正常人群比較,高血壓患者合并高靜息心率其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風險更高[16, 17];靜息心率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發生的危險因素及預后預測因子[18, 19]。超重和肥胖與高血壓密切相關,尤其是以腰圍增粗為特點的中心性肥胖與發生高血壓的危險性呈正相關關系,在不同性別之間有一致性結果[20-22]。本研究中腰圍對高血壓患病影響最大,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城市高血壓人群中合并超重及肥胖的人數比例均超過50%。
綜上,成都市城區中老年人高血壓患病率較高,高血壓合并多種心血管危險因素,肥胖尤其是中心性肥胖是最主要危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