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沈建通, 賀麗芳, 溫秋月, 張奕, 姜寶榮, 盧東民, 姚金蘭, 沈旭慧, 江琪. 我國各地健康城市指標體系與國家指標體系的比較研究.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9, 19(6): 694-701. doi: 10.7507/1672-2531.201811035 復制
城市化是全球的趨勢，預計到 2050 年全球城市人口將占總人口 70% 以上，我國城市人口到 2030 年增加到 10 億（占 70%）[1]。快速城市化帶來的高密度人口、環境污染、交通與傷害增多、慢性病與精神疾病增加、傳染病傳播加快等“城市疾病”，逐漸成為威脅人類健康的重要原因。為應對城市化給人類健康帶來的嚴重威脅和挑戰，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健康城市”這一全球戰略[2, 3]。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把健康城市建設作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重要抓手，建設健康城市是新時期愛國衛生運動的重要載體，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重要目標，是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印發的《關于開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鎮建設的指導意見》要求到 2020 年建成一批健康城市示范市，確定了 38 個全國健康城市建設試點城市[4, 5]。
健康城市指標可描述和比較各城市現狀，幫助城市判斷所處位置、與目標的距離，引導健康城市建設方向、監測建設過程、評估建設成效、推進可持續發展[6, 7]。2018 年 4 月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印發了《全國健康城市評價指標體系（2018 版）》，旨在引導各城市改進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健康服務，全面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滿足居民健康需求，實現城市建設與人的健康協調發展[8]。在此之前，我國多個城市已陸續開展健康城市建設，也出臺了各自的指標體系，但由于各城市健康城市建設切入點和側重點不一，所選指標也有所差異。本研究比較各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與國家評價指標體系之間的差異，為各城市總結健康城市建設經驗、完善建設指標體系提供參考，也為下一步全國健康城市評價相關技術咨詢和指導工作提供借鑒。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明確提及健康城市及其指標體系的文獻，類型包括綜述、原始研究和政策文件（即政府及相關部門發布的通知、意見或決定），如果 1 個城市有多個階段的指標體系則納入最新指標。
排除標準：僅提到健康城市指標但無具體指標內容、指標體系不完整或非城市級別指標體系（如省級指標體系）的文獻。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CNKI、WanFang Data、VIP 及 WHO、各級政府和衛生計生委網站，搜集我國現有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相關文獻和政府文件，檢索時限截至 2018 年 3 月。中文檢索詞包括：健康城市、城市健康、指標；英文檢索詞包括：urban health、healthy cities、healthy city、indicator、indicators。以 CNKI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若遇分歧討論解決。資料提取內容包括：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建立原則、方法、具體指標，采用分類歸納法進行資料分析。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參考中國循證醫學中心李幼平教授等關于管理、教育等非醫非藥研究證據的分級方法[9]對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進行評價。
1.5 統計分析
采用分類歸納法和描述的方法進行比較。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560 篇，檢索網站獲得 49 篇相關政策文件，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 4 篇文獻和 22 篇政策文件。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CNKI（
2.2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4 篇政府及相關機構報告均為 B 級證據，4 篇有確切研究方法的文獻為 C 級證據。
2.3 各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的基本特征
納入研究共包括 26 個城市含 16 個國家健康城市試點城市，15 個城市為東部沿海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建立的時間分布在 2005～2016 年，其中各城市的指標體系維度在 3～9 個，指標數量在 26～221 個（表 1）。
表1
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的基本特征
2.4 各地與國家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制定方法比較
本文納入 4 篇文獻均描述了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建立方法，包括文獻分析、專家咨詢等方法，即在文獻分析基礎上，進行定性訪談、專家咨詢和綜合分析。納入的 22 個政策文件主要包括建設規劃、實施方案、行動計劃、行動方案和工作方案五種形式，主要參照十七大、十八大或《健康中國 2030 綱要》精神和要求，未提及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的構建方法和依據，主要用于工作要求和目標設置，是一種工作指標體系。
2.5 各地與國家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的架構比較
《全國健康城市評價指標體系（2018 版）》從“健康環境”、“健康社會”、“健康服務”、“健康人群”、“健康文化”5 個建設領域設定 5 個一級指標，架構從城市發展中的主要健康問題及其影響因素設定 20 個二級指標、42 個三級指標。而各地指標體系架構（即維度設置和制定方法）主要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與國家標準類似，主要按照對健康的影響因素，其維度主要包括健康、健康環境、健康服務和健康社會 4 個，部分城市根據自身情況設立了民意指標維度、政策指標維度和特色指標維度等，如北京、杭州、寶雞、濟南、金昌、威海、青島、銀川、南寧等 21 個城市。第二種主要以指標實現的重要性及難易程度來劃分，將指標分為核心、基本及發展 3 大類，包括蘇州、舟山和義烏 3 個城市。第三種按照行動名稱劃分，如上海的健康城市指標體系按 5 個行動分類，瀘州按 8 個專項行動和一個維度進行劃分。
2.6 各地與國家指標體系的維度比較
國家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包含健康環境、健康社會、健康服務、健康人群、健康文化 5 個維度。納入的 26 個城市的指標體系共涉及 14 個維度、5 個行動和 8 個專項行動（表 2）。健康（人群/水平）、健康服務、健康環境、健康社會 4 個維度的選用較多，設置的指標種類也最多；健康文化維度僅被 4 個城市選用。此外，較多城市設置了民意指標和政策指標，4 個城市設置了特色指標。
表2
各城市指標體系與國家指標體系的維度比較*
上海市采用設置行動的方式建設健康城市，包括“清潔環境”、“科學健身”、“控制煙害”、“食品安全”和“正確就醫”5 項市民行動，共 32 個工作指標。瀘州市采用 8 個專項工程建設健康城市，分別為健康環境營造工程、食品安全保障工程、健康細胞建設工程、健康文化推進工程、全民預防保健工程、全民健身工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完善工程和創新發展工程。
2.7 各地與國家指標體系的指標比較
國家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共含 42 個具體指標，各城市指標體系在健康環境、健康人群 2 個維度中具體指標與國家指標體系一致性較高，而在健康社會、健康服務及健康文化維度差異性大，且健康服務和健康文化維度中與國家指標體系相一致的具體指標，地區指標體系將其歸屬于其他維度（表 3）。
表3
各城市指標體系與國家指標體系的具體指標比較*
在各城市指標體系中，健康環境維度選用較少的指標有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國家衛生縣城（鄉鎮）占比、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公共廁所設置密度。在健康人群維度中，甲乙類傳染病發病率、18～50 歲人群高血壓患病率、重大慢性病過早死亡率、腫瘤年齡標化發病率變化幅度選用較少。健康文化維度中，15 歲以上人群吸煙率、媒體健康科普水平、注冊志愿者比例指標選用頻率≤5 次。健康社會、健康服務維度指標選用均少。
3 討論
3.1 各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的特點
城鎮居民的健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物質和社會經濟環境的質量及醫療衛生服務的質量和可及性。定義、描述和衡量城市的“健康”是一項復雜的工作，需要考慮市民的身體、心理、情緒和精神健康等因素[36]。我國各健康城市的指標維度 3～9 個，指標數量 26～221 個，主要集中在健康人群/水平、健康服務、健康環境、健康社會 4 個維度，這與國家指標體系在維度結構上契合度高；在此基礎上相對較多的城市選擇了民意指標、政策指標維度，說明健康城市不只是人群的健康，而是涉及城市建設和發展的多個方面的綜合性概念，需要政策保障、部門合作和民眾參與已成為各城市對健康城市建設的普遍共識。健康城市的建設沒有單一的、固定的標準化模式，部分城市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水平、主要健康問題等特征，采取了行動與指標相結合的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如上海市[11]作為 WHO 在西太平洋區域設立的首個健康城市合作中心，其前期建設相對完善，現階段指標更偏向于提高居民健康行為，將健康城市理念體現在 5 個市民具體行動項目中，具有較強的針對性。
3.2 各健康城市指標與國家指標的主要差異
健康城市指標的選定直接影響到城市健康狀況的評測和城市健康問題的診斷，適宜的指標體系是建設健康城市的重要保障。與國家健康城市指標相比，各健康城市指標的差異主要體現為：① 在健康環境維度中與公共環境衛生相關的指標選用低，如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公共廁所設置密度等；在健康人群維度中對于傳染病、重大慢性病及腫瘤患者的相關指標選用少。② 健康社會、健康服務及健康文化 3 個維度指標與國家指標差異性大，主要表現為指標選用不同、指標統計量差異和維度歸屬不一。如健康文化維度僅被 4 個城市選用，而其中的“經常參加體育鍛煉人口比例”這一指標被 17 個城市選用，分別歸屬于健康人群、健康服務及健康環境等維度。
3.3 各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存在的問題
《全國健康城市評價指標體系（2018 版）》由中國健康教育中心、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 3 家單位在總結我國健康城市的實踐經驗，借鑒國際經驗，既考慮指標的相關性、有效性、可靠性和可獲得性，也考慮指標的敏感性、普遍認同的程度和可重復性的基礎上研究制定[37]。與之相比，各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缺乏專門研究機構的設計、推廣、培訓、執行和評估，對指標的選用缺少方法學指導，存在一些問題：① 選用的指標數量大，但忽視了健康文化維度的重要性。健康文化在維護和促進健康方面，對居民健康行為的選擇和居民健康素養的提升有著重要推進作用。2016 年第六次全國城鄉居民健康素養調查顯示我國居民健康素養水平為 11.58%，健康生活方式與行為素養水平為 9.79%，仍處于較低水平，不能滿足維護和促進健康的需要[38]。② 針對重點人群，有代表性的指標選用少。如健康服務維度中的孕產婦系統管理率、兒童健康管理率以及健康人群維度中的重大慢性病過早死亡率、18～50 歲人群高血壓患病率、腫瘤年齡標化發病率變化幅度選用城市少，而此類指標重點關注于孕產婦、兒童、重大慢病患者以及腫瘤患者，且對相應人群選用具有代表性的測量值。現有各城市指標體系多選用兒童預防接種率、慢性病患病率等常規工作任務指標。③ 對維度和指標的內涵理解不準確，指標維度歸屬不匹配或統計量有差異。如健康環境維度主要包括空氣質量、水質、垃圾廢物處理等其他與環境衛生相關的指標，一些城市將城市人均體育場地面積歸屬于其中；對應國家指標體系食品抽樣檢驗 3 批次/千人這一指標，各城市采用食品抽檢合格率、市區食品抽檢問題發現率、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合格率、食品質量抽檢總合格率等多種監測指標。④指標沒有統一的定義與闡釋，主觀性強、可比性差，尤其是社會保障、文化、就業、教育等社會經濟條件相關指標具有文化特異性并高度依賴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策，缺少標準化的國際定義。
3.4 推進各城市健康城市建設的建議
WHO 強調健康的城市是重視健康并努力改善健康，而不是要達到特定的健康水平[39]。健康城市的建設更應重視每個城市在促進人群健康工作的過程以及與之前比較所取得的成效，在一定程度橫向比較的基礎上，更強調城市自身的縱向比較，更強調針對城市當地的自身健康需求，因地制宜地解決本地區健康問題。而不應該簡單地將國家的指標體系當作自己本城市的工作指標，把當地的健康城市的建設工作局限于國家所制定的指標體系中。
開展科學的健康城市評價活動，采取針對性的干預和服務措施。健康城市建設是一個多部門合作的長期系統工程，全程監測、動態評估健康城市建設對及時評價建設效果、發現和改進存在的問題、指導和推進健康城市可持續發展具有顯著意義[40]。委托具有資質的第三方評估機構采用城市診斷、城市健康調查等方式收集信息，根據每階段的指標體系監測來評估健康城市的建設進展和成效，制定規劃、明確各階段工作重點，從而推動健康城市建設工作的持續健康發展。對于不同城市指標中定義和詮釋、數據所涉及的人口范圍、數據來源與口徑、數據收集的頻率與方法不一致的，可設置專門研究機構制定與推廣指標體系，同時加強對數據收集人員的培訓，更有效地執行任務。
營造健康文化氛圍，提升居民健康意識和健康素養。在“大衛生、大健康”的理念下，各城市應積極營造健康支持性環境，動員全民參與，將健康融入行政決策中，為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提供有力支撐。國家衛生計生委聯合多個部門發布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動方案（2017～2025 年）》[41]指出各地區應將“推進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動”作為健康中國建設重要內容，并提出“三減三健”、適量運動、控煙限酒和心理健康 4 個專項行動，實現到 2025 年全國居民健康素養水平達到 25%，形成全社會共同行動、踐行健康生活方式的良好氛圍。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 本研究納入的政策文件通過網站和數據庫檢索獲得，而部分城市的政府或相關部門未在網絡和文獻上公布其已經確立的健康城市指標體系；② 僅比較各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與國家指標體系維度結構及相同指標的選用情況，并未展示各城市采用的其他指標情況，具體內容指標研究見本課題組前期研究[42]。
綜上所述，我國各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選用最多的四個維度是健康（人群/水平）、健康服務、健康環境、健康社會，在維度結構上與國家指標體系契合度高；在指標制定和維度歸屬上存在較大差異，各城市應結合自身城市發展狀況及問題，完善現有健康城市指標體系。
城市化是全球的趨勢，預計到 2050 年全球城市人口將占總人口 70% 以上，我國城市人口到 2030 年增加到 10 億（占 70%）[1]。快速城市化帶來的高密度人口、環境污染、交通與傷害增多、慢性病與精神疾病增加、傳染病傳播加快等“城市疾病”，逐漸成為威脅人類健康的重要原因。為應對城市化給人類健康帶來的嚴重威脅和挑戰，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健康城市”這一全球戰略[2, 3]。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把健康城市建設作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重要抓手，建設健康城市是新時期愛國衛生運動的重要載體，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重要目標，是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印發的《關于開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鎮建設的指導意見》要求到 2020 年建成一批健康城市示范市，確定了 38 個全國健康城市建設試點城市[4, 5]。
健康城市指標可描述和比較各城市現狀，幫助城市判斷所處位置、與目標的距離，引導健康城市建設方向、監測建設過程、評估建設成效、推進可持續發展[6, 7]。2018 年 4 月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印發了《全國健康城市評價指標體系（2018 版）》，旨在引導各城市改進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健康服務，全面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滿足居民健康需求，實現城市建設與人的健康協調發展[8]。在此之前，我國多個城市已陸續開展健康城市建設，也出臺了各自的指標體系，但由于各城市健康城市建設切入點和側重點不一，所選指標也有所差異。本研究比較各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與國家評價指標體系之間的差異，為各城市總結健康城市建設經驗、完善建設指標體系提供參考，也為下一步全國健康城市評價相關技術咨詢和指導工作提供借鑒。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明確提及健康城市及其指標體系的文獻，類型包括綜述、原始研究和政策文件（即政府及相關部門發布的通知、意見或決定），如果 1 個城市有多個階段的指標體系則納入最新指標。
排除標準：僅提到健康城市指標但無具體指標內容、指標體系不完整或非城市級別指標體系（如省級指標體系）的文獻。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CNKI、WanFang Data、VIP 及 WHO、各級政府和衛生計生委網站，搜集我國現有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相關文獻和政府文件，檢索時限截至 2018 年 3 月。中文檢索詞包括：健康城市、城市健康、指標；英文檢索詞包括：urban health、healthy cities、healthy city、indicator、indicators。以 CNKI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若遇分歧討論解決。資料提取內容包括：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建立原則、方法、具體指標，采用分類歸納法進行資料分析。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參考中國循證醫學中心李幼平教授等關于管理、教育等非醫非藥研究證據的分級方法[9]對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進行評價。
1.5 統計分析
采用分類歸納法和描述的方法進行比較。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560 篇，檢索網站獲得 49 篇相關政策文件，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 4 篇文獻和 22 篇政策文件。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CNKI（
2.2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4 篇政府及相關機構報告均為 B 級證據，4 篇有確切研究方法的文獻為 C 級證據。
2.3 各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的基本特征
納入研究共包括 26 個城市含 16 個國家健康城市試點城市，15 個城市為東部沿海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建立的時間分布在 2005～2016 年，其中各城市的指標體系維度在 3～9 個，指標數量在 26～221 個（表 1）。
表1
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的基本特征
2.4 各地與國家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制定方法比較
本文納入 4 篇文獻均描述了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建立方法，包括文獻分析、專家咨詢等方法，即在文獻分析基礎上，進行定性訪談、專家咨詢和綜合分析。納入的 22 個政策文件主要包括建設規劃、實施方案、行動計劃、行動方案和工作方案五種形式，主要參照十七大、十八大或《健康中國 2030 綱要》精神和要求，未提及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的構建方法和依據，主要用于工作要求和目標設置，是一種工作指標體系。
2.5 各地與國家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的架構比較
《全國健康城市評價指標體系（2018 版）》從“健康環境”、“健康社會”、“健康服務”、“健康人群”、“健康文化”5 個建設領域設定 5 個一級指標，架構從城市發展中的主要健康問題及其影響因素設定 20 個二級指標、42 個三級指標。而各地指標體系架構（即維度設置和制定方法）主要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與國家標準類似，主要按照對健康的影響因素，其維度主要包括健康、健康環境、健康服務和健康社會 4 個，部分城市根據自身情況設立了民意指標維度、政策指標維度和特色指標維度等，如北京、杭州、寶雞、濟南、金昌、威海、青島、銀川、南寧等 21 個城市。第二種主要以指標實現的重要性及難易程度來劃分，將指標分為核心、基本及發展 3 大類，包括蘇州、舟山和義烏 3 個城市。第三種按照行動名稱劃分，如上海的健康城市指標體系按 5 個行動分類，瀘州按 8 個專項行動和一個維度進行劃分。
2.6 各地與國家指標體系的維度比較
國家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包含健康環境、健康社會、健康服務、健康人群、健康文化 5 個維度。納入的 26 個城市的指標體系共涉及 14 個維度、5 個行動和 8 個專項行動（表 2）。健康（人群/水平）、健康服務、健康環境、健康社會 4 個維度的選用較多，設置的指標種類也最多；健康文化維度僅被 4 個城市選用。此外，較多城市設置了民意指標和政策指標，4 個城市設置了特色指標。
表2
各城市指標體系與國家指標體系的維度比較*
上海市采用設置行動的方式建設健康城市，包括“清潔環境”、“科學健身”、“控制煙害”、“食品安全”和“正確就醫”5 項市民行動，共 32 個工作指標。瀘州市采用 8 個專項工程建設健康城市，分別為健康環境營造工程、食品安全保障工程、健康細胞建設工程、健康文化推進工程、全民預防保健工程、全民健身工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完善工程和創新發展工程。
2.7 各地與國家指標體系的指標比較
國家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共含 42 個具體指標，各城市指標體系在健康環境、健康人群 2 個維度中具體指標與國家指標體系一致性較高，而在健康社會、健康服務及健康文化維度差異性大，且健康服務和健康文化維度中與國家指標體系相一致的具體指標，地區指標體系將其歸屬于其他維度（表 3）。
表3
各城市指標體系與國家指標體系的具體指標比較*
在各城市指標體系中，健康環境維度選用較少的指標有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國家衛生縣城（鄉鎮）占比、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公共廁所設置密度。在健康人群維度中，甲乙類傳染病發病率、18～50 歲人群高血壓患病率、重大慢性病過早死亡率、腫瘤年齡標化發病率變化幅度選用較少。健康文化維度中，15 歲以上人群吸煙率、媒體健康科普水平、注冊志愿者比例指標選用頻率≤5 次。健康社會、健康服務維度指標選用均少。
3 討論
3.1 各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的特點
城鎮居民的健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物質和社會經濟環境的質量及醫療衛生服務的質量和可及性。定義、描述和衡量城市的“健康”是一項復雜的工作，需要考慮市民的身體、心理、情緒和精神健康等因素[36]。我國各健康城市的指標維度 3～9 個，指標數量 26～221 個，主要集中在健康人群/水平、健康服務、健康環境、健康社會 4 個維度，這與國家指標體系在維度結構上契合度高；在此基礎上相對較多的城市選擇了民意指標、政策指標維度，說明健康城市不只是人群的健康，而是涉及城市建設和發展的多個方面的綜合性概念，需要政策保障、部門合作和民眾參與已成為各城市對健康城市建設的普遍共識。健康城市的建設沒有單一的、固定的標準化模式，部分城市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水平、主要健康問題等特征，采取了行動與指標相結合的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如上海市[11]作為 WHO 在西太平洋區域設立的首個健康城市合作中心，其前期建設相對完善，現階段指標更偏向于提高居民健康行為，將健康城市理念體現在 5 個市民具體行動項目中，具有較強的針對性。
3.2 各健康城市指標與國家指標的主要差異
健康城市指標的選定直接影響到城市健康狀況的評測和城市健康問題的診斷，適宜的指標體系是建設健康城市的重要保障。與國家健康城市指標相比，各健康城市指標的差異主要體現為：① 在健康環境維度中與公共環境衛生相關的指標選用低，如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公共廁所設置密度等；在健康人群維度中對于傳染病、重大慢性病及腫瘤患者的相關指標選用少。② 健康社會、健康服務及健康文化 3 個維度指標與國家指標差異性大，主要表現為指標選用不同、指標統計量差異和維度歸屬不一。如健康文化維度僅被 4 個城市選用，而其中的“經常參加體育鍛煉人口比例”這一指標被 17 個城市選用，分別歸屬于健康人群、健康服務及健康環境等維度。
3.3 各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存在的問題
《全國健康城市評價指標體系（2018 版）》由中國健康教育中心、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 3 家單位在總結我國健康城市的實踐經驗，借鑒國際經驗，既考慮指標的相關性、有效性、可靠性和可獲得性，也考慮指標的敏感性、普遍認同的程度和可重復性的基礎上研究制定[37]。與之相比，各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缺乏專門研究機構的設計、推廣、培訓、執行和評估，對指標的選用缺少方法學指導，存在一些問題：① 選用的指標數量大，但忽視了健康文化維度的重要性。健康文化在維護和促進健康方面，對居民健康行為的選擇和居民健康素養的提升有著重要推進作用。2016 年第六次全國城鄉居民健康素養調查顯示我國居民健康素養水平為 11.58%，健康生活方式與行為素養水平為 9.79%，仍處于較低水平，不能滿足維護和促進健康的需要[38]。② 針對重點人群，有代表性的指標選用少。如健康服務維度中的孕產婦系統管理率、兒童健康管理率以及健康人群維度中的重大慢性病過早死亡率、18～50 歲人群高血壓患病率、腫瘤年齡標化發病率變化幅度選用城市少，而此類指標重點關注于孕產婦、兒童、重大慢病患者以及腫瘤患者，且對相應人群選用具有代表性的測量值。現有各城市指標體系多選用兒童預防接種率、慢性病患病率等常規工作任務指標。③ 對維度和指標的內涵理解不準確，指標維度歸屬不匹配或統計量有差異。如健康環境維度主要包括空氣質量、水質、垃圾廢物處理等其他與環境衛生相關的指標，一些城市將城市人均體育場地面積歸屬于其中；對應國家指標體系食品抽樣檢驗 3 批次/千人這一指標，各城市采用食品抽檢合格率、市區食品抽檢問題發現率、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合格率、食品質量抽檢總合格率等多種監測指標。④指標沒有統一的定義與闡釋，主觀性強、可比性差，尤其是社會保障、文化、就業、教育等社會經濟條件相關指標具有文化特異性并高度依賴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策，缺少標準化的國際定義。
3.4 推進各城市健康城市建設的建議
WHO 強調健康的城市是重視健康并努力改善健康，而不是要達到特定的健康水平[39]。健康城市的建設更應重視每個城市在促進人群健康工作的過程以及與之前比較所取得的成效，在一定程度橫向比較的基礎上，更強調城市自身的縱向比較，更強調針對城市當地的自身健康需求，因地制宜地解決本地區健康問題。而不應該簡單地將國家的指標體系當作自己本城市的工作指標，把當地的健康城市的建設工作局限于國家所制定的指標體系中。
開展科學的健康城市評價活動，采取針對性的干預和服務措施。健康城市建設是一個多部門合作的長期系統工程，全程監測、動態評估健康城市建設對及時評價建設效果、發現和改進存在的問題、指導和推進健康城市可持續發展具有顯著意義[40]。委托具有資質的第三方評估機構采用城市診斷、城市健康調查等方式收集信息，根據每階段的指標體系監測來評估健康城市的建設進展和成效，制定規劃、明確各階段工作重點，從而推動健康城市建設工作的持續健康發展。對于不同城市指標中定義和詮釋、數據所涉及的人口范圍、數據來源與口徑、數據收集的頻率與方法不一致的，可設置專門研究機構制定與推廣指標體系，同時加強對數據收集人員的培訓，更有效地執行任務。
營造健康文化氛圍，提升居民健康意識和健康素養。在“大衛生、大健康”的理念下，各城市應積極營造健康支持性環境，動員全民參與，將健康融入行政決策中，為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提供有力支撐。國家衛生計生委聯合多個部門發布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動方案（2017～2025 年）》[41]指出各地區應將“推進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動”作為健康中國建設重要內容，并提出“三減三健”、適量運動、控煙限酒和心理健康 4 個專項行動，實現到 2025 年全國居民健康素養水平達到 25%，形成全社會共同行動、踐行健康生活方式的良好氛圍。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 本研究納入的政策文件通過網站和數據庫檢索獲得，而部分城市的政府或相關部門未在網絡和文獻上公布其已經確立的健康城市指標體系；② 僅比較各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與國家指標體系維度結構及相同指標的選用情況，并未展示各城市采用的其他指標情況，具體內容指標研究見本課題組前期研究[42]。
綜上所述，我國各城市健康城市指標體系選用最多的四個維度是健康（人群/水平）、健康服務、健康環境、健康社會，在維度結構上與國家指標體系契合度高；在指標制定和維度歸屬上存在較大差異，各城市應結合自身城市發展狀況及問題，完善現有健康城市指標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