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調查并分析棘球蚴病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人群和家畜中的流行與分布狀況。方法 調查分為人群調查和家畜調查兩部分。人群調查按WHO 公布的棘球蚴病診斷標準（WS257-2006）[1]，應用B 超對全州13 縣141 個棘球蚴病流行鄉鎮常駐人口進行患病率調查；應用ELISA 法檢測12 歲以下兒童血清抗棘球蚴IgG；家畜調查檢測犬糞抗原陽性率；并在各縣定點屠宰場檢查宰殺的牛羊胸腹腔，確定牛羊感染情況。結果 人群調查：B 超篩查共計48 288 人，確診患者470 人，檢出率為0.97%，其中泡型棘球蚴病患者19 人，囊型棘球蚴病患者451 人；檢測兒童血清IgG 人數5 372 人，其中陽性358 人，陽性率6.67%。家畜調查：共檢測犬糞抗原5 814 份，陽性數989 份；陽性率17.01%，檢查牦牛綿羊共3 336 頭，發現113 頭感染，感染率為3.39%。結論 四川省阿壩州人群與家畜中存在泡型和囊型棘球蚴病流行，以囊型為主。
異種移植因可能解決同種異體供器官短缺的問題而成為全球研究熱點。但迄今臨床異種移植數量少，效果不理想。主要原因是：現有的大型哺乳類動物作為供者各有優缺點，尚未選出一種理想的動物供者；異種移植后將出現超急性排斥和急性血管性排斥，其后還可能有急性細胞性排斥和慢性排斥；人畜共患疾病和某些供者動物易患病可能跨越種間屏障危及人類受者甚至社區健康；動物臟器功能能否長期替代人類相應臟器功能均無答案。轉基因豬和針對體液、細胞免疫的各種抑制措施可能有助于解決異種排斥問題；但異種移植最終用于臨床前，須對動物疾病進行篩檢防治，建立觀察動物臟器在人體內環境工作的方法，進行深入探索，確保使用安全。
癲癇是最常見的慢性神經系統疾病之一，隨著癲癇研究的深入，癲癇共患病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目前，癲癇精神行為共患病（如焦慮、抑郁、注意缺陷多動障礙、自閉癥、精神發育遲滯、精神性厭食癥、雙相障礙、情緒障礙等）和神經系統共患病（如偏頭痛、癡呆、阿爾茨海默病、中風、帕金森病、睡眠障礙、腦腫瘤、腦病等）已有許多報道，在此不再贅述。近年來，癲癇合并軀體共患病的報道越來越多，應當給予足夠重視，現就癲癇軀體共患病研究進展做一綜述。
目的 分析西藏自治區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焦慮及抑郁伴焦慮的患病率及臨床特點，旨在提高該地區診療水平。 方法 對 2017 年 1 月–12 月來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神經內科住院的 102 例癲癇患者按照《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 3 版（CCMD-3）抑郁癥、焦慮癥的診斷標準，采用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24 項）和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 14 項）進行抑郁、焦慮測定，并同時對不同性別、年齡、病程、發作頻率、發作類型的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焦慮及抑郁伴焦慮情況進行分析。應用單因素分析對可能造成該地區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焦慮及抑郁伴焦慮的因素進行篩選，再用 Logistic 回歸分析其影響因素。 結果 102 例患者中有 35 例（34.31%）共患抑郁，10 例（9.80%）共患焦慮，54 例（52.94%）共患抑郁伴焦慮。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共患焦慮在病程、發作頻率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共患抑郁伴焦慮在發作頻率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病程≤2 年的患者共患焦慮的可能性是病程>2 年患者的 10.1% ［OR=0.101，95%CI（0.012，0.915），P<0.05］，而發作頻率不是共患焦慮的危險因素（P>0.05）；發作頻率>2 次/月癲癇患者共患抑郁伴焦慮的可能性是發作頻率≤2 次/月患者的 4.853 倍［OR=4.853 95%CI（2.024，11.634），P<0.05］。 結論 西藏自治區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焦慮及抑郁伴焦慮的患病率較高，在診治中應加強認識，給予恰當的預防及治療，提高診治水平。
目的研究中國西部地區成年人癲癇常見共患病現狀，分析其相關危險因素。方法收集 2017 年 4 月—2018 年 3 月就診于四川省人民醫院神經內科癲癇中心的 199 例癲癇患者，采用中文版廣泛焦慮量表、癲癇抑郁量表、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量表和 Epworth 嗜睡量表等進行評估。采用 Logistic 回歸分析癲癇共患病的相關危險因素。結果199 例成人癲癇患者中 28.1% 共患焦慮，17.1% 共患抑郁，33.2% 共患睡眠障礙，2.5% 共患偏頭痛。140 例患者單藥治療，包括卡馬西平（CBZ）15 例、拉莫三嗪（LTG）20 例、左乙拉西坦（LEV）26 例、托吡酯（TPM）31 例、奧卡西平（OXC）25 例、丙戊酸鈉（VPA）23 例。單藥治療的癲癇患者 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發作頻率≥1 次/月、LEV、TPM、睡眠障礙是癲癇共患焦慮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無業、近 3 個月有臨床發作、睡眠障礙是共患抑郁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焦慮、抑郁、白天嗜睡、CBZ、LTG 是共患睡眠障礙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結論焦慮、抑郁、睡眠障礙是中國西部地區成人癲癇患者常見的共患病。對存在情感障礙及睡眠障礙的患者，早期識別和積極干預癲癇共患病，對改善患者生活質量及預后可能具有重要意義。LEV、TPM 單藥治療的患者發生焦慮的風險高于其他藥物，LTG、CBZ 單藥治療的患者更容易共患睡眠障礙。
癲癇作為神經系統的常見慢性疾病已經成為一個全球健康問題，癲癇共患病的存在進一步惡化了癲癇的結局，加劇了不良社會后果。抑郁障礙是癲癇最常見共患病，并導致癲癇患者對抗癲癇藥物的耐受性低、服藥依從性低、治療效果差、生活質量下降、認知障礙增加、其他慢性疾病和自殺的風險增加等一系列不良后果，進一步惡化了癲癇的結局。目前，癲癇共患抑郁存在著高發病率、低診斷率、低治療率的現狀，癲癇共患抑郁的篩查、評估和管理應成為癲癇臨床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癲癇與孤獨癥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十分常見的具有高共患病幾率的兩組神經系統疾病。近年來，癲癇-ASD 共患病的發病率高于癲癇與 ASD 單獨的發病率，且癲癇 ASD 共患病的發病率逐年升高，提示癲癇與 ASD 之間存在相關性，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重視。目前對癲癇-ASD 共患病的研究有限，其發病原因及具體機制尚不明確。已知的癲癇和 ASD 病例中約半數具有遺傳基礎。染色體檢查、全基因組、外顯子組測序加深了臨床對癲癇-ASD 共患病的分子遺傳學病因的認識。此文總結了癲癇-ASD 共患病常見的 3 種染色體異常和 17 種基因突變，從分子遺傳學角度結合臨床癥狀、體征、輔助檢查等深入探討，了解該共患病的共同遺傳基礎。
大量高質量臨床研究顯示，雖然癲癇和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為獨立疾病，但二者可能存在共同的發病機制，影像學的不斷發展及大腦網絡功能測定技術的興起進一步支持了該假設，快點燃及匹魯卡品誘導的癲癇動物模型為研究二者共病機制提供了基礎，去甲腎上腺素能通路的分子機制研究為探索治療新靶點提供了方向。文章對近年來關于癲癇共患 ADHD 發病機制的研究作一綜述，以期為相關疾病的臨床診治提供一定參考。
隨著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和癲癇患病率的不斷增加，兩者共病的現象已不少見，且大量流行病學調查顯示，DM 和癲癇存在相關性。目前，國內外對于癲癇共病 DM 的認識仍不充分。本文就流行病學、基因層面、DM 促進癲癇發病的機制以及兩者分別與相關療法或藥物之間的關系等方面對癲癇和 DM 的相關性展開綜述，并總結文獻對癲癇共病 DM 的治療提出建議，為早期識別和防治提供依據。
目的 總結兒童癲癇共患抽動障礙的臨床特點。方法 回顧性收集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武漢兒童醫院2018年12月—2021年6月收治的12例癲癇共患抽動障礙患兒的病例資料，對其臨床特點、腦電圖、頭顱影像學、治療、預后等進行分析和總結。結果 12例癲癇共患抽動障礙患兒，其中男11例、女1例，平均年齡（10.0±2.9）歲。癲癇發作起病年齡為0.6～11歲，平均（6.5±3.3）歲，抽動障礙起病年齡范圍為3.5～11歲，平均（7.2±2.0）歲。癲癇發作類型包括局灶性發作（8例）、不典型失神發作（2例）、肌陣攣發作（1例）和強直-陣攣發作（3例）。癲癇綜合征包括兒童良性癲癇伴中央顳區棘波（2例）、青少年肌陣攣癲癇（1例）、Dravet綜合征（1例）和顳葉癲癇（1例）。平均口服抗癲癇發作藥物1種，包括拉莫三嗪、丙戊酸、奧卡西平、左乙拉西坦、托吡酯和吡侖帕奈。抽動障礙病程范圍0.5～3.0年，平均（1.5±0.9）年。臨床分型包括暫時性抽動障礙（4例）、慢性運動抽動障礙（5例）、Tourette綜合征（3例），末次隨訪時病情嚴重程度均為輕度。除抽動障礙外，其他共患病有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2例）、智力發育障礙（3例）、遺尿癥（1例）、情緒障礙（1例）。腦電圖示：12例患兒發作間期有異常放電，其中局灶性放電（7例，右側顳區起始1例）、多灶性放電例（5例，右側中央、中顳區起始1例），6例監測到臨床發作（局灶性發作3例，不典型失神發作2例，肌陣攣發作1例）。頭顱磁共振成像均未見明顯異常。隨訪時間為0.5～3.0年，至末次隨訪時（截至2022.01.01）8例癲癇發作已控制、4例抽動障礙治愈，大部分患兒癲癇及抽動障礙預后良好。結論 兒童癲癇共患抽動障礙大多預后良好，癲癇發作形式及癲癇綜合征可有多種，其預后主要取決于癲癇發作的控制、抽動癥狀嚴重程度、是否存在其他神經精神類共患病等，故藥物治療以控制癲癇發作為主，同時共患病對患兒造成的影響亦不容忽視，臨床需定期隨診、及時評估并進行相應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