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趙夢嬌, 趙玉華. 102 例西藏地區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焦慮和抑郁伴焦慮的分析. 癲癇雜志, 2018, 4(5): 400-405. doi: 10.7507/2096-0247.20180066 復制
癲癇是多種原因導致的腦神經元高度同步化異常放電的臨床綜合征，該病可在任何年齡段發病，發作類型也多種多樣，是一種腦部疾患，其特點是持續存在能產生癲癇發作的腦部改變，并出現相應的神經生物學、認知、心理學以及社會學等方面的后果。確診為癲癇至少出現一次癲癇發作[1]。臨床表現具有發作性、短暫性、重復性和刻板性的特點[2]。共患病（comorbidit）亦稱共病、同病或合病，系指同一個體同時存在兩種或者多種且相互難分主次、缺乏必然因果關聯的疾病[3]。關于癲癇的分類及每一種發作類型的治療已有明確的指南，但對于癲癇共患病及治療仍在不斷研究中。有研究表明精神障礙是癲癇最常見的共患病之一，癲癇患者中精神障礙發生率高[4]。為了分析西藏地區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焦慮及抑郁伴焦慮的臨床狀況，現對 2017 年 1 月–12 月在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神經內科住院的 102 例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焦慮及抑郁伴焦慮情況進行連續性登記，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 2017 年 1 月—12 月在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神經內科住院的癲癇患者進行研究。
1.2 診斷標準和方法
癲癇的診斷符合 2005 年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關于癲癇的定義；癲癇的發作類型通過對患者詳細的詢問病史后，依照 1981 年 ILAE 關于發作分類診斷標準確定。抑郁癥、焦慮癥按照《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 3 版（CCMD-3）的診斷標準，用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24 項[5]、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14 項[6]進行評估。抑郁組為 HAMD 得分≥8 分[7]且 HAMA 得分<14 分[6]；焦慮組為 HAMD 得分<8 分且 HAMA≥14 分；抑郁伴焦慮組為 HAMD 得分≥8 分且 HAMA≥14 分。由經過培訓的 1 名懂藏、漢語的醫生協助，采用交談與觀察的方式對患者評定當時或入組前 7 d 的情況。評定時間約 15～20 min。
采用詳細的表格登記研究方法，錄入患者的一般情況（性別、年齡、病程、發病頻率、發作類型）、HAMD 得分、HAMA 得分狀況。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3.0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正態分布采用 t 檢驗，非正態分布采用秩和檢驗方法；計數資料用百分率表示，首先采用 χ2 檢驗對計數型資料進行單因素分析，單因素顯著的指標繼續進行 Logistic 回歸分析，以 P 值≤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102 例患者，男 64 例（62.75%），女 38 例（37.25%）；年齡 18～65 歲，平均 35.4 歲。癲癇分類：全面強直-陣攣發作 75 例（73.53%），復雜部分性發作 11 例（10.78%），單純部分性發作 6 例（5.88%），部分性發作繼發全面性發作 10 例（9.80%）。102 例患者中共患抑郁 35 例（34.31%），共患焦慮 10 例（9.80%），共患抑郁伴焦慮 54 例（52.94%），既無抑郁又無焦慮 3 例（2.94%）。
2.2 單因素分析結果
性別、年齡、病程、發作頻率和發作類型的 5 個因素在共患抑郁組和非抑郁組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當地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的單因素分析（n，%）
Table1.
Univariate analysis of comorbid depression in local patients with epilepsy （n，%）
病程、發作頻率 2 個因素在焦慮組和非焦慮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性別、年齡、發作類型 3 個因素在焦慮組和非焦慮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當地癲癇患者共患焦慮的單因素分析（n，%）
Table2.
Univariate analysis of comorbid anxiety in local patients with epilepsy（n，%）
發作頻率在抑郁伴焦慮和非抑郁伴焦慮組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性別、年齡、病程、發作類型 4 個因素在抑郁伴焦慮和非抑郁伴焦慮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當地癲癇患者共患抑郁伴焦慮的單因素分析（n，%）
Table3.
Univariate analysi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local patients with epilepsy（n，%）
2.3 多因素分析
以抑郁、焦慮、抑郁伴焦慮分別為因變量，將單因素分析有統計學意義（P<0.05）及臨床上認為可能有意義的因素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病程≤2 年的癲癇患者共患焦慮的可能性是病程>2 年患者的 10.1%（P<0.05，OR=0.101）；而發作頻率不是癲癇患者共患焦慮的危險因素（P>0.05）；發作頻率>2 次/月的癲癇患者共患抑郁伴焦慮的可能性是發作頻率≤2 次/月患者的 4.853 倍（P<0.05，OR=4.853），且發病頻率是癲癇患者共患抑郁伴焦慮的危險因素（P<0.05）。見表 4。
表4
當地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焦慮、抑郁伴焦慮影響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Table4.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depression，anxiety，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local patients with epilepsy
3 討論
隨著社會生活節奏加快、壓力增大，抑郁、焦慮已成為被人們重視的精神障礙性疾病[8-10]。癲癇是一種能夠導致腦部持久性改變的疾病，癲癇癥狀反復發作，需要長期服藥，治療時間長，嚴重影響了患者生活質量，同時給患者心理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導致其存在明顯的心理、行為障礙[11, 12]，臨床上對于癲癇的治療，多側重于控制癲癇發作，而容易忽視患者合并的情緒障礙[13]。因此，研究癲癇共患病及其臨床特點是有必要的。目前已有研究表明，遺傳、共同的解剖學基礎、神經生理學、社會心理學，以及藥物影響等都是癲癇共患抑郁、焦慮的重要機制[14, 15]。
國內外研究癲癇共患抑郁、焦慮已成為熱點，癲癇共患抑郁、焦慮的患病率不盡相同，共患抑郁者約占 20%～55%，共患焦慮者約占 11%～50%，均提示癲癇共患抑郁、焦慮的患病率較高[16-19]。本研究中癲癇患者共患抑郁者為 34.31%，共患焦慮者 9.80%，共患抑郁伴焦慮者 52.94%，與一些報道癲癇共患抑郁、焦慮的患病率相一致[20]，但由于采用的調查方法、樣本量等不同導致眾多研究數據有很大差異，結果亦不同。本研究分別對癲癇共患抑郁、焦慮、抑郁伴焦慮分析，結果可能較現有研究報道有差異。該研究結果顯示病程、發作頻率在癲癇共患焦慮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與以往文獻報道相一致[21, 22]，發作頻率在癲癇共患抑郁伴焦慮上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對于當地癲癇患者共患抑郁，本研究發現當地癲癇患者性別、年齡、病程、發作頻率、發作類型在共患抑郁上均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與部分研究結果相一致[23, 24]。
近年來，研究認為如未及時認識癲癇共患抑郁、焦慮或治療不恰當、不充分，有時會導致嚴重的后果[25]，提示臨床中必須重視癲癇共患抑郁、焦慮及抑郁伴焦慮障礙，提高診斷率，給予綜合治療，提高其生活質量，今后需更多地關注癲癇共患抑郁、焦慮、抑郁伴焦慮患相關的臨床分析。
癲癇是多種原因導致的腦神經元高度同步化異常放電的臨床綜合征，該病可在任何年齡段發病，發作類型也多種多樣，是一種腦部疾患，其特點是持續存在能產生癲癇發作的腦部改變，并出現相應的神經生物學、認知、心理學以及社會學等方面的后果。確診為癲癇至少出現一次癲癇發作[1]。臨床表現具有發作性、短暫性、重復性和刻板性的特點[2]。共患病（comorbidit）亦稱共病、同病或合病，系指同一個體同時存在兩種或者多種且相互難分主次、缺乏必然因果關聯的疾病[3]。關于癲癇的分類及每一種發作類型的治療已有明確的指南，但對于癲癇共患病及治療仍在不斷研究中。有研究表明精神障礙是癲癇最常見的共患病之一，癲癇患者中精神障礙發生率高[4]。為了分析西藏地區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焦慮及抑郁伴焦慮的臨床狀況，現對 2017 年 1 月–12 月在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神經內科住院的 102 例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焦慮及抑郁伴焦慮情況進行連續性登記，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 2017 年 1 月—12 月在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神經內科住院的癲癇患者進行研究。
1.2 診斷標準和方法
癲癇的診斷符合 2005 年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關于癲癇的定義；癲癇的發作類型通過對患者詳細的詢問病史后，依照 1981 年 ILAE 關于發作分類診斷標準確定。抑郁癥、焦慮癥按照《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 3 版（CCMD-3）的診斷標準，用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24 項[5]、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14 項[6]進行評估。抑郁組為 HAMD 得分≥8 分[7]且 HAMA 得分<14 分[6]；焦慮組為 HAMD 得分<8 分且 HAMA≥14 分；抑郁伴焦慮組為 HAMD 得分≥8 分且 HAMA≥14 分。由經過培訓的 1 名懂藏、漢語的醫生協助，采用交談與觀察的方式對患者評定當時或入組前 7 d 的情況。評定時間約 15～20 min。
采用詳細的表格登記研究方法，錄入患者的一般情況（性別、年齡、病程、發病頻率、發作類型）、HAMD 得分、HAMA 得分狀況。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3.0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正態分布采用 t 檢驗，非正態分布采用秩和檢驗方法；計數資料用百分率表示，首先采用 χ2 檢驗對計數型資料進行單因素分析，單因素顯著的指標繼續進行 Logistic 回歸分析，以 P 值≤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102 例患者，男 64 例（62.75%），女 38 例（37.25%）；年齡 18～65 歲，平均 35.4 歲。癲癇分類：全面強直-陣攣發作 75 例（73.53%），復雜部分性發作 11 例（10.78%），單純部分性發作 6 例（5.88%），部分性發作繼發全面性發作 10 例（9.80%）。102 例患者中共患抑郁 35 例（34.31%），共患焦慮 10 例（9.80%），共患抑郁伴焦慮 54 例（52.94%），既無抑郁又無焦慮 3 例（2.94%）。
2.2 單因素分析結果
性別、年齡、病程、發作頻率和發作類型的 5 個因素在共患抑郁組和非抑郁組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當地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的單因素分析（n，%）
Table1.
Univariate analysis of comorbid depression in local patients with epilepsy （n，%）
病程、發作頻率 2 個因素在焦慮組和非焦慮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性別、年齡、發作類型 3 個因素在焦慮組和非焦慮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當地癲癇患者共患焦慮的單因素分析（n，%）
Table2.
Univariate analysis of comorbid anxiety in local patients with epilepsy（n，%）
發作頻率在抑郁伴焦慮和非抑郁伴焦慮組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性別、年齡、病程、發作類型 4 個因素在抑郁伴焦慮和非抑郁伴焦慮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當地癲癇患者共患抑郁伴焦慮的單因素分析（n，%）
Table3.
Univariate analysi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local patients with epilepsy（n，%）
2.3 多因素分析
以抑郁、焦慮、抑郁伴焦慮分別為因變量，將單因素分析有統計學意義（P<0.05）及臨床上認為可能有意義的因素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病程≤2 年的癲癇患者共患焦慮的可能性是病程>2 年患者的 10.1%（P<0.05，OR=0.101）；而發作頻率不是癲癇患者共患焦慮的危險因素（P>0.05）；發作頻率>2 次/月的癲癇患者共患抑郁伴焦慮的可能性是發作頻率≤2 次/月患者的 4.853 倍（P<0.05，OR=4.853），且發病頻率是癲癇患者共患抑郁伴焦慮的危險因素（P<0.05）。見表 4。
表4
當地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焦慮、抑郁伴焦慮影響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Table4.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depression，anxiety，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local patients with epilepsy
3 討論
隨著社會生活節奏加快、壓力增大，抑郁、焦慮已成為被人們重視的精神障礙性疾病[8-10]。癲癇是一種能夠導致腦部持久性改變的疾病，癲癇癥狀反復發作，需要長期服藥，治療時間長，嚴重影響了患者生活質量，同時給患者心理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導致其存在明顯的心理、行為障礙[11, 12]，臨床上對于癲癇的治療，多側重于控制癲癇發作，而容易忽視患者合并的情緒障礙[13]。因此，研究癲癇共患病及其臨床特點是有必要的。目前已有研究表明，遺傳、共同的解剖學基礎、神經生理學、社會心理學，以及藥物影響等都是癲癇共患抑郁、焦慮的重要機制[14, 15]。
國內外研究癲癇共患抑郁、焦慮已成為熱點，癲癇共患抑郁、焦慮的患病率不盡相同，共患抑郁者約占 20%～55%，共患焦慮者約占 11%～50%，均提示癲癇共患抑郁、焦慮的患病率較高[16-19]。本研究中癲癇患者共患抑郁者為 34.31%，共患焦慮者 9.80%，共患抑郁伴焦慮者 52.94%，與一些報道癲癇共患抑郁、焦慮的患病率相一致[20]，但由于采用的調查方法、樣本量等不同導致眾多研究數據有很大差異，結果亦不同。本研究分別對癲癇共患抑郁、焦慮、抑郁伴焦慮分析，結果可能較現有研究報道有差異。該研究結果顯示病程、發作頻率在癲癇共患焦慮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與以往文獻報道相一致[21, 22]，發作頻率在癲癇共患抑郁伴焦慮上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對于當地癲癇患者共患抑郁，本研究發現當地癲癇患者性別、年齡、病程、發作頻率、發作類型在共患抑郁上均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與部分研究結果相一致[23, 24]。
近年來，研究認為如未及時認識癲癇共患抑郁、焦慮或治療不恰當、不充分，有時會導致嚴重的后果[25]，提示臨床中必須重視癲癇共患抑郁、焦慮及抑郁伴焦慮障礙，提高診斷率，給予綜合治療，提高其生活質量，今后需更多地關注癲癇共患抑郁、焦慮、抑郁伴焦慮患相關的臨床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