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領域的信息化建設給臨床工作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給臨床科研工作建立了大數據基礎。本文以信息化在胸外科中的應用為例，闡述基于標準化結構化電子病歷食管癌數據庫的建立，及其在實際中的應用，以期通過數據庫的構建提高食管癌管理水平，為廣大醫學同仁提供信息化建設參考，推廣信息化在醫學臨床中的應用。
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新興科技，將人的理論、技術等用于機器人，來研究、開發、學習、識別的技術。胸外科醫生通過直接使用人工智能技術，或通過相關醫學領域（放射學、病理學和呼吸醫學）間接使用，可影響其日常實踐。本文回顧了與胸外科相關的人工智能的應用現狀和未來發展，人工智能相關肺癌的診斷、預后輔助決策項目及機器人手術等。雖然人工智能技術在許多領域取得了迅速進展，但醫療行業僅占人工智能使用的一小部分，目前人工智能技術在疾病的診斷、治療、康復和護理中正在逐步廣泛應用。胸外科已就人工智能進行了有價值的探索和實踐，今后將會越來越多地受到人工智能技術的影響和推動。
目的分析肺結節結構化電子病歷是否有助于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學員（住培學員）掌握肺結節患者的門診和住院管理能力。方法本研究納入 2018 年 1 月—2021 年 1 月在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外科住院醫生規范化培訓基地接受培訓的 120 名學員，其中男 94 人、女 26 人，年齡 22～31（26.45±2.81）歲。隨機分為兩組，分別使用我科設計的肺結節結構化電子病歷（結構化組）和外科通用非結構化電子病歷（非結構化組），分析比較兩組學員在住院病歷撰寫時間、首次病程記錄完成時間、病程記錄的病歷質量、開具入院醫囑的準確率、進行教學查房的質量、患者滿意度等方面的差異。結果（1）結構化組住培學員住院病歷撰寫時間顯著短于非結構化組［（53.61±8.12）min vs.（84.25±16.09）min，P<0.010］；同樣，結構化組首次病程記錄完成時間短于非結構化組，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13.20±5.43）min vs.（27.51±8.62）min，P<0.010］。（2）結構化組學員教學查房質量評分總體顯著高于非結構化組，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84.21±15.61）分vs.（70.91±12.28）分，P<0.010］。（3）結構化組學員病歷書寫質量評分顯著高于非結構化組，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80.25±9.22）分vs.（74.22±5.40）分，P<0.010］。結論肺結節結構化電子病歷在外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中能有效提高培訓效果，提高學員處理肺結節的臨床業務能力，提高學員采集關鍵臨床數據的完整性和準確性，改善醫患關系。
目的探討3D胸腔鏡手術（VATS）模式下手術治療孤立性肺結節的臨床運用價值。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120例孤立性肺結節患者的臨床資料。按胸腔鏡手術模式將患者分成兩組：3D-VATS組50例，2D-VATS組70例。兩組均先行病灶楔形切除術，根據快速病理結果決定是否行肺癌根治術。比較兩組臨床效果及并發癥發生情況。 結果兩組均無圍手術期死亡。3D-VATS組中23例病理診斷為惡性，2D-VATS組7中29例病理診斷為惡性，繼續行肺癌根治術。3D-VATS組與2D-VATS組比較，肺癌根治術手術時間縮短（t=1.967，P＜0.05），術中出血量（t=7.85，P＜0.05）和術后24 h胸腔引流量均減少（t=6.18，P＜0.05），術后胸腔引流時間（t=7.1，P＜0.05）和術后住院時間均縮短（t=2.35，P＜0.05），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3D-VATS組隨訪時間6.3（2～12）個月。3D-VATS組發生并發癥3例，包括術后肺炎2例、陣發性心房顫動1例。2D-VATS組隨訪時間8.2（2～15）個月，發生并發癥4例，包括乳糜胸1例，2例術后氣胸，胸腔感染1例。兩組并發癥均治愈。 結論胸腔鏡3D模式下治療SPN，視野清晰、立體感強，術后恢復良好，是一種新的選擇方式，安全可行，值得推廣。
肺癌作為全球發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疾病，其診斷和治療模式正在不斷發展。其中，多學科診療團隊（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模式可提供更準確的診斷及更個體化的治療方案，不僅可以使更多早期患者從中受益，也可以延長晚期患者生存期。但是，MDT模式僅在省市級三級醫院開展較多，并未得到普及。本文擬介紹MDT模式及其優點，希望MDT模式得到推廣和應用。
非小細胞肺癌是全球癌癥死亡的主要原因，其發病率逐年升高，嚴重危害人類健康。早期的非小細胞肺癌依據癥狀體征一般難以被發現，因此準確的病理學診斷、精準的預后預測對于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制定最佳治療計劃、改善患者生存期至關重要。人工智能在非小細胞肺癌診療中的應用已顯示出良好的性能和巨大的潛力，本文介紹了人工智能在預測非小細胞肺癌分型、分期、基因組學和預后方面的研究進展。
目的探討Ki-67與CT影像特征預測肺腺癌浸潤程度的效能。方法回顧性分析2017年 9月—2021 年 8月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經肺癌多學科綜合診療門診判斷為可疑肺癌且術后證實為肺惡性腫瘤217例肺結節手術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84例、女133例，年齡52（25～84）歲。根據肺腺癌浸潤程度，將患者分為兩組，即原位腺癌和微浸潤性腺癌組（145例），浸潤性腺癌組（72例）。結果 兩組患者的年齡和性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單因素分析顯示，兩組患者CK-7、P63、P40和CK56表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值分別為0.172、0.468、0.827和0.313），而Napsin A、TTF-1和Ki-67表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值分別為0.002、0.020和<0.001）；多因素分析顯示兩組間Ki-67表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Ki-67與CT影像惡性特征及肺癌浸潤程度呈正相關（P＜0.05）。Ki-67和CT影像特征可單獨預測肺腺癌浸潤程度，但其靈敏度和特異性不高，Ki-67聯合CT影像特征能達到更高的預測效能。結論相較于Ki-67和CT影像特征單獨預測肺腺癌浸潤程度，兩者聯合預測效能更優，對于臨床醫生選擇合適的手術時機有重要意義。
目的評價人工智能肺部結節輔助診療系統鑒別肺結節良惡性及浸潤程度的效能。方法回顧性分析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收治的 87 例肺結節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33 例（37.9%），平均年齡（55.1±10.4）歲；女 54 例（62.1%），平均年齡（54.5±14.1）歲。共納入 90 枚結節，將結節分為惡性腫瘤組（80 枚）和良性病變組（10 枚），其中惡性腫瘤組又分為浸潤性腺癌組（60 枚）和非浸潤性腺癌組（20 枚）。比較各組的惡性概率和倍增時間等信息，分析其對結節的良惡性及浸潤程度的預測能力。結果惡性腫瘤組與良性病變組惡性概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且惡性概率可以較好地區分出惡性結節與良性病變（87.2%±9.1% vs. 28.8%±29.0%，P=0.000），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下面積（AUC）為 0.949。良性病變組結節最大徑顯著大于惡性腫瘤組［（1.270±0.481）cm vs.（0.990±0.361）cm，P=0.026］；良性病變的倍增時間明顯長于惡性結節［（1 083.600±258.180）d vs.（527.025±173.176）d，P=0.000］，AUC 為 0.975。對比浸潤性腺癌組與非浸潤性腺癌組發現，浸潤性腺癌組結節最大徑大于非浸潤性腺癌組的最大徑，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1.350±0.355）cm vs.（0.863±0.271）cm，P=0.000］；兩組間惡性概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89.7%±5.7% vs. 86.4%±9.9%，P=0.082），AUC 為 0.630。浸潤性腺癌組倍增時間明顯較非浸潤性腺癌組短［（392.200±138.050）d vs.（571.967±160.633）d，P=0.000］，AUC 為 0.829。結論基于人工智能的肺部結節輔助診療系統得出的肺結節惡性概率和倍增時間，可用于輔助鑒定術前肺結節的良惡性及評估浸潤情況。
目的探討區域醫療中心采用人工智能（AI）輔助診斷系統在肺結節多學科專家組（MDT）診療過程中的臨床價值。方法回顧性分析本院 2020 年 4～12 月 102 例肺結節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57 例、女 45 例，年齡 36～90（48.8±11.6）歲。由 MDT 和 AI 系統分別進行診斷，比較 AI 與 MDT 結節檢出差異率，并結合病理結果情況分析 AI 與 MDT 診斷的準確率。結果AI 軟件系統共檢測出 322 個結節，醫師人工檢測出 305 個（P<0.05）；其中 113 個結節獲病理診斷，40 例肺癌結節中 AI 報高危結節 38 例，敏感度為 95.0%，73 例良性結節中 AI 報高危結節 25 例，特異度為 65.8%。MDT 在肺癌結節中完全診斷正確，但在良性結節中仍有 10 例第一診斷考慮肺癌。結論AI 輔助診斷系統在肺結節檢出方面性能較強，但是在肺結節良惡性鑒別方面尚不能滿足臨床需求。在區域醫療中心，AI 可以作為肺結節 MDT 診療有價值的輔助手段。
目的比較傳統胸腔引流管和中心靜脈導管在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后胸腔引流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納入 2018 年 1 月—2019 年 9 月于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行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和系統性肺門及縱隔淋巴結清掃術的200 例肺癌患者。采用計算機隨機法將患者隨機分為兩組，A 組患者術后留置 28F 胸腔引流管；B 組患者術后留置 12G 的中心靜脈導管。兩組患者上肺葉切除術后留置 2 根胸腔引流管，中、下肺葉切除術后留置 1 根胸腔引流管。比較兩組患者的引流時間、總引流量、住院時間、疼痛評分等。結果最終納入 151 例患者進行分析，其中A組患者73 例，男26例、女47例，平均年齡（55.38±9.95）歲；B 組78 例，男37例、女41例，平均年齡（59.86±10.18）歲。兩組患者術后第 2 d 引流量，長時間漏氣、血胸、乳糜胸和再次胸腔引流管置管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均>0.05）。兩組患者術后第 1 d 引流量［200.0（120.0，280.0）mL vs. 57.5（10.0，157.5）mL，P=0.000］、術后第 3 d引流量［155.0（100.0，210.0）mL vs. 150.0（80.0，215.0）mL，P=0.023］、胸腔總引流量［890.0（597.5，1 530.0）mL vs. 512.5（302.5，786.3）mL，P=0.000］、最大疼痛評分［（2.29±0.72）分 vs. （2.09±0.51）分，P=0.013］和住院時間［7（7，9）d vs. 5（4，7）d，P=0.00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結論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后使用中心靜脈導管行胸腔引流與常規胸腔引流管相比，住院時間縮短，術后疼痛減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