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評估磁共振成像（MRI）及CT檢查在泡型肝包蟲病術前評價中的作用及各自的優勢。 方法回顧性分析我院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期間60例泡型肝包蟲病患者行根治性手術前的MRI及CT檢查的影像學資料，對影像學檢測結果與術中所見進行比較。 結果①對病灶邊緣的判斷：MRI能準確顯示病灶的外周帶和邊緣帶，病灶邊界清晰，而CT無法準確顯示上述結構。②病灶與血管關系的判斷：MRI征象與術中所見完全符合病例為52例，部分符合8例；CT征象與術中所見完全符合病例為35例，部分符合13例，不符合12例。③病灶與膽管關系的判斷：MRCP能清晰顯示膽管走行，判斷膽管狹窄部位及程度；CT只能夠顯示增寬的膽管，幾乎無法準確判斷膽管擴張。 結論MRI在泡型肝包蟲病根治術前的影像學評價方法中具有明顯的優勢，可作為泡型肝包蟲病患者手術的常規影像學檢查。
目的探討泡球蚴囊液對大鼠肝臟星狀細胞（HSC-T6）增殖的影響及機制。 方法采用不同濃度（0.00～0.90 mg/mL）泡球蚴囊液干預HSC-T6細胞24 h后，在倒置顯微鏡觀察HSC-T6細胞形態變化，利用CCK-8法檢測并繪制HSC-T6細胞的生長曲線，采用流式細胞儀檢測并分析HSC-T6細胞在不同濃度的泡球蚴囊液培養條件下細胞周期的改變。 結果①HSC-T6細胞在不同濃度（0.00～0.90 mg/mL）泡球蚴囊液干預24 h后，部分HSC-T6細胞收縮成長梭形，細胞生出許多細長的偽足。②當泡球蚴囊液濃度＜0.05 mg/mL時，囊液干預對細胞增殖活性無明顯影響（P＞0.05），而當泡球蚴囊液濃度＞0.05 mg/mL時，隨著作用濃度的增加，細胞增殖活性顯著增強（P＜0.05）。③流式細胞儀檢測結果顯示，在上述濃度的泡球蚴囊液干預下，處于靜止期/DNA合成前期（G0/G1期）的HSC-T6細胞減少（P＜0.05），處于DNA合成期（S期）的HSC-T6細胞數量增加（P＜0.05），而處于DNA合成后期、細胞分裂期（G2/M期）的細胞數量顯著增多（P＜0.05）。 結論泡球蚴囊液對體外培養大鼠肝臟星狀細胞增殖具有濃度依賴的促進作用，其具體機制可能涉及細胞周期調控。
目的探究肝臟三維重建技術在泡型肝包蟲病術前評估中的意義。 方法搜集青海大學附屬醫院肝膽胰外科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期間住院治療的泡型肝包蟲病患者的肝臟三期動態薄層CT掃描圖像，以DICOM格式導入數字化肝臟三維重建軟件，行三維模擬成像操作，計算參數，設計虛擬手術方案，手術切除病灶，稱量實際切除的肝臟組織體積（實際切除肝臟體積以“1 g=1 mL”計算）。計算模擬手術切除肝臟組織體積與實際切除肝臟組織體積之間的相關系數r，并繪制XY散點圖，分析虛擬手術欲切除肝臟體積與術中實際切除肝臟體積的相關性。 結果對21例行肝臟切除術患者進行虛擬手術設計，虛擬手術欲切除肝臟體積為（761.94±505.77）mL，欲切除肝臟體積占全肝臟體積的（39.27±18.75）%；術中實際切除肝臟體積為（756.19±501.78）mL，手術切除肝臟體積占全肝臟體積的（38.95±16.99）%。虛擬手術欲切除肝臟體積與術中實際切除肝臟體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且二者呈高度正相關（r=0.989，P＜0.001）。 結論從本研究有限的數據初步得出，肝臟三維重建技術及虛擬手術規劃系統可精確指導病灶切除范圍，為精準肝臟切除提供術前指導。
目的總結近幾年來泡型肝包蟲病的臨床治療方法，為指導臨床實踐提供新的依據。 方法通過查閱國內外有關泡型肝包蟲病治療方法的相關文獻，對各種治療方法的臨床療效及優勢或不足之處進行分析總結。 結果根治性手術依然是目前治療泡型肝包蟲病的首選治療方法，肝移植多用于晚期泡型肝包蟲病的治療，手術若結合化學治療則臨床療效顯著。 結論泡型肝包蟲病發病率高、預后差，臨床治愈較為困難。根治性手術、肝移植、化學治療、放射治療等技術不斷被用于臨床治療泡型肝包蟲病，充分掌握各種治療方法的適應證十分必要，同時若能對此病的發生、發展進行深入的研究，也許能為泡型肝包蟲病的治愈帶來新的希望。
目的檢測泡型肝包蟲病患者的肝組織中IL-17及IL-27的表達。 方法收集青海大學附屬醫院肝膽胰外科泡型肝包蟲病手術治療后的組織標本20例，利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其距離病灶邊緣0.5 cm的邊緣帶組織和距離病灶邊緣5 cm處的正常肝組織中IL-17和IL-27的蛋白表達。 結果IL-17和IL-27蛋白表達陽性率在邊緣帶肝組織中均明顯高于正常肝組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IL-17：80.0%（16/20）比10.0%（2/20），χ2=12.36，P＜0.01；IL-27：85.0%（17/20）比20.0%（4/20），χ2=12.36，P＜0.01〕。 結論邊緣帶肝組織中高表達的IL-17及IL-27蛋白可能參與了泡型肝包蟲病的進展。
目的 總結肝癌患者的營養狀況評估方法及其進展，為對肝癌患者進行合理地營養評價及有效營養支持提供參考。 方法 查閱國內外文獻，整理歸納肝癌患者的營養狀況評估方法及其進展，明確切實可行的營養評價方法。 結果 傳統營養評價法中各單項指標的評價效度較低，需將各項指標綜合后用于評估；主觀全面評價法（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SGA）、微型營養評價法（mini nutritional assessment，MNA）及歐洲營養不良風險調查 2002 法（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2002，NRS-2002）的評價效度相當，較傳統營養評價指標更適用于對肝癌患者的營養評價。 結論 臨床應同時使用 SGA、MNA、NRS-2002 等多種綜合營養評價方法，并結合相關的人體測量及實驗室指標，以更準確地評判肝癌患者的營養狀況。
目的觀察泡球蚴囊液對大鼠肝星狀細胞（HSC-T6）中轉化生長因子β1（TGF-β1）、白細胞介素6（IL-6）及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表達的影響，以初步揭示泡型肝包蟲病免疫調節作用的潛在機理。 方法以泡球蚴囊液中蛋白成分的濃度代表囊液濃度，分別以0、0.01、0.025、0.05、0.1、0.2、0.4、0.9、1.7、3.4、6.8及13.5 mg/mL的泡球蚴囊液干預大鼠HSC-T6細胞，作用24 h后收集各組細胞上清，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上清中TGF-β1、IL-6及TNF-α的濃度。 結果以不同濃度泡球蚴囊液（0~13.5 mg/mL）干預后，HSC-T6細胞培養液上清中的TGF-β1濃度幾乎不變，各濃度組間兩兩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當泡球蚴囊液濃度≤3.4 mg/mL時，上清中IL-6的濃度趨于平穩，各濃度組間兩兩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當泡球蚴囊液濃度為6.8和13.5 mg/mL時，IL-6濃度較0 mg/mL組均升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當泡球蚴囊液濃度≤0.2 mg/mL時，上清中的TNF-α濃度趨于平穩，各濃度組間兩兩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當泡球蚴囊液濃度為0.4 mg/mL時，TNF-α濃度達到最大，為0 mg/mL組的3.53倍（P＜0.05）；此后隨濃度增高TNF-α濃度又逐漸降低，但仍高于0 mg/mL組（P＜0.05）。 結論IL-6和TNF-α可能在肝星狀細胞介導的泡型肝包蟲病的纖維化和組織損傷中扮演重要角色，而TGF-β1的作用尚不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