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總結吲哚菁綠熒光顯像在腹腔鏡解剖性肝切除術中的應用現狀及進展，并分析其優勢、局限性以及前景。方法通過閱讀并復習國內外有關吲哚菁綠熒光顯像在腹腔鏡解剖性肝切除術中應用的文獻并進行綜述。結果吲哚菁綠熒光顯像已經在肝臟腫瘤術中得到初步應用，在解剖性肝切除術中展現了其獨特的價值，為減少肝癌術后的腫瘤復發、提高治療效果及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提供了新途徑。結論吲哚菁綠熒光顯像在解剖性肝切除術中的臨床應用尚處于發展及推廣階段，雖有其獨特的優勢及發展潛力，但它在組織穿透力、特異性、染色成功率等方面需進一步提高。
目的探討術前紅細胞分布寬度與血小板計數比值（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to platelet count ratio，RPR）和血小板-白蛋白-膽紅素（platelet-albumin-bilirubin，PALBI）評分對肝臟多房棘球蚴病（hepatic alveolar echinococcosis，HAE）肝切除術后并發癥發生的預測價值。方法根據納入和排除標準，回顧性收集青海大學附屬醫院2018年1月至2022年10月期間確診為HAE并行根治性肝切除患者的臨床病理資料。通過單因素和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影響HAE肝切除術后并發癥發生的風險因素，將風險因素模型可視化并繪制成列線圖。采用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評估列線圖模型預測術后并發癥發生的區分度，并使用Bootstrap內部1 000次重采樣驗證且使用一致性指數評估；采用Kaplan-Meier法繪制的曲線計算列線圖模型預測患者并發癥發生概率和相應的實際的并發癥發生概率并繪制校準曲線，通過Hosmer-Lemeshow擬合優度檢驗來評價列線圖模型的校準能力；通過決策曲線分析評價列線圖模型的臨床獲益。結果共納入160例HAE肝切除患者，其中未發生并發癥105例，發生并發癥55例。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手術時間≥207 min、術中出血量≥650 mL、白蛋白<38 g/L、RPR≥0.054、PALBI分級高（3級）均為HAE根治性肝切除術后并發癥發生的危險因素（OR＞1，P<0.05）；以此構建的列線圖預測并發癥發生的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下面積（95%CI）為0.873（0.808，0.937），最佳截斷值為0.499；區分HAE肝切除術后并發癥發生的一致性指數為0.855；校準曲線經Hosmer-Lemeshow檢驗顯示列線圖模型預測曲線和實際曲線與理想曲線貼合度良好（χ2=3.193，P=0.363），具有較好的校準能力；決策曲線分析結果顯示閾概率在11%～93%區間內有較好的臨床適用性。結論本研究得出，術前RPR和PALBI評分為HAE根治性肝切除術后并發癥的危險因素，包含這兩個因素構建的列線圖對HAE根治性肝切除術后并發癥發生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
目的通過檢測肝泡型包蟲病（hepatic alveolar echinococcosis，HAE）病灶邊緣帶肝組織中Ⅰ型和Ⅲ型膠原（type Ⅰand type Ⅲ collagen）蛋白的表達，探討其與HAE進展中生物學行為的關系。 方法選取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間青海大學附屬醫院肝膽胰外科HAE患者手術切除的病灶邊緣帶肝組織及其距病灶5 cm以外的正常肝組織標本各20例，進行HE和Masson染色，光鏡下觀察HAE病灶周圍肝臟組織的病理學改變和纖維化程度；采用免疫組化染色方法檢測肝組織中Ⅰ型和Ⅲ型膠原蛋白的表達。 結果病灶邊緣帶肝組織的纖維化程度為Ⅱ級，正常肝組織的纖維化程度為0級，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Ⅰ型及Ⅲ型膠原蛋白在病灶邊緣帶肝組織的顯色指數分別為7.45±1.85和8.00±1.62，均高于正常肝組織的3.10±1.02和3.50±0.89，其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9.21，P=0.001；t=-10.88，P=0.001）。 結論HAE患者病灶周圍組織存在肝纖維化，HAE可能通過促進Ⅰ型和Ⅲ型膠原蛋白的表達進而誘導肝纖維化的發生。
目的 應用抗體芯片技術檢測并分析泡型包蟲病組織中凋亡因子的表達及其臨床意義。 方法 收集 6 例青海大學附屬醫院泡型包蟲病患者手術切除的肝組織標本（包括病變邊緣帶和正常肝組織），提取組織蛋白并利用抗體芯片技術檢測其凋亡因子水平，采用 AAH-APO-G1 軟件進行數據分析。 結果 邊緣帶肝組織中 5 種凋亡因子（Bad、Fas、IGFBP-3、P21 及 XIAP）表達水平與正常肝組織比較，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 Bad、Fas、IGFBP-3 及 P21 表達水平上調，XIAP 的表達水平下調。 結論 凋亡相關因子在泡型包蟲病的疾病進展中發揮相關作用，可能與泡型包蟲病的免疫逃逸機制存在聯系，而促凋亡因子與抑制性凋亡因子之間也存在某些功能失衡。因此更深入的探究凋亡因子的作用機制對泡型包蟲病診斷和治療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目的 探討缺氧誘導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基因沉默對人肝癌 SMMC-7721 細胞中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和基質金屬蛋白酶-2（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MMP-2）基因表達的影響。 方法 構建 HIF-1α 基因的 RNA 干擾（RNAi）表達載體（HIF-1α-shRNA-pGenesil-1）和陰性對照載體（shRNA-HK-pGenesil-1），并將其與質粒結合。將人肝癌 SMMC-7721 細胞分為沉默組、陰性對照組和空白對照組，分別轉染 HIF-1α-shRNA-pGenesil-1 重組載體、shRNA-HK-pGenesil-1 重組載體和空載體 pGenesil-1。轉染細胞經濃度為 500 μg/mL 的 G418 溶液篩選后獲得帶有轉染重組載體的細胞克隆，分別于常氧、低氧 6 h、低氧 12 h 及低氧 24 h 條件下培養，再采用實時定量逆轉錄聚合鏈式反應（RT-PCR）檢測細胞中 HIF-1α mRNA、VEGF mRNA 及 MMP-2 mRNA 的表達。 結果 常氧條件下，沉默組、陰性對照組和空白對照組細胞中均無 HIF-1α mRNA 的表達，且 3 組細胞中 VEGF mRNA 及 MMP-2 mRNA 的表達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低氧培養 6、12 及 24 h 時，沉默組細胞中 HIF-1α mRNA、VEGF mRNA 及 MMP-2 mRNA 的表達水平均低于同時點空白對照組和陰性對照組（P<0.05），但同時點空白對照組和陰性對照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常氧條件對應組別比較，沉默組、陰性對照組和空白對照組各低氧條件組細胞中 HIF-1α mRNA、VEGF mRNA 及 MMP-2 mRNA 的表達水平均較高（P<0.05）；低氧條件下，3 組細胞中 HIF-1α mRNA、VEGF mRNA 及 MMP-2 mRNA 的表達水平均呈下降趨勢，同組內 3 個時點間兩兩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 利用 RNAi 技術有效沉默人肝癌 SMMC-7721 細胞中 HIF-1α 基因的表達后，VEGF mRNA 和 MMP-2 mRNA 的表達水平均降低，提示沉默 HIF-1α 基因可抑制原發性肝癌的浸潤和轉移。
目的 通過搜集文獻回顧性研究我國骨包蟲病的臨床表現、診斷、治療及預后情況。 方法 利用中國知網和萬方數據庫檢索 2000 年—2015 年中國骨包蟲病的相關病例報道，進行回顧性分析。 結果 納入 2000 年—2015 年發表的相關文獻 21 篇，共報道 1975 年—2015 年收治的 87 例骨包蟲病患者。骨包蟲病的病例分布主要集中在我國廣大畜牧區。診斷依據中，54 例（62.1%）提及影像學檢查，32 例（36.8%）提及實驗室檢查，8 例（9.2%）提及病理檢查。治療上以手術治療為主，部分輔以聯合化學藥物治療。44 例有結局資料的患者中，復發 26 例（59.1%），治愈 18 例（40.9%）；再次手術 10 例（22.7%），死亡 2 例（4.5%）。 結論 骨包蟲病臨床上較罕見，手術治療仍是治療骨包蟲病的主要手段。骨包蟲病的臨床復發率相對較高，因此探索骨包蟲病新的診斷和治療方法至關重要。
目的 探討全胰腺切除+脾切除術治療胰腺癌的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顧性分析青海大學附屬醫院肝膽胰外科收治的 1 例行全胰腺切除+脾切除治療的全胰腺癌患者的術前臨床資料、手術治療過程及術后情況。 結果 結合患者術前病史、影像學及實驗室檢查結果考慮診斷為胰腺癌擬行經典的胰十二指腸切除術，術中發現全胰腺質地較硬且考慮脾動靜脈受侵，多次送病檢均提示胰腺切緣陽性，遂改行全胰腺切除+脾切除術。術后病理診斷符合高-中分化導管腺癌，患者病情平穩后長期給予胰酶制劑口服、胰島素皮下注射治療，無嚴重并發癥發生，恢復良好，隨訪至今 3 個月未見復發。 結論 隨著手術技術的提高及術后管理的加強，全胰腺切除可作為胰腺癌的一種治療方式仍是安全、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