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功能網絡探索是揭示大腦處理情緒時潛在神經聯系的重要手段,稀疏貝葉斯網絡(SBN)方法可以分析各區域因果特性及相互影響,逐漸被應用于腦網絡的研究中。本文提取了22名被試情緒腦電(EEG)的theta和alpha頻段,構建了不同情緒喚醒度的有效性腦網絡,并對節點的度、平均聚類系數和特征路徑長度進行分析。結果發現:①相比于低喚醒度的EEG信號,左中顳在高喚醒度狀態的因果影響都很明顯,而右前額的因果影響都不顯著;②高喚醒度的平均聚類系數較高,而低喚醒度的特征路徑長度較短。
目的 探討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γ輔激活因子1α( PGC-1α) 和紅系衍生的核因子相關因子2( Nrf2) 對γ-谷氨酰半胱氨酸合酶( γ-GCS) 表達的調控及其在COPD中的作用和意義。方法 24 只大鼠隨機分為COPD 組和對照組。COPD 組用每日熏香煙和兩次氣管內滴入脂多糖( LPS) 的方法制作COPD 模型。觀察大鼠的肺組織病理學改變, 檢測肺功能指標; 應用免疫組化、Western blot、原位雜交和逆轉錄-聚合酶鏈反應檢測肺組織中PGC-1α、Nrf2 和γ-GCS 的蛋白及mRNA表達情況。結果 COPD 組的肺功能指標( FEV0. 3、FEV0. 3 /FVC、PEF) 和光鏡下COPD 組肺組織病理變化符合COPD 的特征性改變。PGC-1α、Nrf2 mRNA 在兩組大鼠肺組織中均有表達, 且與γ-GCS mRNA 的表達部位基本一致; PGC-1α、γ-GCS 蛋白及mRNA 表達在COPD 組均顯著高于對照組( P 均lt;0. 05) ; Nrf2 蛋白表達在COPD 組較對照組顯著增高( P lt;0. 01) , 而Nrf2 mRNA 在兩組表達無明顯差異( P lt;0. 05) 。相關性分析顯示PGC-1α蛋白與Nrf2 蛋白及mRNA 表達均呈正相關( r 值分別為0. 775 和0. 515, P 均lt; 0. 01) , PGC-1α、Nrf2 蛋白與γ-GCS 蛋白( r 值分別為0. 531 和0. 575,P 均lt;0. 01) 及mRNA 表達( r 值分別為0. 616 和0. 634, P lt; 均0. 01) 均呈正相關。結論 PGC-1α可能作為Nrf2 的輔激活因子, 通過輔助激活Nrf2, 上調γ-GCS 的基因表達; PGC-1α和Nrf2 可能通過一個共同通路協同上調γ-GCS 的基因表達, 從而改善COPD 的氧化/ 抗氧化失衡。
目的 通過研究鋅指Krüppel 樣轉錄因子2( Klf2) 及紅系衍生核因子相關因子2 ( Nrf2) /BTB-CNC 異體同源體1( Bach1) 在經香煙煙霧提取物( CSE) 刺激的大鼠氣道上皮細胞中的表達, 了解其感受氧化應激對靶基因γ-谷氨酰半胱氨酸合酶( γ-GCS) 的調控作用。方法 采用酶消化法提取大鼠原代氣管-支氣管上皮細胞, 并用10% CSE 干預細胞6 h, 收集細胞, 雙酶法檢測γ-GCS 活性; 通過免疫細胞化學法觀察Nrf2 /Bach1 的核轉位; 采用Western blot 和RT-PCR 技術研究細胞中 Klf2、Nrf2、Bach1、γ-GCS 的蛋白及mRNA 表達。結果 大鼠氣管-支氣管上皮細胞經CSE 誘導后其 γ-GCS活性明顯增高。免疫細胞化學結果顯示Nrf2 經CSE 刺激后出現由核外向核內的轉位, Bach1 經CSE 刺激后出現由核內向核外的轉位。Western blot 結果顯示CSE 處理組中Klf2、Nrf2、Bach1、 γ-GCS蛋白水平較對照組顯著升高( Plt;0.05) ; RT-PCR 結果顯示CSE 處理組中Klf2、Nrf2、Bach1、 γ-GCS mRNA 水平較對照組顯著升高( Plt;0.05) 。直線相關分析表明γ-GCS 蛋白表達與Klf2、Nrf2、 Bach1 呈正相關( Plt;0.05) 。結論 CSE 可能通過轉錄因子Klf2、Nrf2、Bach1 調節γ-GCS 的表達。
為了探討一氧化氮（ＮＯ）和一氧化氮合成酶（ＮＯＳ）抑制劑———硝基左旋精氨酸甲基酯（ＬＮＡＭＥ）在撕脫皮瓣壞死中的作用，采用家豬下肢皮膚撕脫傷模型，用測量、稱重以及微盤，組織化學和原位雜交的方法進行觀察。結果：撕脫皮瓣早期ＮＯＳ基因表達增多。ＮＯ含量、濕／干重比值升高，經統計學處理有顯著性差異（Ｐ＜０．０１）；應用ＬＮＡＭＥ后，ＮＯ含量、濕／干重比值降低（Ｐ＜０．０１），皮瓣成活面積明顯增加（Ｐ＜０．０１）。提示，ＮＯ可能參與了撕脫皮瓣早期充血、水腫及繼發壞死的病理過程，早期應用ＬＮＡＭＥ對撕脫皮瓣有保護和治療作用。
目的 探討哮喘患者γ-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 γ-GCS)、還原型谷胱甘肽(GSH)的活性變化。方法 選取哮喘急性發作期患者10例，按哮喘防治指南常規分級治療6周，比較哮喘患者治療前后誘導痰中γ-GCS、GSH、丙二醛(MDA)及血清中GSH、MDA和活性氧(ROS)的變化，同時進行肺功能檢測和哮喘癥狀評分。選取10例健康志愿者作為正常對照。結果 哮喘患者治療前血清及誘導痰中GSH低于對照組(Plt;0.01)、MDA高于對照組(Plt;0.01)，誘導痰中γ-GCS高于對照組(Plt;0.01)。治療6周后，哮喘患者血清及誘導痰中GSH均較治療前增高(P均lt;0.01)，但仍低于對照組(Plt;0.05)；血清及誘導痰中MDA、誘導痰中γ-GCS均較治療前下降(P均lt;0.01)，但仍高于對照組(Plt;0.05)。哮喘患者血清中GSH水平與哮喘癥狀評分、MDA、ROS水平呈負相關(r值分別為-0.701、-0.901和-0.878，P值分別lt;0.05、lt;0.01和lt;0.01)，與FEV1 ％pred呈正相關(r：0.854，Plt;0.01)。哮喘患者誘導痰中γ-GCS活性與哮喘癥狀記分、MDA濃度呈正相關(r值分別為0.804和0.926，P值分別lt;0.05和lt;0.01)。結論 γ-GCS、GSH參與哮喘患者的氧化／抗氧化反應。
目的 探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患者肺組織中活化轉錄因子 3 （ATF3）、活化轉錄因子 4 （ATF4）的表達變化，以及ATF3和ATF4對γ-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γ-GCS）表達的影響，探討其在慢阻肺發病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伴或不伴慢阻肺并行肺葉切除的肺癌患者臨床肺組織標本 40 例（慢阻肺組和對照組各 20 例），取材標本均為遠離原發肺癌病灶 5 cm 以上、肉眼觀察無肺癌浸潤的外周肺組織。所有患者術前均詳細詢問病史，進行體格檢查、胸部 X 線片或肺部 CT 以及肺功能檢測。應用原位雜交及免疫組化檢測患者肺組織中 ATF3、ATF4、γ-GCS 重鏈亞基（γ-GCS-HS）mRNA 及蛋白的表達，應用免疫共沉淀法（CO-IP）檢測 ATF3、ATF4 與 γ-GCS-HS 蛋白之間的相互作用，并對 ATF3、ATF4 mRNA 及蛋白與 γ-GCS-HS mRNA 及蛋白進行相關分析。 結果 慢阻肺患者肺組織中 ATF3、ATF4、γ-GCS-HS mRNA 及蛋白呈強陽性表達，較對照組顯著升高（P＜0.01）。在 γ-GCS-HS 抗體捕獲的免疫沉淀中，ATF3、ATF4 抗體均可雜交出明顯的蛋白條帶，且慢阻肺組較對照組明顯增強（P＜0.01）。相關分析顯示肺組織中 ATF3、ATF4 蛋白表達與 γ-GCS-HS mRNA 及蛋白表達均呈明顯正相關（P＜0.01）；ATF3、ATF4、γ-GCS-HS 蛋白表達與 FEV1%pred、FEV1/FVC 均呈明顯正相關（P＜0.01）。 結論 在慢阻肺患者發病過程中，氧化應激誘導轉錄因子 ATF3 和 ATF4 過表達，ATF3和ATF4 可能通過影響 γ-GCS mRNA 和蛋白的表達而發揮抗氧化保護作用。
本文旨在研究持續短陣快速脈沖刺激（cTBS）干預對情緒加工腦功能網絡的影響。我們采用 cTBS 技術對 10 名受試者的左前額背外側皮質（DLPFC）區域進行干預，同時記錄干預前后受試者進行情緒面孔性別識別任務時的頭皮腦電（EEG）信號，然后采用 EEG 信號相位同步值來衡量兩個腦網絡節點間的連接強度，并運用網絡效率來描述腦區的信息傳遞效率。研究結果發現，經由 cTBS 技術干預受試者腦區，再采用情緒面孔圖片刺激后，100～300 ms 時間窗內的 EEG 信號的 β 頻段的事件相關功率明顯增強；不同的情緒圖片刺激下，中性和負性情緒圖片刺激的 EEG 信號全局相位同步值比正性情緒刺激下更高；情緒加工腦網絡小世界特性增強。綜上所述，本文通過研究左側 DLPFC 活躍性改變對情緒加工腦網絡的影響，初步探索了情緒加工腦網絡機制，為以后的情緒加工腦網絡研究提供了參考。
目的 探討抗氨基酰 tRNA 合成酶（ARS）抗體陽性的多發性肌炎/皮肌炎（PM/DM）的臨床特征。 方法 回顧性分析 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11 月我科診斷的 PM/DM 患者的臨床資料，包括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影像學結果等。 結果 共診斷 39 例 PM/DM 患者，其中抗 ARS 抗體陽性者 24 例（包括抗 Jo-1 抗體陽性者 14 例，非抗 Jo-1 抗體陽性者 10 例），抗 ARS 抗體陰性者 15 例。抗 ARS 抗體陽性者更容易合并肺間質病變（P<0.05），肌無力、技工手表現更常見于抗 Jo-1 抗體陽性的患者（P<0.05），非抗 Jo-1 抗體陽性患者多表現為無肌病的 DM 病程（P<0.05）。 結論 非抗 Jo-1 抗體陽性的抗 ARS 抗體陽性患者與抗 Jo-1 抗體陽性患者的臨床癥狀相似，非特異性間質性肺炎重疊機化性肺炎（NSIP/OP）在抗 Jo-1 抗體陽性的 PM/DM 患者中較為常見。當臨床表現為無肌病的 DM 病程且抗 Jo-1 抗體陰性時，需警惕非 Jo-1 抗體綜合征。
目的 評價單藥糖皮質激素（glucocorticoids，GC）與GC聯合他克莫司（tacrolimus，TAC）治療抗合成酶綜合征相關性間質性肺疾病（anti-synthetase syndrome-associ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ASS-ILD）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通過回顧性分析以及傾向性評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分析，比較TAC+GC兩藥聯合組（TAC+GC組）與GC單藥治療組（GC組）ASS-ILD患者的2年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及相關不良反應。用COX回歸分析與PFS相關的預測因素。結果 TAC+GC組的2年無進展生存率優于GC組［P=0.0163，風險比率（hazard ratio，HR）0.347］；COX回歸模型的單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提示肌酶激酶水平（P=0.0019，HR 1.002）以及初始治療的方案選擇：TAC+GC與GC相比（P=0.0197，HR 0.207），是PFS的獨立預測因素。PSM分析提示TAC+GC組2年無進展生存率54.5%，高于GC組的18.2%（P=0.0157，HR 0.275）。與GC組相比較，TAC+GC組患者的藥物不良反應發生率無明顯變化。結論 與GC單藥治療比較，初始給予TAC+GC聯合治療顯著延長ASS-ILD患者的PFS，且患者藥物相關并發癥的發生率未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