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較鎖孔入路和傳統開顱治療基底節區高血壓腦出血術后癲癇的療效。 方法收集2006年9月-2015年3月四川石油管理局總醫院神經外科收治的基底節區高血壓腦出血患者108例,隨機分為兩組:鎖孔入路治療組(58例)和傳統手術組(50例)。兩組患者圍手術期均采用相同的管理方案,統計分析兩組患者的年齡、性別、出血量、術后癲癇發生率、藥物療效及藥物不良反應發生率等。 結果兩組患者術后隨訪2年,鎖孔入路治療組術后癲癇發作12例,1例發生癲癇持續狀態,無死亡發生;有10例對單一抗癲癇藥物(AED)治療有效,7例出現藥物不良反應。傳統手術組術后癲癇發作22例,9例發生癲癇持續狀態,并有5例因此死亡;僅5例對單一AED治療有效,15例出現藥物不良反應。分析顯示兩組患者術后癲癇的發生率、重癥癲癇發生率、預后、單一AED控制率及藥物不良反應等方面有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與傳統開顱血腫清除術比較,鎖孔入路極大減少基底節區高血壓腦出血術后癲癇、重癥癲癇及藥物并發癥的發生。鎖孔入路治療基底節區高血壓腦出血是一種值得推崇的手術方式。
目的探討外傷性顱骨修補術后繼發癲癇的相關危險因素。方法收集 72 例于 2010 年 2 月— 2017 年 12 月在四川寶石花醫院神經外科行顱骨三維鈦網修補術患者的臨床資料和術后 6 個月的隨訪資料,對修補術后癲癇發作原因及手術操作進行回顧性分析并行統計學處理。結果72 例顱骨修補術后 6 個月內繼發癲癇 21 例(29.2%)。單因素分析顯示,腦灰質有軟化灶、首次術后未正規抗癲癇預防用藥、術中懸吊硬膜、修補手術距外傷的時間>6 個月的患者繼發癲癇的比例均明顯高于未繼發癲癇患者(P<0.05)。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對結果進行校正發現,腦灰質有軟化灶[OR=8.425,95% CI(2.541,27.934),P<0.001)]、首次術后未正規抗癲癇預防用藥[OR=0.160,95% CI(0.050,0.51)8,P=0.002)]、術中懸吊硬膜[OR=13.306,95% CI(3.769,46.976),P<0.001)]、修補手術距外傷的時間>6 個月[OR=6.205,95% CI(1.705,22.583),P=0.006)]是術后繼發癲癇的獨立危險因素。結論外傷性顱骨缺損修補術后進行正規的抗癲癇治療、縮短修補時間、正確圍手術期處理等均可降低術后癲癇發病率。
目的比較顳葉癲癇患者術后左乙拉西坦和拉莫三嗪聯合用藥與丙戊酸鈉治療的療效及安全性。 方法選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2012年8月-2014年8月行手術治療的186例顳葉癲癇, 術后根據所用抗癲癇藥物不同分為左乙拉西坦和拉莫三嗪聯合用藥組98例與丙戊酸鈉單藥組88例, 抗癲癇治療隨訪12~48個月, 觀察療效及不良反應, 計算保留率及不良反應發生率。 結果聯合用藥組EngelⅠ級率為72.4%(71例), Ⅱ級率為17.3%(17例), Ⅲ級率為7.1%(7例), Ⅳ級率為3.2%(3例); 單藥組EngelⅠ級率為67.0%(59例), Ⅱ級率為21.6%(19例), Ⅲ級率為9.1%(8例), Ⅳ級率為2.3%(2例), 兩組各級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聯合用藥組保留率和不良反應發生率分別為90.8%(89例)、15.3%(15例), 單藥組為80.7%(71例)、36.4%(32例), 組間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顳葉癲癇手術后左乙拉西坦和拉莫三嗪聯合使用和丙戊酸鈉單藥治療均取得良好的療效, 且左乙拉西坦和拉莫三嗪在保留率及減少不良反應發生率方面更具優勢。
目的 評價微血管減壓術(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MVD)治療顱神經功能亢進性疾患的療效。 方法 2002 年10 月-2007 年1 月,采用MVD治療106 例顱神經功能亢進性疾患。男47 例,女59 例;年齡42 ~ 85 歲,平均62 歲。三叉神經痛56 例,面肌痙攣33 例,痙攣性斜頸17 例。MRI 檢查血管壓迫神經根明顯者60 例(56.6%),可疑者33 例(31.1%),無壓迫者13 例(12.3%)。病程2 ~ 300 個月,中位病程54 個月。術前典型表現為相應支配區的神經激惹癥狀。 結果 術中發現三叉神經痛患者最常見責任血管為小腦上動脈,共25 例(44.6%);面肌痙攣患者為小腦前下動脈,共11 例(33.3%);痙攣性斜頸患者為椎基底動脈共14 例(82.4%)。術后31 例發生面癱、聽力下降、面部麻木、眩暈、頸肩疼痛、轉頸無力及皮下積液(29.2%),均經對癥處理后愈合或改善。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6 ~ 42 個月。根據Kobata 等療效評定標準,三叉神經痛者治愈47 例(83.9%),面肌痙攣治愈27 例(81.8%),痙攣性斜頸治愈7 例(41.2%),總有效率為90.6%;5 例(4.7%)無效者,2 例再次手術治愈,余放棄治療。5 例(4.7%)于術后3 ~ 8 個月復發,2 例再次手術治愈,1 例行伽瑪刀治療好轉,余放棄治療。 結論 MVD 治療因血管壓迫相關顱神經導致的疾病有較好療效。完備的術前評估、嫻熟的顯微手術技巧和術中電生理監護是提高療效和減少并發癥的關鍵。
【摘要】 目的 探討難治性癲癇不同類型手術的預后與病程長短有無相關關系。 方法 回顧性分析2005年1月-2009年12月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神經外科進行難治性癲癇手術的143例患者,根據Engel分級對預后進行評估,分別分析各類型手術不同病程時間之間的預后差異以及相關關系。 結果 不同病程組顳葉手術和顳葉合并顳葉外手術的預后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gt;0.05),兩者之間無相關關系;顳葉外手術的預后在不同病程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lt;0.05),兩者之間呈負相關。 結論 顳葉外癲癇手術的預后與病程存在相關關系;病程越短,預后越好。【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gnosis of different intractable epilepsy surgeries and the disease course. Methods A total of 143 patients who had undergone surgeries for intractable epilepsy in the Neurosurgery Department of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from 2005 to 2009 were enrolled, and the prognosis with different disease course were assessed based on the Engel classification. Results Between different disease duration group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gnosis of the temporal surgery and the surgery of temporal lobe combined with other lobe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gt;0.05), which indicated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ease course and the prognosis. Howe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gnosis of the surgeries outside the temporal lob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lt;0.05), which showed that patients with a longer disease course had a worse prognosis. Conclusion The prognosis of the epilepsy surgery outside the temporal lobe is correlated with the disease course. The shorter course has a better prognosis after surgery.
目的 通過測定谷氨酸受體 5(glutamic receptor 5,GLUR5)在人難治性顳葉癲癇和馬桑內酯誘導的恒河猴癲癇模型腦組織中的蛋白表達水平,探討 GLUR5 與難治性癲癇發病機制的關系。 方法 選取 2007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收治的 54 例難治性顳葉癲癇患者作為臨床病例組,同期收治的 43 例因外傷、腫瘤或大面積腦出血并發腦疝行去顳葉皮質減壓手術的患者作為臨床對照組。采用熒光定量聚合酶鏈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和蛋白質印跡法檢測所收集標本的 GLUR5 的 mRNA 水平和蛋白表達水平。通過蛋白質印跡法在經馬桑內酯誘導的恒河猴顳葉癲癇模型的海馬及顳葉組織中檢測 GLUR5 蛋白表達水平,并與動物對照組比較。 結果 熒光定量 PCR 結果顯示臨床病例組與臨床對照組顳葉組織的 GLUR5 mRNA 表達比值(R 值)為 0.262,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海馬組織的 GLUR5 mRNA 表達R 值為 4.89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GLUR5 擴增曲線顯示臨床病例組較臨床對照組海馬組織中 GLUR5 mRNA 水平向上調節;擴增曲線顯示臨床病例組與臨床對照組顳葉組織中 GLUR5 mRNA 水平無明顯變化。GLUR5 PCR 擴增產物電泳圖顯示擴增片段為 161 bp。蛋白質印跡實驗顯示臨床病例組顳葉組織 GLUR5/actin 灰度值為 2.172±0.063,臨床對照組為 2.142±0.06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臨床病例組海馬組織為 2.548±0.509;臨床對照組為 1.584±0.41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目的蛋白條帶結果顯示 GLUR5 蛋白表達臨床病例組顳葉組織與臨床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在海馬組織中的表達明顯高于臨床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恒河猴動物實驗組海馬組織 GLUR5/actin 灰度值為 1.007±0.034,動物對照組為 1.001±0.032,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動物實驗組顳葉組織 GLUR5/actin 灰度值為 0.763±0.026,動物對照組為 0.742±0.034,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目的蛋白條帶結果顯示 GLUR5 蛋白表達動物實驗組海馬及顳葉組織與動物對照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 GLUR5 在人難治性顳葉癲癇中通過作用于海馬參與難治性顳葉癲癇的病理發生;GLUR5 在人難治性顳葉癲癇中異常表達而在猴癲癇模型中表達無變化,可能支持 GLUR5 的異常表達主要參與難治性顳葉癲癇的發生。
目的探索病因學為海綿狀血管瘤的藥物難治性癲癇的最佳治療模式, 驗證手術時機選擇是否影響最終的治療效果。 方法研究回顧性分析2008年1月-2010年12月期間63例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神經外科就診的顱內幕上海綿狀血管瘤所致癲癇患者的病史長短、病變部位、癇性發作類型; 在通過外科手術切除病變和癇灶以后, 比較不同病史長短因素對最終療效的影響。 結果患者病史介于3個月~25年之間, 中位時間4.5年。癇灶位于顳葉43例, 額葉12例, 頂葉3例, 枕葉1例, 扣帶回1例, 涉及多個腦葉3例。癇性發作涉及11種發作類型。2年療效隨訪, 總體ILAE 1級45例(71.4%), ILAE 1~2級51例(81.6%)。其中病史短于5年組(38例)ILAE 1~2級35例(92.1%), 病史長于5年組(25例)的ILAE 1~2級14例(56.0%)。經Kaplan-Meier法分析, 兩組比較有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一旦確認病因學為海綿狀血管瘤的癲癇患者對抗癲癇藥物耐藥, 應當早期考慮手術治療。
目的 利用磁共振彌散張量成像技術(DTI)對右側難治性顳葉癲癇(TLE)患者術前及術后腦白質各向異性分數(FA)進行縱向隨訪研究,并對其與病程等臨床癥狀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分析,探討右側TLE患者的腦白質FA變化模式。 方法 2008年7月-2009年8月納入10例右側難治性TLE患者。對每個受試者采用GE 3.0 T磁共振及8通道頭線圈掃描,所有DTI圖像通過單次回波平面成像序列采集。采用基于體素分析的SPM8軟件對受試患者術前術后FA圖進行配對t檢驗,觀察難治性TLE患者腦白質變化模式。采用Pearson相關計算FA變化幅度與病程等臨床癥狀之間的相關性,經比較校正后P值<0.05的區域為有統計學意義的區域。 結果 右側TLE患者FA值降低的區域包括左側顳下回、雙側額中回及左側殼核、右側楔葉。FA升高的區域包括左側海馬旁回、左側顳葉、右側額下回和左側中央旁小葉。相關分析發現,右側TLE患者右側額下回FA變化值與發病年齡呈負相關,左側顳下回FA變化值與術后隨訪間隔時間呈負相關。 結論 右側難治性TLE患者手術治療后大腦白質變化不僅局限于顳葉,還涉及顳葉外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