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較不同年齡段患者一期經后路半椎體切除行脊柱矯形的效果，探討最佳手術時機的選擇。 方法回顧分析2007年1月－2013年2月采用經后路半椎體切除植骨融合內固定術治療的36例先天性脊椎半椎體畸形患者，男22例，女14例；年齡5～48歲，平均16.8歲。根據年齡分為≤10歲7例（A組），10～20歲22例（B組），＞20歲7例（C組）。3組患者性別、半椎體節段、類型、合并癥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前、術后即刻及末次隨訪時攝脊柱正側位X線片，測量脊柱側凸Cobb角、后凸Cobb角、C7鉛垂線（C7 plumb line-center sacral vertical line，C7PL-CSVL）評估指標，并計算改善率，比較3組矯形效果；同時記錄圍手術期及遠期并發癥。 結果手術時間A組少于C組（P＜0.05），術中出血量B、C組顯著高于A組（P＜0.05），固定節段B、C組明顯多于A組（P＜0.05）。36例均獲隨訪，隨訪時間7～62個月，平均31.3個月。隨訪期間無傷口愈合不良、椎弓根切割、釘棒斷裂、假關節形成等并發癥發生。末次隨訪時31例患者雙肩、雙髖達到了平衡狀態。3組組內術后即刻及末次隨訪時側凸Cobb角、C7PL-CSVL、后凸 Cobb 角均較術前顯著改善（P＜0.05）。除末次隨訪時側凸Cobb角B組大于C組，后凸Cobb角術后即刻矯正率A、C組大于B組，后凸Cobb角末次隨訪矯正率B組小于C組，C7PL-CSVL術后即刻矯正率A組大于B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外，其余各組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早期行一期經后路半椎體切除安全有效，特別是在形成結構性代償彎及脊柱僵硬前手術治療，可縮短手術時間，減少固定節段及術中出血，對脊柱的生長及活動度影響相對較小。
目的 系統評價快速現場評估（rapid on-site evaluation，ROSE）在超聲支氣管鏡（endobronchial ultrasound，EBUS）下肺及縱隔病變穿刺活檢的診斷價值。方法 檢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中國知網、萬方和維普網，搜集EBUS聯合ROSE穿刺診斷肺、縱隔病變的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2022年8月。由2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后，采用RevMan 5.4和Stata 12.0軟件進行Meta分析。結果 共納入15篇文獻，包括9篇回顧性研究和6篇前瞻性研究，共計3 577例患者。Meta分析主要結果顯示：EBUS聯合ROSE組的樣本充分性［RD=0.1，95%CI（0.05，0.15），P<0.000 1］、總體診斷率［RD=0.07，95%CI（0.04，0.10），P<0.000 1］、惡性病變診斷率［RD=0.06，95%CI（0.02，0.09），P=0.004］顯著高于EBUS組。對肺部病變和縱隔病變診斷率進行亞組分析，結果顯示ROSE組對肺部病變［RD=0.12，95%CI（0.08，0.17），P<0.000 01］及縱隔病變［RD=0.06，95%CI（0.01，0.12），P=0.02］的診斷率高于非ROSE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ROSE聯合EBUS的總體診斷率、惡性診斷率分別為90%、92%。次要結果顯示：ROSE組較單用EBUS組穿刺次數［MD=–1.16，95%CI（–1.89，–0.43），P=0.002］顯著減少，兩組手術操作時間［MD=0.09，95%CI（–5.22，5.39），P=0.97］及并發癥的發生率［RD=–0.06，95%CI（–0.13，0.01），P=0.1］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結論 ROSE可以提高EBUS在肺/縱隔病變中的診斷效能，有臨床運用價值。
目的探討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頸椎矢狀位參數手術前后變化及其與脊柱-骨盆參數的相關性，分析其改變原因及意義。 方法以2011年7月－2014年7月收治并符合選擇標準的35例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12例，女23例；年齡13～20歲，平均16.2歲。Lenke分型：1型16例，2型7例，3型4例，4型3例，5型4例，6型1例。術后均獲隨訪，隨訪時間5～36個月，平均10.9個月。于術前及末次隨訪時的脊柱全長側位X線片測量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骨盆傾斜角（pelvic tilt，PT）、骶骨傾斜角（sacral slope，SS）、胸椎后凸角（thoracic kyphosis，TK）、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頸椎前凸角（cervical lordosis，CL）、T1傾斜角（T1 slope）、C2傾斜角（C2 slope）、C7矢狀位垂直距離（C7 sagittal vertical axis，C7 SVA）、C2～7矢狀位垂直距離（C2-7 plumbline，cSVA）。根據術前CL值將患者分為頸椎前凸組（CL < 0°）及頸椎后凸組（CL>0°）；根據頸椎后凸、前凸組術后頸椎曲度改變，對恢復前凸、后凸有改善以及前凸增大（A、B、C組）患者進行研究。采用Spearman檢驗分析頸椎前凸、后凸組術前CL與各參數間的相關關系。 結果35例患者手術前后PT、PI、SS、LL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其余參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根據術前CL值，17例為頸椎前凸組，18例為頸椎后凸組。組內比較：手術前后頸椎前凸組PT、PI、SS、C2 slope、C7 SVA以及頸椎后凸組PT、PI、SS、LL、CL、TK、T1 slope、C2 slope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組間比較：術前兩組CL、TK、C2 slope、C7 SVA、T1 slope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末次隨訪時兩組間僅T1 slope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前頸椎后凸者中，術后恢復前凸7例（A組），后凸有改善7例（B組），后凸增大4例；術前頸椎前凸者中，術后前凸增大9例（C組），前凸減小3例，出現后凸5例。手術前后A組LL、CL、T1 slope、C2 slope、C7 SVA，B組TK、CL以及C組CL、cSVA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前頸椎后凸患者中，A、B組手術前后LL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頸椎前凸組術前CL與C2 slope強烈相關（P < 0.05），頸椎后凸組術前CL與C2 slope、T1 slope強烈相關、與cSVA中度相關（P < 0.05）。 結論頸椎在維持脊柱-骨盆矢狀位平衡中具有重要作用，頸椎曲度的改變與胸椎后凸改變有一定相關性，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矯形術中應盡可能恢復或維持頸椎前凸生理曲度。
目的對Lenke 1A型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行后路選擇性胸彎融合術后遠端疊加現象的發生率進行研究,對可能的危險因素進行分析,以期得出更為合理的遠端固定椎（lowest instrumented vertebra,LIV）選擇策略。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1年7月-2015年12月行后路椎弓根螺釘系統選擇性胸彎融合術矯正治療的43例Lenke 1A型脊柱側凸患者。其中男15例,女28例;年齡12～18歲,平均16歲。術前主胸彎Cobb角（50.1±11.3）°。所有患者均在術前、術后即刻及末次隨訪時攝站立位脊柱全長正側位X線片,測量手術前后各影像學參數。在末次隨訪X線片上判定是否發生了術后遠端疊加現象,將發生遠端疊加現象的患者納入疊加組,未疊加患者為非疊加組。將可能發生疊加現象的參數進行統計分析。 結果43例均獲隨訪,隨訪時間12～50個月,平均26.5個月。末次隨訪時10例（23.3%）發生了遠端疊加現象,其中男2例（13.3%）,女8例（28.6%）。單因素分析顯示,兩組間比較術前腰彎柔韌性、術前骨盆冠狀面傾斜角、術前LIV+1與骶骨中線偏移距離、L4亞分型、LIV與遠端觸及椎（last touching vertebra,LTV）節段差距（LIV-LTV）、LIV與下端椎（lower end vertebra,LEV）節段差距（LIV-LEV）、LIV與穩定椎（stable vertebra,SV）節段差距（LIV-SV）7個參數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性別、年齡、Risser征、LIV與中立椎節段差距、手術前后主胸彎Cobb角、術前主胸彎柔韌性、術前代償性腰彎Cobb角及術后代償性腰彎殘余角、術前頂椎偏移、術前LIV傾斜角、術后主胸彎及腰彎Cobb角矯正率、術后頂椎偏移、末次隨訪時主胸彎及腰彎Cobb角矯正丟失等參數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7個變量帶入Logistic回歸模型,采用逐步回歸法進行變量篩選,結果顯示術前LIV+1偏移（＞10 mm,OR值=10.812,P=0.026）、LIV-LTV（＜1,OR值=9.017,P=0.040）、L4亞分型（L4向右傾斜,OR值=9.744,P=0.047）與遠端疊加現象明顯相關。 結論術前LIV+1偏移＞10 mm、LIV-LTV<1、L4亞分型（L4向右傾斜）是術后發生疊加現象的獨立危險因素。由于疊加現象的發生與遠端融合平面的選擇密切相關,因此術前應全面考慮下端融合平面并且至少延伸至LTV+1,以防止術后遠端疊加現象的發生。
目的探討退變性腰椎側凸后路長節段固定融合術后發生冠狀面失平衡的危險因素。方法回顧研究 2011 年 8 月—2016 年 7 月行后路選擇性經腰椎間孔椎體間融合術（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TLIF）結合 Ponte 截骨矯形長節段固定手術的 41 例退變性腰椎側凸患者臨床資料，按末次隨訪時是否出現冠狀面失平衡分為失平衡組（A 組，11 例）和平衡組（B 組，30 例）。術前及末次隨訪時測量以下影像學參數：冠狀面 Cobb 角、冠狀面平衡距離（coronal balance distance，CBD）、頂椎偏距（apical vertebra translation，AVT）、頂椎旋轉（apical vertebra rotation，AVR）、腰骶彎（lumbar sacral curve，LSC）Cobb 角和 L5 傾斜角（L5 tilt angle，L5TA），計算術前與末次隨訪時上述影像學參數變化值。對兩組患者性別、年齡、術前骨密度 T 值、固定椎體數、上端固定椎、下端固定椎、TLIF 椎間融合器植入節段數、減壓節段數、Ponte 截骨節段數，以及將有統計學意義的術前影像學參數連續變量轉換為二分類變量，進行單因素分析，初步篩選術后冠狀面失平衡的影響因素。再將上述初步篩選的影響因素和組間有統計學意義的影像學參數變化值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篩選危險因素。結果A、B 組隨訪時間分別為（3.76±1.02）年和（3.56±1.03）年，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547，P=0.587）。A 組患者術前冠狀面 Cobb 角、AVT、LSC Cobb 角、L5TA 顯著大于 B 組（P<0.05）；末次隨訪時，A 組各影像學參數均顯著大于 B 組（P<0.05）。手術前后冠狀面 Cobb 角、AVT、LSC Cobb 角變化值兩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CBD、L5TA 和 AVR 變化值兩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單因素分析顯示，術前 L5TA 是術后冠狀面失平衡的影響因素（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術前 L5TA≥15° 是術后冠狀面失平衡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手術前后 AVR 變化值是冠狀面失平衡的保護因素。結論術前 L5TA≥15° 是退變性腰椎側凸后路長節段固定融合術后發生冠狀面失平衡的獨立危險因素。
肝段的精準解剖劃分是肝臟外科的基礎，而肝臟S9段的解剖劃分是對肝尾狀葉的進一步精準分區。本文通過回顧性分析總結了南方醫科大學附屬東莞醫院收治的肝臟S9段原發性肝癌、肝復發癌、肝轉移癌、肝局灶性增生共4例代表性病變的精準微創消融及隨訪情況，旨在探索CT引導下肝臟S9段病變的微創消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