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葉峰, 施建雄, 胡建新, 黃博, 邱浩, 初同偉. 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術后頸椎矢狀位參數變化的研究. 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 2016, 30(3): 336-342. doi: 10.7507/1002-1892.20160066 復制
近年來,學者們對于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術后腰椎-骨盆矢狀位參數變化進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針對術后腰椎及骨盆的改變與代償[1-2],并將其作為術前矢狀位矯形評估和參考的指標。這類患者胸椎后凸較正常同齡人小,其中低胸椎后凸患者伴有頸椎前凸部分喪失,甚至出現頸椎后凸[3]。而目前有關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術后頸椎矢狀位參數變化的研究相對較少。為此,我們對這類患者手術前后頸椎矢狀位參數變化及其與胸椎、骨盆等參數的相關性進行研究,旨在了解矯形術后頸椎序列是否改變,并分析其改變原因及臨床意義。
1 臨床資料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1年7月-2014年7月于我院行后路椎弓根螺釘矯形術、有完整手術前后影像學資料的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排除Cobb角> 90°、術前有相關部位手術史、先天性側凸或神經源性側凸者。共35例患者符合選擇標準,納入研究。其中,男12例,女23例;年齡13~20歲,平均16.2歲。Lenke分型:1型16例,2型7例,3型4例,4型3例,5型4例,6型1例。由同一組醫師根據Lenke分型及標準化原則進行手術,術中均未行截骨。術后均獲隨訪,隨訪時間5~36個月,平均10.9個月。
1.2 測量指標及方法
取術前及末次隨訪時脊柱全長側位X線片,上至枕骨,下至股骨中上段;采用Surgimap spine軟件(Nemaris公司,美國)測量以下參數。
1.2.1 骨盆參數
①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經S1上終板中點作一條垂直于終板的直線,再經S1上終板中點和股骨頭中點作一條直線,兩條直線形成的夾角即為PI。②骨盆傾斜角(pelvic tilt,PT):經過S1上終板中點以及兩側股骨頭中心連線中點的直線與鉛垂線間的夾角。③骶骨傾斜角(sacral slope,SS):S1上終板與水平線間的夾角。
1.2.2 脊柱矢狀位參數
①胸椎后凸角(thoracic kyphosis,TK):T4上終板與T12下終板切線夾角;后凸為正值,前凸為負值。②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T1上終板與S1上終板切線夾角;后凸為正值,前凸為負值。③頸椎前凸角(cervical lordosis,CL):C2下終板與C7下終板切線夾角;后凸為正值,前凸為負值。④T1傾斜角(T1 slope):T1上終板切線與水平線間夾角。⑤C2傾斜角(C2 slope):C2下終板切線與水平線間夾角。⑥C7矢狀位垂直距離(C7 sagittal vertical axis,C7 SVA):經C7椎體中心的鉛垂線與S1后上緣水平距離,若鉛垂線位于S1后上緣前方,則為正值,反之為負值。⑦C2~7矢狀位垂直距離(C2~7 plumbline,cSVA):經C2椎體中心的鉛垂線與C7后上緣水平距離。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2.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數據以均數±標準差表示。根據術前CL值將患者分為2組,CL < 0°為頸椎前凸組,CL > 0°為頸椎后凸組;根據術后頸椎曲度改變分為3組(術前頸椎后凸者中,術后恢復前凸為A組,后凸有改善為B組;術前頸椎前凸者中,術后前凸增大為C組);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或Mann-Whitney U檢驗。采用Spearman檢驗分析手術前后CL與各參數間的關系,|r|為0~0.1無相關,0.1~0.3為輕度相關,0.3~0.5為中度相關,0.5~1.0為強烈相關。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手術前后脊柱-骨盆參數比較
35例患者手術前后PT、PI、SS、LL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其余參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1。

根據術前CL值,17例為頸椎前凸組,18例為頸椎后凸組。組內比較:手術前后頸椎前凸組PT、PI、SS、C2 slope、C7 SVA以及頸椎后凸組PT、PI、SS、LL、CL、TK、T1 slope、C2 slope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組間比較:術前兩組CL、TK、C2 slope、C7 SVA、T1 slope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末次隨訪時兩組間僅T1 slope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其余參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2。

術前頸椎后凸者中,術后恢復前凸7例(A組),后凸有改善7例(B組),后凸增大4例;術前頸椎前凸者中,術后前凸增大9例(C組),前凸減小3例,出現后凸5例。組內比較:手術前后A組LL、CL、T1 slope、C2 slope、C7 SVA,B組TK、CL以及C組CL、cSVA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其余參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前頸椎后凸患者中,A組手術前后LL與B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其余參數A、B組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圖 1。

2.2 CL與脊柱-骨盆參數相關分析
頸椎前凸組術前CL與C2 slope強烈相關(P < 0.05),頸椎后凸組術前CL與C2 slope、T1 slope強烈相關、與cSVA中度相關(P < 0.05)。見表 3。

3 討論
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是一個三平面畸形,其中矢狀位畸形矯正中有關胸椎與腰椎、腰椎與骨盆的變化與匹配已引起醫師重視,但對于頸椎的變化研究較少,為此本研究重點探討頸椎與其余脊柱-骨盆參數的關系。Glassman等[4]以及Mac-Thiong等[5]通過測量頸椎退變畸形成年患者的矢狀位C7 SVA、重力線,并結合功能障礙指數(ODI)問卷調查結果分析,提出當C7 SVA超過5?cm時為矢狀位失平衡,會導致成人脊柱退變健康相關生存質量(HRQOL)評分降低。但由于C7 SVA忽視了頸椎序列的代償,不能全面評估整個脊柱的矢狀位平衡[6],為此有學者[7]提出以C2 SVA及cSVA作為衡量全脊柱矢狀位平衡的參數,一旦cSVA超過4?cm,則預示患者HRQOL評分較低。C2 slope是與患者水平視線相關的參數,可通過站立位頸椎側位X線片測量[8]。人體站立時保持C0~2平均30°的上頸椎前凸可獲得舒適的平視姿勢[9],提示C2 slope接近15°時患者能維持較舒適水平視線[8]。T1 slope是個非解剖學參數,但對于維持頸椎矢狀位平衡具有重要意義[10]。Knott等[6]的研究顯示,T1 slope與C2 SVA強烈相關,當T1 slope超過13~25°范圍,則需要評估患者是否存在脊柱矢狀位失平衡。
無癥狀人群的SS與LL、LL與TK密切相關,相互影響以維持生理平衡。同樣,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也有類似相關性,但與無癥狀人群相比也存在一些不同。有研究報道,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TK和LL成中度或高度相關[11-12]。Newton等[13]報道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矯形術后LL會發生瞬間改變,以匹配TK的變化。Hilibrand等[14]首先報道胸椎后凸丟失與頸椎后凸形成相關,Hwang等[15]發現伴頸椎后凸的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的胸椎后凸顯著小于頸椎中立或前凸者。本研究中,頸椎后凸組患者術后胸椎后凸(TK)較術前增大,頸椎后凸(CL)減小;而隨著頸椎后凸減小,T1 slope增大、C2 slope減小。頸椎后凸組患者術前胸椎后凸顯著小于頸椎前凸組,術后胸椎后凸部分恢復,TK與頸椎前凸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提示CL變化與TK、T1 slope、C2 slope相關。頸椎前凸、后凸組的相關分析顯示:兩組術前頸椎曲度(CL)與C2 slope相關,但與TK無相關性;頸椎后凸組術前CL與T1 slope相關,但頸椎前凸組未發現相關性。這可能與本研究兩組樣本量較小相關,參數相關性有待增加樣本量進一步分析。
結合本研究結果,我們認為頸椎曲度改變受矢狀位參數TK的影響,如TK不足時,頸椎前凸會減小或形成后凸以補償;而TK增大時頸椎前凸會逐步恢復或改善[15]。另一方面為了適應平視的需要,C2 slope也會隨著頸椎曲度改變而進行相應變化。因此,對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矯形時應考慮胸椎后凸改變引起的頸椎曲度改變,恢復適宜的胸椎后凸可能達到理想的頸椎前凸。但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18例術前頸椎后凸患者中,術后4例后凸增大;17例術前頸椎前凸患者中,5例術后出現頸椎后凸。因病例數較少,未進一步分析發生原因。該結果與Canavese等[16]報道相似,他們研究發現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經后路矯形后,僅有15.6%患者恢復正常頸椎前凸,推測即使矯形手術使胸椎后凸改善,但由于患者已適應了頸椎后凸狀態或頸椎柔韌性不足,最終導致頸椎曲度改善有限。
Smith等[17]報道矢狀位正性失衡的脊柱退變性畸形患者為維持平視,頸椎會發生過度前凸,但經腰椎椎弓根截骨術矯治后,通過骨盆、LL、TK至CL的交互作用可以達到改善頸椎過度前凸的效果。Kim等[18]提出了全脊柱矢狀位排列(global sagittal spine alignment,GSA)概念,指出維持TK、LL、PI之間的平衡具有重要意義。Lee等[10]及Yagi等[19]報道脊柱-骨盆參數及GSA會影響頸椎矢狀位平衡。與上述研究類似,本研究中35例患者術后腰椎前凸減小、PT增大以及頸椎前凸組中PT增大、SS減小均未引起CL有統計學意義的改變;僅頸椎后凸組中腰椎前凸減小、PT增大、SS減小、TK增大才引起CL有統計學意義改變。結合CL與脊柱-骨盆參數的相關性分析,提示可能LL、PT的改變不能直接導致CL的改變。A組中手術前后LL、T1 slope、CL、C2 slope、C7 SVA差異有統計學意義;C組中CL、cSVA具有統計學意義,但TK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我們分析一方面CL與TK僅為中度相關,其改變可能受其他因素或參數的影響;另一方面,CL位于脊柱重力線上部,其對矢狀位平衡的調節作用不僅僅表現于相對TK的變化。所以,盡管矯形術螺釘固定于胸椎、腰椎,但所引起的脊柱矢狀位局部曲度和方向改變,會引起區域乃至整體脊柱的適應性變化,整個頭顱-脊柱-骨盆的矢狀位參數均不同程度相互作用參與平衡互補,從而達到一個穩定姿勢。
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矯形后頸椎后凸有部分改善,但仍有部分處于頸椎后凸狀態。對于術后維持頸椎幅度,目前仍然缺乏明確的結論。因為在無癥狀人群中除了頸椎呈現生理前凸外,還有2%~35%為頸椎后凸[20]。McAviney等[21]報道頸椎前凸< 20°更易出現頸源性癥狀;Okada等[22]報道了頸椎后凸患者頸椎退變發病率較高。Villavicen cio等[23]關于頸前路減壓植骨融合內固定術后臨床效果與頸椎矢狀位序列關系的研究顯示,維持或改善頸椎節段性(局部)前凸,患者HRQOL評分更高。所以,對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術后維持頸椎前凸具有重要意義,至少盡可能保持在中立位[24]。
綜上述,本研究提示頸椎在維持脊柱-骨盆矢狀位平衡中具有重要作用,頸椎曲度的改變與胸椎后凸改變相關,對于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矯形應盡可能恢復或維持頸椎前凸生理曲度。但由于本組病例數較少、隨訪時間尚短,僅局限于影像學測量研究,未考慮Lenke分型及上端固定椎對頸椎參數的影響,且多個脊柱參數之間也存在交互影響,導致統計結果存在一定偏倚。此外,青少年脊柱各矢狀位曲度再平衡、代償能力與成年人不同,術后頸椎曲度維持在前凸減小、甚至仍然后凸的患者,中后期矢狀位的變化與臨床療效需要進一步評估和研究。
近年來,學者們對于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術后腰椎-骨盆矢狀位參數變化進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針對術后腰椎及骨盆的改變與代償[1-2],并將其作為術前矢狀位矯形評估和參考的指標。這類患者胸椎后凸較正常同齡人小,其中低胸椎后凸患者伴有頸椎前凸部分喪失,甚至出現頸椎后凸[3]。而目前有關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術后頸椎矢狀位參數變化的研究相對較少。為此,我們對這類患者手術前后頸椎矢狀位參數變化及其與胸椎、骨盆等參數的相關性進行研究,旨在了解矯形術后頸椎序列是否改變,并分析其改變原因及臨床意義。
1 臨床資料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1年7月-2014年7月于我院行后路椎弓根螺釘矯形術、有完整手術前后影像學資料的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排除Cobb角> 90°、術前有相關部位手術史、先天性側凸或神經源性側凸者。共35例患者符合選擇標準,納入研究。其中,男12例,女23例;年齡13~20歲,平均16.2歲。Lenke分型:1型16例,2型7例,3型4例,4型3例,5型4例,6型1例。由同一組醫師根據Lenke分型及標準化原則進行手術,術中均未行截骨。術后均獲隨訪,隨訪時間5~36個月,平均10.9個月。
1.2 測量指標及方法
取術前及末次隨訪時脊柱全長側位X線片,上至枕骨,下至股骨中上段;采用Surgimap spine軟件(Nemaris公司,美國)測量以下參數。
1.2.1 骨盆參數
①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經S1上終板中點作一條垂直于終板的直線,再經S1上終板中點和股骨頭中點作一條直線,兩條直線形成的夾角即為PI。②骨盆傾斜角(pelvic tilt,PT):經過S1上終板中點以及兩側股骨頭中心連線中點的直線與鉛垂線間的夾角。③骶骨傾斜角(sacral slope,SS):S1上終板與水平線間的夾角。
1.2.2 脊柱矢狀位參數
①胸椎后凸角(thoracic kyphosis,TK):T4上終板與T12下終板切線夾角;后凸為正值,前凸為負值。②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T1上終板與S1上終板切線夾角;后凸為正值,前凸為負值。③頸椎前凸角(cervical lordosis,CL):C2下終板與C7下終板切線夾角;后凸為正值,前凸為負值。④T1傾斜角(T1 slope):T1上終板切線與水平線間夾角。⑤C2傾斜角(C2 slope):C2下終板切線與水平線間夾角。⑥C7矢狀位垂直距離(C7 sagittal vertical axis,C7 SVA):經C7椎體中心的鉛垂線與S1后上緣水平距離,若鉛垂線位于S1后上緣前方,則為正值,反之為負值。⑦C2~7矢狀位垂直距離(C2~7 plumbline,cSVA):經C2椎體中心的鉛垂線與C7后上緣水平距離。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2.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數據以均數±標準差表示。根據術前CL值將患者分為2組,CL < 0°為頸椎前凸組,CL > 0°為頸椎后凸組;根據術后頸椎曲度改變分為3組(術前頸椎后凸者中,術后恢復前凸為A組,后凸有改善為B組;術前頸椎前凸者中,術后前凸增大為C組);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或Mann-Whitney U檢驗。采用Spearman檢驗分析手術前后CL與各參數間的關系,|r|為0~0.1無相關,0.1~0.3為輕度相關,0.3~0.5為中度相關,0.5~1.0為強烈相關。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手術前后脊柱-骨盆參數比較
35例患者手術前后PT、PI、SS、LL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其余參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1。

根據術前CL值,17例為頸椎前凸組,18例為頸椎后凸組。組內比較:手術前后頸椎前凸組PT、PI、SS、C2 slope、C7 SVA以及頸椎后凸組PT、PI、SS、LL、CL、TK、T1 slope、C2 slope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組間比較:術前兩組CL、TK、C2 slope、C7 SVA、T1 slope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末次隨訪時兩組間僅T1 slope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其余參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2。

術前頸椎后凸者中,術后恢復前凸7例(A組),后凸有改善7例(B組),后凸增大4例;術前頸椎前凸者中,術后前凸增大9例(C組),前凸減小3例,出現后凸5例。組內比較:手術前后A組LL、CL、T1 slope、C2 slope、C7 SVA,B組TK、CL以及C組CL、cSVA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其余參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前頸椎后凸患者中,A組手術前后LL與B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其余參數A、B組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圖 1。

2.2 CL與脊柱-骨盆參數相關分析
頸椎前凸組術前CL與C2 slope強烈相關(P < 0.05),頸椎后凸組術前CL與C2 slope、T1 slope強烈相關、與cSVA中度相關(P < 0.05)。見表 3。

3 討論
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是一個三平面畸形,其中矢狀位畸形矯正中有關胸椎與腰椎、腰椎與骨盆的變化與匹配已引起醫師重視,但對于頸椎的變化研究較少,為此本研究重點探討頸椎與其余脊柱-骨盆參數的關系。Glassman等[4]以及Mac-Thiong等[5]通過測量頸椎退變畸形成年患者的矢狀位C7 SVA、重力線,并結合功能障礙指數(ODI)問卷調查結果分析,提出當C7 SVA超過5?cm時為矢狀位失平衡,會導致成人脊柱退變健康相關生存質量(HRQOL)評分降低。但由于C7 SVA忽視了頸椎序列的代償,不能全面評估整個脊柱的矢狀位平衡[6],為此有學者[7]提出以C2 SVA及cSVA作為衡量全脊柱矢狀位平衡的參數,一旦cSVA超過4?cm,則預示患者HRQOL評分較低。C2 slope是與患者水平視線相關的參數,可通過站立位頸椎側位X線片測量[8]。人體站立時保持C0~2平均30°的上頸椎前凸可獲得舒適的平視姿勢[9],提示C2 slope接近15°時患者能維持較舒適水平視線[8]。T1 slope是個非解剖學參數,但對于維持頸椎矢狀位平衡具有重要意義[10]。Knott等[6]的研究顯示,T1 slope與C2 SVA強烈相關,當T1 slope超過13~25°范圍,則需要評估患者是否存在脊柱矢狀位失平衡。
無癥狀人群的SS與LL、LL與TK密切相關,相互影響以維持生理平衡。同樣,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也有類似相關性,但與無癥狀人群相比也存在一些不同。有研究報道,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TK和LL成中度或高度相關[11-12]。Newton等[13]報道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矯形術后LL會發生瞬間改變,以匹配TK的變化。Hilibrand等[14]首先報道胸椎后凸丟失與頸椎后凸形成相關,Hwang等[15]發現伴頸椎后凸的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的胸椎后凸顯著小于頸椎中立或前凸者。本研究中,頸椎后凸組患者術后胸椎后凸(TK)較術前增大,頸椎后凸(CL)減小;而隨著頸椎后凸減小,T1 slope增大、C2 slope減小。頸椎后凸組患者術前胸椎后凸顯著小于頸椎前凸組,術后胸椎后凸部分恢復,TK與頸椎前凸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提示CL變化與TK、T1 slope、C2 slope相關。頸椎前凸、后凸組的相關分析顯示:兩組術前頸椎曲度(CL)與C2 slope相關,但與TK無相關性;頸椎后凸組術前CL與T1 slope相關,但頸椎前凸組未發現相關性。這可能與本研究兩組樣本量較小相關,參數相關性有待增加樣本量進一步分析。
結合本研究結果,我們認為頸椎曲度改變受矢狀位參數TK的影響,如TK不足時,頸椎前凸會減小或形成后凸以補償;而TK增大時頸椎前凸會逐步恢復或改善[15]。另一方面為了適應平視的需要,C2 slope也會隨著頸椎曲度改變而進行相應變化。因此,對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矯形時應考慮胸椎后凸改變引起的頸椎曲度改變,恢復適宜的胸椎后凸可能達到理想的頸椎前凸。但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18例術前頸椎后凸患者中,術后4例后凸增大;17例術前頸椎前凸患者中,5例術后出現頸椎后凸。因病例數較少,未進一步分析發生原因。該結果與Canavese等[16]報道相似,他們研究發現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經后路矯形后,僅有15.6%患者恢復正常頸椎前凸,推測即使矯形手術使胸椎后凸改善,但由于患者已適應了頸椎后凸狀態或頸椎柔韌性不足,最終導致頸椎曲度改善有限。
Smith等[17]報道矢狀位正性失衡的脊柱退變性畸形患者為維持平視,頸椎會發生過度前凸,但經腰椎椎弓根截骨術矯治后,通過骨盆、LL、TK至CL的交互作用可以達到改善頸椎過度前凸的效果。Kim等[18]提出了全脊柱矢狀位排列(global sagittal spine alignment,GSA)概念,指出維持TK、LL、PI之間的平衡具有重要意義。Lee等[10]及Yagi等[19]報道脊柱-骨盆參數及GSA會影響頸椎矢狀位平衡。與上述研究類似,本研究中35例患者術后腰椎前凸減小、PT增大以及頸椎前凸組中PT增大、SS減小均未引起CL有統計學意義的改變;僅頸椎后凸組中腰椎前凸減小、PT增大、SS減小、TK增大才引起CL有統計學意義改變。結合CL與脊柱-骨盆參數的相關性分析,提示可能LL、PT的改變不能直接導致CL的改變。A組中手術前后LL、T1 slope、CL、C2 slope、C7 SVA差異有統計學意義;C組中CL、cSVA具有統計學意義,但TK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我們分析一方面CL與TK僅為中度相關,其改變可能受其他因素或參數的影響;另一方面,CL位于脊柱重力線上部,其對矢狀位平衡的調節作用不僅僅表現于相對TK的變化。所以,盡管矯形術螺釘固定于胸椎、腰椎,但所引起的脊柱矢狀位局部曲度和方向改變,會引起區域乃至整體脊柱的適應性變化,整個頭顱-脊柱-骨盆的矢狀位參數均不同程度相互作用參與平衡互補,從而達到一個穩定姿勢。
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矯形后頸椎后凸有部分改善,但仍有部分處于頸椎后凸狀態。對于術后維持頸椎幅度,目前仍然缺乏明確的結論。因為在無癥狀人群中除了頸椎呈現生理前凸外,還有2%~35%為頸椎后凸[20]。McAviney等[21]報道頸椎前凸< 20°更易出現頸源性癥狀;Okada等[22]報道了頸椎后凸患者頸椎退變發病率較高。Villavicen cio等[23]關于頸前路減壓植骨融合內固定術后臨床效果與頸椎矢狀位序列關系的研究顯示,維持或改善頸椎節段性(局部)前凸,患者HRQOL評分更高。所以,對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術后維持頸椎前凸具有重要意義,至少盡可能保持在中立位[24]。
綜上述,本研究提示頸椎在維持脊柱-骨盆矢狀位平衡中具有重要作用,頸椎曲度的改變與胸椎后凸改變相關,對于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矯形應盡可能恢復或維持頸椎前凸生理曲度。但由于本組病例數較少、隨訪時間尚短,僅局限于影像學測量研究,未考慮Lenke分型及上端固定椎對頸椎參數的影響,且多個脊柱參數之間也存在交互影響,導致統計結果存在一定偏倚。此外,青少年脊柱各矢狀位曲度再平衡、代償能力與成年人不同,術后頸椎曲度維持在前凸減小、甚至仍然后凸的患者,中后期矢狀位的變化與臨床療效需要進一步評估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