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國民健康意識提高以及低劑量螺旋CT影像技術設備廣泛運用于健康篩查[1]，越來越多的胸部病變被發現。然而肺及縱隔病變的診斷是胸科醫師一直以來面臨的巨大挑戰，傳統的檢查手段難以滿足臨床明確病變的迫切需求，可能會延誤患者病情，產生不良結局。超聲支氣管鏡（endobronchial ultrasound，EBUS）是近年來興起的內鏡介入技術，目前已經廣泛用于肺和縱隔疾病的診療，為臨床診治帶來了福音。EBUS引導下穿刺相較于常規支氣管鏡、胸腔鏡及縱隔鏡，有著損傷性小、并發癥少及診斷率高等特點，目前也作為支氣管肺癌及縱隔腫瘤的主要診斷和分期技術之一[2]。快速現場評估（rapid on-site evaluation，ROSE）作為一種在微創介入手術時伴隨于取材過程的快速細胞學和微生物學判讀技術[3]，取材后利用較少組織標本進行迅速制片、染色并以專用顯微鏡觀察，綜合臨床信息快速得出初步診斷，及時為取材醫師反饋結果并指導下一步診療方案[4]。ROSE聯合纖維支氣管鏡、導航支氣管鏡、EBUS等介入技術已經廣泛用于肺及縱隔疾病的診治，目前國內外多數研究[5-6]結果表明ROSE可以提高診斷陽性率，減少并發癥發生率，也有研究[7]顯示ROSE不能提高診斷率，其臨床價值仍存在爭議。因此，本研究系統評價ROSE在EBUS引導下穿刺活檢對肺及縱隔疾病的診斷價值，以期指導臨床應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診斷準確性的前瞻性和回顧性研究。
1.1.2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年齡>18歲，臨床醫師根據胸部 CT/PET-CT 檢查發現存在肺或縱隔病變（包括縱隔腫瘤、縱隔淋巴結），病例數≥40例。
1.1.3 診斷標準
采用公認的細胞學或病理學作為診斷金標準。
1.1.4 研究設計
對照組單獨使用 EBUS方式取材，試驗組采用ROSE+EBUS方式取材。
1.1.5 觀察指標
主要結局指標包括樣本充分性、總體診斷率、惡性診斷率、肺/縱隔病變診斷率，次要結局指標包括穿刺次數、手術操作時間、并發癥。
1.1.6 排除標準
（1）未設置對照的研究；（2）綜述、系統評價、會議紀要、病例報告等；（3）非中、英文文獻；（4）診斷率采用標本數，而非病例數；
1.2 文獻檢索策略
檢索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中國知網、萬方和維普網，搜集ROSE及EBUS引導穿刺診斷肺、縱隔病變的診斷性試驗，采用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方式，檢索時限均從數據庫建庫至 2022 年 8月。中文檢索詞包括：快速現場評估、快速現場評價、支氣管超聲內鏡、超聲支氣管鏡、針吸活檢、支氣管活檢、支氣管肺活檢；英文檢索詞包括：ROSE、rapid onsite evaluation、rapid onsite cytological evaluation、EBUS、endobronchoscopic ultrasound、endobronchial ultrasound、endosonography、bronchial ultrasound、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TBNA、needle aspiration、transbronchial lung biopsy、Tblb。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
2名研究者獨立進行文獻篩選和數據提取，當兩者結果不一致時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先閱讀標題和摘要，剔除明顯不符合納入標準的文獻，然后全文閱讀復篩，最終確定納入文獻，制定詳細的資料登記表并提取數據。提取的內容包括一般資料、統計學分析資料（取材方式、診斷金標準、樣本充分性、診斷率、穿刺次數、并發癥、手術時間）和偏倚風險的評價資料。
1.4 納入研究的質量評價
采用Cochrane協作網推薦的質量評價工具（QUADAS-2）[8]進行診斷試驗偏倚風險評價，每個條目按“高風險”、“低風險”或“不清楚”分級。
1.5 統計學分析
采用RevMan 5.4軟件和Stata 12.0 軟件MIDAS模塊進行診斷性試驗Meta分析。二分類變量采用風險差值（risk difference，RD）表示，連續性變量資料采用均數差（mean difference，MD）表示，各效應量均以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表示。采用χ2檢驗及I2值對納入研究的結果進行異質性分析（檢驗水準為α=0.1），若P＞0.1且I2<50%時，表示各研究間異質性小，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否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合并。采用漏斗圖進行發表偏倚檢測。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文獻774篇，逐步篩選最終納入15篇文獻[5-6,9-21]，其中包括9篇回顧性研究[5,9,11-12,15,18-21]和6篇前瞻性研究[6,10,13-14,16-17]，共計3 577例患者；見圖1。
圖1
文獻檢索流程圖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基本特征資料包括年份、地區、研究設計、患者數量、穿刺針型號、活檢方式、組織來源、染色方式、讀片人及診斷金標準，具體結果見表1。偏倚風險評價包括偏倚風險和臨床適用性判斷，結果見表2。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表2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3 Meta分析結果
2.3.1 靶組織樣本充分性
共納入3項研究[13,18,20]，根據異質性檢驗結果（P=0.89，I2= 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結果顯示ROSE組與單用EBUS組的樣本充分性有顯著差異［RD=0.1，95%CI（0.05，0.15），P<0.000 1］；見表3。
表3
主要結局指標的Meta分析結果
2.3.2 總體診斷率
共納入13項研究[5-6,10-11,13-21]，根據異質性檢驗結果（P=0.09，I2=37%），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RD=0.07，95%CI（0.04，0.11），P<0.000 1］，但存在一定的異質性，逐一剔除單個研究進行敏感性，發現Cardoso AV的研究[13]異質性明顯，剔除后異質性小（P=0.65，I2=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結果顯示ROSE組與單用EBUS組的總體診斷率有顯著差異［RD=0.07，95%CI（0.04，0.10），P<0.000 1］；見表3。
2.3.3 惡性病變診斷率
共納入10項研究[5-6,13,15,17-21]，根據異質性檢驗結果（P=0.28，I2=18%）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結果顯示ROSE組與單用EBUS組的惡性病變診斷率有顯著差異［RD=0.06，95%CI（0.02，0.09），P=0.004］；見表3。
2.3.4 亞組分析
對不同病變部位（肺部病變、縱隔病變）的診斷率進行亞組分析，共納入9項研究[6,11,14-18,20-21]，其中肺部病變6項[6,11,14-16,18]，縱隔病變4項[17-18,20-21]，研究間異質性較小，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結果顯示ROSE組與單用EBUS組在肺部病變、縱隔病變的診斷率有顯著差異［肺部病變：RD=0.12，95%CI（0.08，0.17），P<0.000 01；縱隔病變：RD=0.06，95%CI（0.01，0.12），P=0.02］；見表4。通過Stata軟件計算ROSE聯合EBUS穿刺的總體診斷率、惡性診斷率、肺部病變、縱隔病變診斷率分別為90%、92%、86%、91%；見表5。
表4
亞組Meta分析結果
表5
ROSE+EBUS組診斷率Meta分析結果
2.3.5 穿刺次數
共納入7項研究[5-6,10,13,15,17-18]，研究間異質性較大（P<0.000 01，I2=99%），進行敏感性分析效應值方向無明顯變化，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ROSE組較單用EBUS組顯著減少了穿刺次數［MD=–1.16，95%CI（–1.89，–0.43），P=0.002］；見表6。
表6
次要結局指標的Meta分析結果
2.3.6 手術操作時間
共納入8項研究[6,10-11,14-17,19]，研究間異質性較大（P<0.000 01，I2=99%），敏感性分析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ROSE組與單用EBUS組在手術操作時間上無顯著差異［MD=0.09，95%CI（–5.22，5.39），P=0.97］；見表6。
2.3.7 并發癥發生率
共納入8項研究[6,14-18,20-21]，研究間異質性較大（P<0.000 01，I2=84%），敏感性分析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ROSE組與單用EBUS組并發癥的發生無顯著差異［RD=-0.06，95%CI（-0.13，0.01），P=0.1］；見表6。
2.4 發表偏倚檢驗
以總體診斷率為指標繪制漏斗圖，共納入12項研究[5-6,10-11,14-21]，結果顯示兩端分布基本對稱，提示存在發表偏倚的可能性較小；見圖2。
圖2
總體診斷率漏斗圖
3 討論
據統計，胸部惡性腫瘤是全球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惡性腫瘤之一，嚴重危害人類健康，因此 “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對患者的預后至關重要[22]。傳統診斷方式如纖維支氣管鏡主要用于中央型肺部病變的診斷，對于外周型肺病變或縱隔病變診斷較為乏力，此外胸腔鏡、縱隔鏡等檢查操作創傷大，不利于危重患者常規開展，且術后易出現氣胸、出血等并發癥。有研究[23]報道縱隔鏡行縱隔淋巴結活檢確診率為73%，而并發癥發生率約22%，安全性較差。隨著EBUS等先進設備逐步運用于臨床，打開臨床醫師對肺及縱隔病變診斷的新視界，EBUS引導下活檢在同步超聲和光學成像的直接可視化下實時執行，可以清晰顯示血管結構及病灶，有著侵入性小、并發癥少及診斷率高等特點，據研究[24]顯示其診斷率高達90.78%，診斷符合率為89.13%，甚至有學者[25]建議，疑似惡性病變者都應在EBUS引導下進行穿刺活檢，不同中心EBUS引導下穿刺的診斷率仍存在差異，診斷結果除了與操作者經驗技術有關，還受病變位置、大小及數量等因素影響[26]。確保足夠樣本量及診斷率的一種方法是利用ROSE，其作為實時伴隨于穿刺取材過程的診斷技術，具有快速診斷及指導取材的特點，能夠保證獲得足夠的標本量，在歐美等現代化介入肺臟病診療中心幾乎為“標配”[4]。目前ROSE聯合EBUS用于肺及縱隔病變的診斷價值仍存在不少爭議，關于其診斷價值的Meta分析較少，Sehgal等[27]進行過相關報道，但其納入的研究較少，結果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基于先前的研究，本文收集了最新的相關文獻進行分析。
本研究主要結果顯示：ROSE聯合EBUS組對于組織樣本充分性、總體診斷率、惡性病變診斷率方面均顯著高于EBUS組；亞組分析顯示ROSE提高了肺部病變、縱隔病變的診斷率，并且ROSE對縱隔病變診斷優于肺部病變。EBUS聯合ROSE總體診斷率、惡性診斷率、肺部病變、縱隔病變診斷率分別為90%、92%、86%、91%。ROSE最終能否做出正確診斷主要取決于組織細胞數量和質量，當現場評估結果不滿意時可以反饋給呼吸內鏡醫師，及時調整取材方案，盡可能獲得足夠靶組織，從而提高了診斷率[28]，而對惡性腫瘤的敏感性更高則意味著診斷的準確性更高。因此，ROSE在提高EBUS的診斷率方面有重要的運用價值。
次要研究結果顯示：ROSE可以顯著減少穿刺次數，但兩組并發癥發生率及手術操作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當ROSE為陽性結果時，穿刺操作就立刻停止，可減少不必要的穿刺。Collins等[9]將研究分為EBUS-TBNA組與EBUS-TBNA聯合ROSE組，結果顯示ROSE組減少了33%的穿刺次數和30%不必要的涂片，其中68%患者僅一次穿刺就獲得靶組織。理論上，減少穿刺次數可以減少手術時間和并發癥發生，但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兩組無顯著差異，與Chen 等[29]報道的結果一致。我們分析沒有在手術操作時間上獲益的原因是ROSE是一個制片、染色、觀察的連續性過程，即使專科病理醫師也需要約15 min才能得出初步結果[4]，因此在總體操作時間上沒有縮短；對于并發癥而言可能由于EBUS引導穿刺并發癥發生已相對較少，聯合ROSE后并發癥發生率并未顯著降低。
本研究的局限性：（1）本Meta分析納入的文章中前瞻性研究較少，需要更多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納入進行綜合分析；（2）本研究受納入研究數量限制，未對手術的麻醉方式、穿刺針型號及ROSE判讀醫師進行亞組分析，進一步研究兩者是否會影響診斷效能；（3）本研究未納入常規支氣管鏡活檢，進一步比較EBUS組與常規穿刺活檢組的并發癥發生率；（4）部分研究結果有一定的異質性，但受納入研究數量和數據所限，未能探索到異質性的來源，可能影響結果的準確性。
綜上所述，ROSE可提高EBUS在肺/縱隔病變中的診斷效能，有臨床運用價值。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限制，結論尚需更多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予以驗證。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唐正能負責論文設計，數據整理、分析及撰寫論文；葛杰負責論文數據的核驗、修改；龔麗明負責指導論文設計、審閱與修改；王東坤、邱浩負責論文審閱與修改。
近年來，隨著國民健康意識提高以及低劑量螺旋CT影像技術設備廣泛運用于健康篩查[1]，越來越多的胸部病變被發現。然而肺及縱隔病變的診斷是胸科醫師一直以來面臨的巨大挑戰，傳統的檢查手段難以滿足臨床明確病變的迫切需求，可能會延誤患者病情，產生不良結局。超聲支氣管鏡（endobronchial ultrasound，EBUS）是近年來興起的內鏡介入技術，目前已經廣泛用于肺和縱隔疾病的診療，為臨床診治帶來了福音。EBUS引導下穿刺相較于常規支氣管鏡、胸腔鏡及縱隔鏡，有著損傷性小、并發癥少及診斷率高等特點，目前也作為支氣管肺癌及縱隔腫瘤的主要診斷和分期技術之一[2]。快速現場評估（rapid on-site evaluation，ROSE）作為一種在微創介入手術時伴隨于取材過程的快速細胞學和微生物學判讀技術[3]，取材后利用較少組織標本進行迅速制片、染色并以專用顯微鏡觀察，綜合臨床信息快速得出初步診斷，及時為取材醫師反饋結果并指導下一步診療方案[4]。ROSE聯合纖維支氣管鏡、導航支氣管鏡、EBUS等介入技術已經廣泛用于肺及縱隔疾病的診治，目前國內外多數研究[5-6]結果表明ROSE可以提高診斷陽性率，減少并發癥發生率，也有研究[7]顯示ROSE不能提高診斷率，其臨床價值仍存在爭議。因此，本研究系統評價ROSE在EBUS引導下穿刺活檢對肺及縱隔疾病的診斷價值，以期指導臨床應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診斷準確性的前瞻性和回顧性研究。
1.1.2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年齡>18歲，臨床醫師根據胸部 CT/PET-CT 檢查發現存在肺或縱隔病變（包括縱隔腫瘤、縱隔淋巴結），病例數≥40例。
1.1.3 診斷標準
采用公認的細胞學或病理學作為診斷金標準。
1.1.4 研究設計
對照組單獨使用 EBUS方式取材，試驗組采用ROSE+EBUS方式取材。
1.1.5 觀察指標
主要結局指標包括樣本充分性、總體診斷率、惡性診斷率、肺/縱隔病變診斷率，次要結局指標包括穿刺次數、手術操作時間、并發癥。
1.1.6 排除標準
（1）未設置對照的研究；（2）綜述、系統評價、會議紀要、病例報告等；（3）非中、英文文獻；（4）診斷率采用標本數，而非病例數；
1.2 文獻檢索策略
檢索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中國知網、萬方和維普網，搜集ROSE及EBUS引導穿刺診斷肺、縱隔病變的診斷性試驗，采用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方式，檢索時限均從數據庫建庫至 2022 年 8月。中文檢索詞包括：快速現場評估、快速現場評價、支氣管超聲內鏡、超聲支氣管鏡、針吸活檢、支氣管活檢、支氣管肺活檢；英文檢索詞包括：ROSE、rapid onsite evaluation、rapid onsite cytological evaluation、EBUS、endobronchoscopic ultrasound、endobronchial ultrasound、endosonography、bronchial ultrasound、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TBNA、needle aspiration、transbronchial lung biopsy、Tblb。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
2名研究者獨立進行文獻篩選和數據提取，當兩者結果不一致時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先閱讀標題和摘要，剔除明顯不符合納入標準的文獻，然后全文閱讀復篩，最終確定納入文獻，制定詳細的資料登記表并提取數據。提取的內容包括一般資料、統計學分析資料（取材方式、診斷金標準、樣本充分性、診斷率、穿刺次數、并發癥、手術時間）和偏倚風險的評價資料。
1.4 納入研究的質量評價
采用Cochrane協作網推薦的質量評價工具（QUADAS-2）[8]進行診斷試驗偏倚風險評價，每個條目按“高風險”、“低風險”或“不清楚”分級。
1.5 統計學分析
采用RevMan 5.4軟件和Stata 12.0 軟件MIDAS模塊進行診斷性試驗Meta分析。二分類變量采用風險差值（risk difference，RD）表示，連續性變量資料采用均數差（mean difference，MD）表示，各效應量均以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表示。采用χ2檢驗及I2值對納入研究的結果進行異質性分析（檢驗水準為α=0.1），若P＞0.1且I2<50%時，表示各研究間異質性小，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否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合并。采用漏斗圖進行發表偏倚檢測。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文獻774篇，逐步篩選最終納入15篇文獻[5-6,9-21]，其中包括9篇回顧性研究[5,9,11-12,15,18-21]和6篇前瞻性研究[6,10,13-14,16-17]，共計3 577例患者；見圖1。
圖1
文獻檢索流程圖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基本特征資料包括年份、地區、研究設計、患者數量、穿刺針型號、活檢方式、組織來源、染色方式、讀片人及診斷金標準，具體結果見表1。偏倚風險評價包括偏倚風險和臨床適用性判斷，結果見表2。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表2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3 Meta分析結果
2.3.1 靶組織樣本充分性
共納入3項研究[13,18,20]，根據異質性檢驗結果（P=0.89，I2= 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結果顯示ROSE組與單用EBUS組的樣本充分性有顯著差異［RD=0.1，95%CI（0.05，0.15），P<0.000 1］；見表3。
表3
主要結局指標的Meta分析結果
2.3.2 總體診斷率
共納入13項研究[5-6,10-11,13-21]，根據異質性檢驗結果（P=0.09，I2=37%），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RD=0.07，95%CI（0.04，0.11），P<0.000 1］，但存在一定的異質性，逐一剔除單個研究進行敏感性，發現Cardoso AV的研究[13]異質性明顯，剔除后異質性小（P=0.65，I2=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結果顯示ROSE組與單用EBUS組的總體診斷率有顯著差異［RD=0.07，95%CI（0.04，0.10），P<0.000 1］；見表3。
2.3.3 惡性病變診斷率
共納入10項研究[5-6,13,15,17-21]，根據異質性檢驗結果（P=0.28，I2=18%）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結果顯示ROSE組與單用EBUS組的惡性病變診斷率有顯著差異［RD=0.06，95%CI（0.02，0.09），P=0.004］；見表3。
2.3.4 亞組分析
對不同病變部位（肺部病變、縱隔病變）的診斷率進行亞組分析，共納入9項研究[6,11,14-18,20-21]，其中肺部病變6項[6,11,14-16,18]，縱隔病變4項[17-18,20-21]，研究間異質性較小，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結果顯示ROSE組與單用EBUS組在肺部病變、縱隔病變的診斷率有顯著差異［肺部病變：RD=0.12，95%CI（0.08，0.17），P<0.000 01；縱隔病變：RD=0.06，95%CI（0.01，0.12），P=0.02］；見表4。通過Stata軟件計算ROSE聯合EBUS穿刺的總體診斷率、惡性診斷率、肺部病變、縱隔病變診斷率分別為90%、92%、86%、91%；見表5。
表4
亞組Meta分析結果
表5
ROSE+EBUS組診斷率Meta分析結果
2.3.5 穿刺次數
共納入7項研究[5-6,10,13,15,17-18]，研究間異質性較大（P<0.000 01，I2=99%），進行敏感性分析效應值方向無明顯變化，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ROSE組較單用EBUS組顯著減少了穿刺次數［MD=–1.16，95%CI（–1.89，–0.43），P=0.002］；見表6。
表6
次要結局指標的Meta分析結果
2.3.6 手術操作時間
共納入8項研究[6,10-11,14-17,19]，研究間異質性較大（P<0.000 01，I2=99%），敏感性分析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ROSE組與單用EBUS組在手術操作時間上無顯著差異［MD=0.09，95%CI（–5.22，5.39），P=0.97］；見表6。
2.3.7 并發癥發生率
共納入8項研究[6,14-18,20-21]，研究間異質性較大（P<0.000 01，I2=84%），敏感性分析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ROSE組與單用EBUS組并發癥的發生無顯著差異［RD=-0.06，95%CI（-0.13，0.01），P=0.1］；見表6。
2.4 發表偏倚檢驗
以總體診斷率為指標繪制漏斗圖，共納入12項研究[5-6,10-11,14-21]，結果顯示兩端分布基本對稱，提示存在發表偏倚的可能性較小；見圖2。
圖2
總體診斷率漏斗圖
3 討論
據統計，胸部惡性腫瘤是全球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惡性腫瘤之一，嚴重危害人類健康，因此 “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對患者的預后至關重要[22]。傳統診斷方式如纖維支氣管鏡主要用于中央型肺部病變的診斷，對于外周型肺病變或縱隔病變診斷較為乏力，此外胸腔鏡、縱隔鏡等檢查操作創傷大，不利于危重患者常規開展，且術后易出現氣胸、出血等并發癥。有研究[23]報道縱隔鏡行縱隔淋巴結活檢確診率為73%，而并發癥發生率約22%，安全性較差。隨著EBUS等先進設備逐步運用于臨床，打開臨床醫師對肺及縱隔病變診斷的新視界，EBUS引導下活檢在同步超聲和光學成像的直接可視化下實時執行，可以清晰顯示血管結構及病灶，有著侵入性小、并發癥少及診斷率高等特點，據研究[24]顯示其診斷率高達90.78%，診斷符合率為89.13%，甚至有學者[25]建議，疑似惡性病變者都應在EBUS引導下進行穿刺活檢，不同中心EBUS引導下穿刺的診斷率仍存在差異，診斷結果除了與操作者經驗技術有關，還受病變位置、大小及數量等因素影響[26]。確保足夠樣本量及診斷率的一種方法是利用ROSE，其作為實時伴隨于穿刺取材過程的診斷技術，具有快速診斷及指導取材的特點，能夠保證獲得足夠的標本量，在歐美等現代化介入肺臟病診療中心幾乎為“標配”[4]。目前ROSE聯合EBUS用于肺及縱隔病變的診斷價值仍存在不少爭議，關于其診斷價值的Meta分析較少，Sehgal等[27]進行過相關報道，但其納入的研究較少，結果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基于先前的研究，本文收集了最新的相關文獻進行分析。
本研究主要結果顯示：ROSE聯合EBUS組對于組織樣本充分性、總體診斷率、惡性病變診斷率方面均顯著高于EBUS組；亞組分析顯示ROSE提高了肺部病變、縱隔病變的診斷率，并且ROSE對縱隔病變診斷優于肺部病變。EBUS聯合ROSE總體診斷率、惡性診斷率、肺部病變、縱隔病變診斷率分別為90%、92%、86%、91%。ROSE最終能否做出正確診斷主要取決于組織細胞數量和質量，當現場評估結果不滿意時可以反饋給呼吸內鏡醫師，及時調整取材方案，盡可能獲得足夠靶組織，從而提高了診斷率[28]，而對惡性腫瘤的敏感性更高則意味著診斷的準確性更高。因此，ROSE在提高EBUS的診斷率方面有重要的運用價值。
次要研究結果顯示：ROSE可以顯著減少穿刺次數，但兩組并發癥發生率及手術操作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當ROSE為陽性結果時，穿刺操作就立刻停止，可減少不必要的穿刺。Collins等[9]將研究分為EBUS-TBNA組與EBUS-TBNA聯合ROSE組，結果顯示ROSE組減少了33%的穿刺次數和30%不必要的涂片，其中68%患者僅一次穿刺就獲得靶組織。理論上，減少穿刺次數可以減少手術時間和并發癥發生，但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兩組無顯著差異，與Chen 等[29]報道的結果一致。我們分析沒有在手術操作時間上獲益的原因是ROSE是一個制片、染色、觀察的連續性過程，即使專科病理醫師也需要約15 min才能得出初步結果[4]，因此在總體操作時間上沒有縮短；對于并發癥而言可能由于EBUS引導穿刺并發癥發生已相對較少，聯合ROSE后并發癥發生率并未顯著降低。
本研究的局限性：（1）本Meta分析納入的文章中前瞻性研究較少，需要更多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納入進行綜合分析；（2）本研究受納入研究數量限制，未對手術的麻醉方式、穿刺針型號及ROSE判讀醫師進行亞組分析，進一步研究兩者是否會影響診斷效能；（3）本研究未納入常規支氣管鏡活檢，進一步比較EBUS組與常規穿刺活檢組的并發癥發生率；（4）部分研究結果有一定的異質性，但受納入研究數量和數據所限，未能探索到異質性的來源，可能影響結果的準確性。
綜上所述，ROSE可提高EBUS在肺/縱隔病變中的診斷效能，有臨床運用價值。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限制，結論尚需更多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予以驗證。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唐正能負責論文設計，數據整理、分析及撰寫論文；葛杰負責論文數據的核驗、修改；龔麗明負責指導論文設計、審閱與修改；王東坤、邱浩負責論文審閱與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