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評估臟層胸膜侵犯（viceral pleural invasion，VPI）對直徑3～5 cm的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預后的意義。 方法回顧性分析2006年1月至2010年12月我院直徑3～5 cm的NSCLC患者112例的臨床資料，其中男72例、女40，年齡61（28～72）歲。術后病理為腺癌（adenocarcinoma，AC）62例，鱗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SCC）44例，其他類型的NSCLC6例112例患者中有63例術后病理證實發生VPI為VPI組，其余49例患者無VPI發生，為NVPI組。所有患者均完成根治性肺葉切除+縱隔淋巴結清掃術。 結果112例患者術后30 d內無手術相關死亡。VPI組63例患者有吸煙史的患者比例要明顯高于NVPI組（53.9% vs.28.6%，P=0.007），VPI組的鱗癌患者所占的比例較高（81.0%），而NVPI組腺癌所占的比例較高（73.5%），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3）。全組平均隨訪時間52個月。隨訪終點共32例患者死亡，總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為71.4%。VPI組和NVPI組平均隨訪時間分別為51個月和54個月，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441）。Kaplan-Meier曲線分析結果顯示VPI與NVPI兩組隨訪終點OS分別為61.9%和83.7%，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7）。Cox回歸分析顯示僅年齡＜65歲（P=0.007），TNM分期（P=0.013）及VPI（P=0.035）是NSCLC預后的獨立影響因素。 結論直徑3～5 cm的NSCLC患者發生VPI的預后較差，需要更為積極的術后治療。
目的評估肺段切除的手術安全性及治療早期非小細胞肺癌的預后。 方法回顧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12年12月我科肺段切除治療肺部良惡性疾病患者88例的臨床資料，其中男45例、女43例，肺段切除術組29例，肺葉切除術組59例。將肺段切除治療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與同期肺葉切除非小細胞肺癌患者進行頻數匹配。對圍手術期因素、腫瘤相關預后進行分析。 結果肺段切除平均手術時間210 min；術中出血量166 ml；術后胸腔引流量2 147 ml，術后拔管時間6 d。組間比較結果顯示肺段切除術治療肺良、惡性疾病的手術時間（P＞0.999）、術中出血量（P=0.207）、術后胸腔引流量（P=0.946）、拔管時間（P=0.804）及術后并發癥（P＞0.999）等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與肺葉切除術相比，肺段切除術治療早期非小細胞肺癌手術時間（P=0.462）、術中出血量（P=0.783）、術后拔管時間（P=0.072）、術后并發癥（P＞0.999）、復發及轉移率（P=0.417）等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但肺段切除術組N1淋巴結清掃個數（P=0.033）及站數（P=0.024）要少于肺葉切除術組，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隨訪終點兩組無瘤生存率（P=0.373）及總生存率（P=0.34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結論肺段切除術安全可行，適用于肺良性疾病位置較為局限的患者以及部分肺功能欠滿意的早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
目的分析術后病理ⅠA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探討影響其預后的危險因素。 方法回顧性分析我科1993年1月至2012年12月術后病理證實為ⅠA期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138例的臨床資料，其中男81例、女57例，年齡37～80歲，中位年齡61歲。收集相關住院臨床資料和隨訪資料。繪制Kaplan-Meier生存曲線，采用Cox比例風險模型進行單因素和多因素分析，評價各因素對無病生存的影響。 結果隨訪時間9～90個月，中位隨訪時間為59個月。隨訪過程中患者出現復發轉移14例（10.1%），局部復發8例，同時發現骨轉移和同側肺門淋巴結增大1例。單因素分析顯示脈管浸潤（P=0.017）、病理低分化（P=0.043）、腫瘤直徑≥2 cm（T1b，P=0.017）是預后不良的危險因素。多因素分析表明脈管侵犯（P=0.011）和腫瘤的直徑≥2 cm（T1b，P=0.026）是ⅠA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預后不良的獨立危險因素。 結論脈管浸潤和腫瘤直徑是ⅠA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
目的評估非小細胞肺癌根治性切除術后轉移規律與預后之間的相關性。 方法回顧性分析2005年1月至2011年12月于我院胸外科行根治性肺葉切除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94例的臨床資料，分析術后轉移規律與預后之間的關系。男53例、女41例，年齡62（57～76）歲。 結果全組兩年以后發生轉移者占52.12%（49/94），90.43%（85/94）患者發生單系統轉移。最常見的術后轉移部位為肺組織（38/94，40.42%）、骨轉移（27/94，28.72%）、腦轉移（24/94，25.53%）。隨訪終點94例入組患者總生存率為41.5%。單系統轉移患者和多系統轉移患者的生存率分別為45.9%和0.0%（P＜0.001）。兩年內發生單系統轉移患者和轉移時間超過兩年患者組的總生存率分別為53.3%和30.6%（Cox P=0.130，Breslow P=0.014）。Cox回歸對與生存率相關因素進行分析，結果顯示TNM分期為Ⅰ~Ⅱ期（P=0.003）以及單系統轉移（P＜0.001）與生存率呈正相關。 結論非小細胞肺癌根治性切除術后容易發生肺組織、骨骼以及腦轉移，術后發生多系統轉移的患者預后較差。
目的 研究外科治療能否適用于初次發作的原發性自發性氣胸患者以及胸膜摩擦固定術是否需要規律應用。 方法 回顧性分析 2008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我院行外科治療的 326 例自發性氣胸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267 例、女 59 例，年齡24（20～31）歲。行單純肺大皰切除術 120 例次，肺大皰切除胸膜摩擦固定術（BLPA）224 例次。 結果 初次發作氣胸 229 例，復發性氣胸 115 例。平均隨訪時間 47（1～95）個月，隨訪終點共有 10 例患者復發。初次發作氣胸復發率為 3.1%（7/229），復發性氣胸復發率為 2.6%（3/11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82）。行肺大皰切除患者復發率為 5.8%（7/120），行 BLPA 患者復發率為 1.3%（3/22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肺大皰切除患者與 BLPA 患者均無圍術期死亡和嚴重并發癥。兩組體質量指數（P=0.04）、術中粘連情況（P<0.05）、手術時間（P<0.01）、肺大皰數量（P<0.01）、肺大皰位置（P<0.0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肺大皰切除組術后引流量較少（P<0.01），漏氣患者較少（P=0.01），引流時間較短（P<0.01）。BLPA 組總花費較高（P<0.01）。 結論 外科切除術后治療自發性氣胸患者效果均滿意。與單純肺大皰切除相比，BLPA 能夠更好地控制復發率，但術后患者引流量較多，引流時間較長，花費較高。
目的 分析影響孤立性肺結節（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SPN）惡性概率的危險因素，對已有的 SPN 惡性概率預測模型進行驗證、比較和改良。 方法 納入 2017 年 3～9 月在中日友好醫院接受診治、術后獲得明確病理診斷的 117 例 SPN 患者，其中男 59 例、女 58 例，年齡 24～83（59.10±11.31）歲。分析影像學上結節最大徑、所處部位、毛刺狀、分葉征、鈣化灶等特點，記錄癌胚抗原（CEA）和細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Cyfra21-1）等血清學檢驗結果，應用單因素分析模型分析臨床資料與術后病理良惡性診斷的關系，應用不同 SPN 惡性概率預測模型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線），得到各模型的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curve，AUC）、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等并進行比較，探索模型改進方法。 結果 117 例患者中經病理診斷為惡性腫瘤 93 例（79.5%），良性腫物 24 例（20.5%），單因素分析發現患者年齡、結節最大徑、血清 CEA 和 Cyfra21-1 水平、毛刺狀、分葉征及鈣化表現在良、惡性 SPN 之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應用現有的 SPN 惡性概率預測模型繪制 ROC 曲線，得出的 AUC 值分別為 0.813±0.051（Mayo 模型）、0.697±0.066（VA 模型）和 0.854±0.045（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模型）。 結論 患者年齡、結節最大徑、血清 CEA 和 Cyfra21-1 水平、毛刺狀、分葉征及鈣化表現是判斷 SPN 良惡性的可能危險因素。北大人民醫院模型對 SPN 良惡性鑒別的準確性較高，更適合國人。將血清學檢查指標如 CEA 和 Cyfra21-1 整合入模型并調整年齡所占權重可能會提高預測模型的準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