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比較直接前方入路與傳統后外側入路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后髖臼假體位置的差異。 方法 將 2008 年 12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并符合選擇標準的 102 例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患者納入研究；置換術中采用直接前方入路 51 例（直接前方入路組）、后外側入路 51 例（后外側入路組）。兩組患者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髖別、病因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于術后第 1 天患者骨盆正位 X 線片測量髖臼外展角及前傾角，并根據以上兩指標評價髖臼假體是否位于安全區域。 結果 直接前方入路組髖臼外展角和前傾角分別為（42.28±5.77）、（21.14±5.17）°，后外側入路組分別為（43.93±7.44）、（21.05±4.10）°，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t=1.30，P=0.19；t=0.05，P=0.96）。直接前方入路組髖臼外展角、前傾角位于安全區域比例分別為 88.2%（45/51）、80.4%（41/51），后外側入路組為 84.3%（43/51）、82.4%（42/51），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0.33，P=0.56；χ2=0.06，P=0.79）。直接前方入路組髖臼外展角及前傾角均在安全區域的比例為 70.6%（36/51），后外側入路組為 68.6%（35/51），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5，P=0.82）。 結論 采用直接前方入路或后外側入路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髖臼假體位置無明顯差異。
目的通過與傳統后外側入路比較，總結直接前方入路（direct anterior approach，DAA）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的中期療效。方法回顧分析 2009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 110 例（110 髖）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并隨訪達 5 年的患者臨床資料，其中采用 DAA 手術 55 例（DAA 組），后外側入路手術 55 例（PL 組）。兩組患者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髖關節基礎疾病以及術前 Harris 評分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記錄并比較兩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和住院時間，觀察并發癥發生情況；采用 Harris 評分評價髖關節功能恢復情況。結果DAA 組手術時間及住院時間與 PL 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145，P=0.876；t=1.305，P=0.093）；但術中出血量較 PL 組明顯減少（t=2.314，P=0.032）。所有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5～7 年，平均 5.97 年。 DAA 組 5 例（9.1%）、PL 組 3 例（5.5%）發生手術相關并發癥，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539，P=0.463）。術后 6 個月 DAA 組 Harris 評分顯著高于 PL 組 （t=2.296，P=0.014），1 年及 5 年兩組 Harris 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t=1.375，P=0.130；t=0.905，P=0.087）。進一步分析術后 6 個月 DAA 組 Harris 評分中關節功能評分顯著優于 PL 組（t=1.087，P=0.034），而疼痛和活動范圍評分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872，P=0.760；t=1.059，P=0.091）。結論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具有手術出血少、術后患者康復更快的優點，其早期療效優于傳統后外側入路手術，但中期療效無明顯優勢。
目的 對比分析直接前方入路（direct anterior approach，DAA）與后外側入路應用于同期雙髖置換的臨床療效，探討 DAA 在同期雙髖置換中的應用價值。 方法 回顧分析 2010 年 6 月—2015 年 11 月采用 DAA 或后外側入路行同期雙髖置換的 65 例患者臨床資料，其中采用 DAA 同期雙髖置換 34 例（A 組），采用后外側入路同期雙髖置換 31 例（B 組）。兩組患者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術前血紅蛋白水平、病因、病程、術前 Harris 評分及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記錄并比較兩組患者切口長度、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總輸血量、住院時間、術后早期并發癥及手術前后 Harris 評分、VAS 評分，采用簡易 Likert 量表法進行患者滿意度評價，并行影像學評價。 結果 A 組切口長度、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總輸血量、住院時間均顯著優于 B 組（P<0.05）。兩組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A 組 15～48 個月，平均 25.3 個月；B 組 12～51 個月，平均 27.6 個月。A 組手術相關并發癥發生率（10.29%）明顯低于 B 組（19.35%）（χ2=8.769，P=0.023）。除 A 組 1 髖髖臼前傾角大于正常值外，兩組其余患者髖臼前傾角及外展角均在正常范圍內。A、B 組各 1 髖假體不穩定固定，其余股骨假體股骨距無明顯骨質吸收，固定穩定。兩組患者術后各時間點 Harris 評分及 VAS 評分均較術前顯著改善（P<0.05），術后組內各時間點間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P<0.05）。A 組術后 1、3 個月 Harris 評分及術后 3 d VAS 評分均顯著優于 B 組（P<0.05）；但末次隨訪時兩組上述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根據簡易 Likert 量表法評價患者滿意度，A 組綜合滿意度 97.1%（33/34），B 組為 67.7%（21/31），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0.343，P=0.001）。 結論 DAA 應用于同期雙髖置換能顯著改善患者疼痛、加速髖關節功能恢復及提高患者滿意度，但臨床應用中需嚴格把握適應證，預防早期并發癥，其遠期療效有待進一步觀察。
目的 對分期行雙側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患者分別采用髖關節直接前方入路（direct anterior approach，DAA）以及直接外側入路（direct lateral approach，DLA），比較兩種手術入路置換術后早期臨床療效。 方法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收治 32 例雙側髖關節疾病患者。男 20 例，女 12 例；年齡 30～67 歲，平均 45.3 歲。股骨頭缺血性壞死 14 例，髖關節發育不良 12 例，強制性脊柱炎累及雙側髖關節 4 例，骨關節炎 2 例。分期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隨機選取一側采用 DAA，另一側采用 DLA。比較兩側切口長度、手術時間、總失血量、術后下床活動時間及術后髖臼假體前傾角；比較兩組術后髖關節 Harris 評分、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以及并發癥發生率等。 結果 術后患者切口均 Ⅰ 期愈合。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20～53 個月，平均 39.6 個月。DAA 組切口長度、總失血量、術后下床活動時間均低于 DLA 組，但手術時間較 DLA 組明顯延長，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髖臼假體前傾角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122，P=0.266）。DAA 組及 DLA 組并發癥發生率分別為 25.00% 與 15.63%，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869，P=0.536）。術后各時間點兩組 Harris 評分均較術前顯著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DAA 組術后 3、9 個月時 Harris 評分較 DLA 組顯著升高（P<0.05），但術后 18 個月兩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1、3 d 及 1 周，DAA 組 VAS 評分顯著低于 DLA 組（P<0.05）；術后 4、8 周兩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X 線片復查，隨訪期間假體均無松動、下沉等。 結論 相對于 DLA，采用 DAA 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具有創傷小、加快術后髖關節功能恢復等優勢，早期療效較好，但易并發股外側皮神經損傷。
目的探討應用關節鏡聯合直接前方入路治療髖關節疾病的近期療效。方法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采用關節鏡下清理聯合直接前方入路治療 23 例（23 髖）髖關節疾病患者。男 9 例，女 14 例；年齡 27～49 歲，平均 38.6 歲。髖關節后脫位并股骨頭骨折（Pipkin Ⅰ型）11 例、股骨頸骨折（Garden Ⅳ型）7 例，受傷至手術時間 2～8 d，平均 4.3 d；塌陷前期股骨頭缺血性壞死 5 例，國際骨循環協會（ARCO）分期為ⅡA 期，病程 3～8 個月，平均 5.9 個月。術前 Harris 髖關節評分為（57.3±8.2）分，牛津大學髖關節評分（OHS）為（11.2±3.6）分，Postel 系統評分為（3.2±1.5）分，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為（7.2±1.3）分。手術聯合骨折內固定或清理壞死股骨頭并植骨治療。結果術后切口均Ⅰ期愈合。3 例出現股外側皮神經損傷。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8～19 個月，平均 15.6 個月。術后骨折均愈合，愈合時間為 14～19 周，平均 15.8 周；未出現繼發性骨關節炎及異位骨化等。末次隨訪時，Harris 髖關節評分為（92.5±5.3）分，OHS 評分為（36.5±5.9）分，Postel 系統評分為（14.2±2.6）分，均較術前顯著提高（t=45.274，P=0.000；t=36.586，P=0.000；t=32.486，P=0.000）；VAS 評分為（1.8±0.9）分，較術前顯著降低（t=21.314，P=0.000）。結論應用關節鏡聯合直接前方入路治療髖關節疾病，可有效緩解關節疼痛、改善關節功能，近期療效滿意。
目的探究術前數字化模板計劃用于直接前方入路（direct anterior approach，DAA）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的準確性，及其對近期療效的影響。方法回顧分析 2016 年 1 月—2018 年 5 月收治并符合選擇標準的 77 例（109 髖）采用 DAA 行 THA 治療的股骨頭缺血性壞死患者臨床資料。其中，40 例（56 髖）術前采用數字化模板計劃（A 組），37 例（53 髖）采用傳統模板計劃（B 組）。兩組患者年齡、性別、體質量指數、股骨頭缺血性壞死分期以及術前 Harris 髖關節評分（Harris hip score，HHS）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記錄兩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中透視次數及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術前計劃與實際假體安放型號，并計算符合率。于術后 3 個月骨盆正位 X 線片測量髖臼杯假體外展角及股骨柄假體力線。采用 HHS 評分評價髖關節功能恢復情況。結果A 組髖臼側術前計劃與實際安裝假體型號符合率為 80.4%（45/56），明顯高于 B 組的 62.3%（33/53）（χ2=4.38，P=0.04）；A 組股骨柄側符合率為 83.9%（47/56），與 B 組的 79.2%（42/53）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40，P=0.53）。A、B 組髖臼杯假體外展角分別為（40.7±6.4）、（38.8±7.3）°，股骨柄假體力線偏差（0.1±1.8）、（0.3±1.7）°，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隨訪期間無假體下沉、松動等并發癥發生。A 組手術時間、術中透視次數均較 B 組明顯減少（P<0.05），術中出血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92，P=0.06）。A 組 1 髖、B 組 6 髖發生并發癥，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6）。兩組患者均獲隨訪，A 組隨訪時間 6～22 個月，平均 13.8 個月；B 組為 6～24 個月，平均 14.6 個月。末次隨訪時 A、B 組 HSS 評分分別為（91.8±3.1）、（92.6±4.2）分，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14，P=0.26）。結論DAA 行 THA 術前行數字化模板計劃準確性高，在不增加并發癥發生風險的同時可以減少手術時間及術中透視次數。
目的探討側臥位直接前方入路（direct anterior approach，DAA）自體股骨頭髖臼結構性植骨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治療CroweⅢ、Ⅳ型發育性髖關節發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的可行性及臨床療效。方法2016年6月—2020年7月，采用側臥位DAA自體股骨頭髖臼結構性植骨THA治療12例（12髖）CroweⅢ、Ⅳ型DDH患者。男2例，女10例；年齡50～79歲，平均60.2歲。Crowe分型為Ⅲ型10髖、Ⅳ型2髖。術前髖關節Harris評分為（48.8±7.5）分，雙下肢長度差異（3.0±0.7）cm，活動時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為（7.2±0.9）分。記錄手術切口長度、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并發癥情況；術后觀察髖臼、股骨假體位置及壓配情況，測量雙下肢長度差異變化；測量髖臼杯水平覆蓋率，植骨塊與宿主骨愈合情況、假體有無松動；采用Harris評分評估髖關節功能，VAS評分評估患者活動時疼痛情況。 結果手術切口長度平均9.3 cm，手術時間平均117 min，術中出血量平均283 mL。術中2例患者（16.7%）予以輸血。術中無髖臼及股骨骨折；術后切口均Ⅰ期愈合，無脫位、假體周圍感染、坐骨神經損傷、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等并發癥發生；術后1例出現股外側皮神經損傷癥狀。出院時復查X線片示髖臼杯水平總覆蓋率為93%～100%，平均 97.8%；髖臼杯植骨塊水平覆蓋率為25%～45%，平均31.1%。12例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22～71個月，平均42.2個月。末次隨訪時，髖關節Harris評分為（89.7±3.9）分，雙下肢長度差異為（0.9±0.4）cm，活動時VAS 評分為（1.1±0.6）分，與術前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隨訪期間無1例患者因假體松動需行髖關節翻修手術。末次隨訪時植骨塊和宿主骨之間無透亮線、已融合，位置良好，未見明顯移動。其中1例患者植骨塊的1枚螺釘斷裂合并植骨塊外緣骨吸收，但植骨塊未移位且愈合良好。 結論側臥位DAA自體股骨頭髖臼結構性植骨THA治療CroweⅢ、Ⅳ型DDH安全可靠，近期療效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