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朱力波, 馬金忠, 桑偉林, 陸海明, 王聰, 姜亞飛. 直接前方入路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的中期療效研究. 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 2017, 31(9): 1031-1035. doi: 10.7507/1002-1892.201705011 復制
自上世紀 70、80 年代開始，采用直接前方入路（direct anterior approach，DAA）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逐漸在歐洲、北美等地興起[1-2]。作為微創髖關節置換術中最受重視的技術之一，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具有不損傷肌肉、脫位率低和術后康復快的優點[3-4]，臨床應用越來越多[5]。據統計，目前美國接近 20% 的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采用該入路，極大地縮短了患者住院時間，加快康復進程，減少了醫療費用的支出[1]。
由于國內該技術起步較晚，且不同地區、不同醫院的設備和條件所限，部分臨床應用未達預期療效，因此有必要進行相關的臨床研究，以評價 DAA 是否適合國人的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作為國內最早開展 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的單位之一，我們開展了大量的臨床和基礎研究[6-8]。本次研究擬通過回顧分析 DAA 和傳統后外側入路的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后 5 年隨訪結果，總結 DAA 置換術后近、中期療效，進一步驗證其用于國人是否存在優勢。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患者選擇標準
納入標準：① 因股骨頭無菌性壞死、髖關節骨關節炎、Ⅰ～Ⅱ 度發育性髖關節發育不良、類風濕性關節炎和股骨頸骨折，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者；② 單側髖關節置換；③ 術后隨訪達 5 年。 排除標準：① 因髖關節強直、Ⅲ～Ⅳ 度發育性髖關節發育不良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者；② 既往有髖部手術史、髖部內固定患者。
2009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共 110 例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患者符合選擇標準，納入研究。其中采用 DAA 手術 55 例（DAA 組），傳統后外側入路手術 55 例（PL 組）。
1.2 一般資料
DAA 組：男 24 例，女 31 例；年齡 56～78 歲，平均 66.3 歲。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為 22.3±5.7。左髖 27 例，右髖 28 例。股骨頭缺血性壞死 21 例，其中 Ficat Ⅲ 期 4 例、Ⅳ 期 17 例，病程 2～4 年；骨關節炎 14 例，Kellgren-Lawrence 3 級 6 例、4 級 8 例，病程 3～10 年；發育性髖關節發育不良 12 例，Ⅰ度 8 例，Ⅱ 度 4 例；類風濕性關節炎 2 例，病程分別為 4、5 年；股骨頸骨折 6 例，均為 Garden Ⅳ 型，骨折至手術時間為3～6 d。術前Harris 評分為（67.3±5.2）分。
PL 組：男 26 例，女 29 例；年齡 55～81 歲，平均 61.5 歲。BMI 為 24.6±3.3。左髖 19 例，右髖 36 例。股骨頭缺血性壞死 23 例，其中 Ficat Ⅲ 期 15 例、Ⅳ期 8 例，病程 3～9 年；骨關節炎 17 例，Kellgren-Lawrence 3 級 7 例、4 級 10 例，病程 5～10 年；發育性髖關節發育不良 10 例，Ⅰ度 7 例，Ⅱ 度 3 例；類風濕性關節炎 1 例，病程 5 年；股骨頸骨折 4 例，均為 Garden Ⅳ 型，骨折至手術時間為 4～6 d。術前Harris 評分為（55.4±3.8）分。
兩組患者性別、年齡、BMI、髖關節基礎疾病以及術前 Harris 評分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1.3 治療方法
兩組手術均由同一組醫師完成，手術前后處理方法均一致。術前 30 min 預防性使用頭孢呋辛。手術方法參照本院既往報道的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6-7]。DAA 組：55 例均采用美國 Stryker 公司的 Accolade 股骨柄和 Trident 髖臼假體，其中 38 例采用陶瓷對聚乙烯界面，17 例為金屬對聚乙烯界面；7 例采用直徑 36 mm 股骨頭，39 例直徑 32 mm 股骨頭，9 例直徑 28 mm 股骨頭。PL 組：31 例采用美國 Zimmer 公司 M/L Taper 股骨柄和 Trilogy 髖臼假體，24 例采用美國 Stryker 公司的 Accolade 股骨柄和 Trident 髖臼假體；其中 30 例采用陶瓷對聚乙烯界面，25 例采用金屬對聚乙烯界面；4 例采用直徑 36 mm 股骨頭，29 例直徑 32 mm 股骨頭，22 例直徑 28 mm 股骨頭。
術后常規口服抗凝藥物 2 周。DAA 組不放置引流，PL 組常規放置引流 24 h。兩組術后第 2 天開始主、被動髖關節功能鍛煉，第 3 天均下地負重活動。
1.4 療效評價指標
記錄兩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和住院時間，觀察并發癥發生情況。術前及術后 6 個月、1 年及 5 年采用 Harris 評分評價髖關節功能恢復情況。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12.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DAA 組手術時間及住院時間分別為（77.1±11.3）min 及（10.4±4.1）d，與 PL 組的（62.0±9.2）min 及（9.8±3.7） d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145，P=0.876；t=1.305，P=0.093）；術中出血量為（205.1±21.2） mL，較 PL 組（264.4±19.0）mL 明顯減少，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314，P=0.032）。
所有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5～7 年，平均 5.97 年。DAA 組 5 例（9.1%）發生手術相關并發癥，其中 2 例股外側皮神經損傷，2 例股骨大轉子骨折，1 例深部血腫進行二次手術清創血管栓塞術；PL 組 3 例（5.5%）發生手術相關并發癥，其中 1 例后脫位麻醉后行手法復位，1 例遲發感染行翻修手術，1 例假體周圍骨折行翻修手術。兩組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539，P=0.463）。
術后 6 個月、1 年及 5 年，DAA 組 Harris 評分分別為（89.1±7.3）、（93.3±4.1）、（92.7±1.2）分，PL 組為（72.0±9.2）、（94.1±3.7）、（92.5±3.0）分。術后 6 個月 DAA 組 Harris 評分顯著高于 PL 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296，P=0.014）；1 年及 5 年兩組 Harris 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t=1.375，P=0.130；t=0.905，P=0.087）。進一步分析術后 6 個月 Harris 評分中疼痛、功能和活動范圍評分，其中 DAA 組關節功能評分顯著優于 PL 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087，P=0.034）；而兩組疼痛和活動范圍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t=1.872，P=0.760；t=1.059，P=0.091）。見圖 1。
圖1
兩組術后 6 個月 Harris 評分中疼痛、功能和活動范 圍評分
Figure1.
The pain, function, and range of motion scores at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in 2 groups
X 線片復查示，兩組假體位置均良好，無 1 例發生假體松動及其他影像學改變。見圖 2。
圖2
DAA 組患者，女，64 歲，左側股骨頭缺血性壞死行 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
a. 術前 X 線片；b. 術中采用 DAA；c.術后即刻 X 線片；d. 術后 1 年 X 線片；e. 術后 5 年 X 線片
Figure2. A 64-year-old female patient with left osteo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 was treated with THA by DAA in DAA groupa. X-ray film before operation; b. DAA approach; c. X-ray film at immediate after operation; d. X-ray film at 1 year after operation; e. X-ray film at 5 years after operation
3 討論
本研究通過回顧性比較 DAA 與傳統后外側入路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在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住院時間和髖關節功能恢復方面的差異，進一步明確了 DAA 可以減少出血量、加快髖關節功能康復的作用，與其他報道的結果基本一致[3-4, 9]。文獻報道由于 DAA 是通過髖關節前方縫匠肌、股直肌和闊筋膜張肌之間的間隙進入操作，不直接切斷肌肉和肌腱，并保護了后方關節囊和短外旋肌，因此術中出血量少、關節脫位率低，髖關節功能康復更快，平均住院時間更短[10-14]。本研究中，DAA 組術后 6 個月 Harris 評分顯著優于 PL 組，特別是關節功能恢復方面，也證實了該技術在早期臨床療效方面的優勢。但在術后 5 年隨訪時，兩組髖關節功能評分無明顯差異，說明該技術的優勢在于早期獲得較快的康復速度。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后早期功能康復依賴于疼痛的控制、肌肉力量和全身狀況的恢復。本研究術后 6 個月髖關節 Harris 評分結果提示，兩組患者術后疼痛情況和關節活動范圍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 DAA 組患者關節功能恢復更快，患者早期不需要輔助器械行走且沒有明顯跛行，說明 DAA 在肌肉力量恢復方面優于傳統后外側入路，這可能與該入路對髖關節周圍的肌肉、肌腱組織干擾較小有關。在一項針對 DAA 與后外側入路的血清肌肉損傷標志物水平的前瞻性研究中發現，DAA 組術后血清中肌酸激酶的升高程度明顯低于后外側入路組，說明其對肌肉組織的損傷明顯小于后外側入路[14]，而這直接與關節功能的恢復有關。
然而，從本研究中期隨訪中發現，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也存在一些與傳統手術入路不同的風險和并發癥，與既往我們報道一致[6]。該入路在顯露前方關節囊時，會遇到旋股外側動靜脈的分支，且往往存在變異，如不仔細處理可能會導致較多出血。本研究 DAA 組 1 例早期收治患者，由于未仔細電凝和結扎該血管分支，引起術后深部血腫并進行二期處理。因此在術中需要對這些血管進行仔細處理，特別是行復雜的髖關節置換術需要向近端和遠端適當延長切口時[15]。此外，神經損傷也是 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需要重視的問題之一。既往文獻報道，所有神經損傷中，股外側皮神經損傷最常見[16-17]，本研究 DAA 組 2 例發生該神經損傷，與手術切口過于偏內側[18]和術中操作粗暴有關。盡管股外側皮神經的損傷最終不會影響髖關節功能，且大部分患者均能恢復，但因存在早期局部皮膚的感覺障礙，對術后患者生活質量有一定影響[19]。此外，Grob 等[20]通過解剖研究發現，在旋股外側血管近端約 1 cm 處存在臀上神經的闊筋膜張肌分支，若在處理血管或顯露操作中損傷該分支，會導致術后闊筋膜張肌萎縮，顯著影響肢體局部外觀。此外，股骨側的顯露是 DAA 髖關節置換術的難點之一，在開展早期容易在操作過程中造成股骨大轉子骨折，需要通過經驗積累以降低發生率。
因此，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存在明顯學習曲線，需要學習和積累[21]。通過回顧文獻并結合自身經驗，我們發現其學習曲線往往是由于股骨側顯露困難所造成的，而且本研究結果也提示 DAA 組手術時間略長于 PL 組。股骨側顯露困難，不僅會增加手術時間，如果處理不當，還容易導致股骨大轉子骨折、股骨假體位置不佳，甚至股骨近端骨折等并發癥[16]。術前選擇合適的病例[8]，尤其是在該技術開展早期，對于順利跨越學習曲線，降低手術并發癥非常重要。此外，掌握一些簡單的技巧，比如下降肢體遠端、術側肢體內收、外旋、后伸，以及適當松解后外側關節囊，可以改善股骨側顯露，從而降低手術難度、縮短手術時間[1]。
綜上述，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后早期療效優于后外側入路手術。特別是術后早期髖關節功能恢復較快，但中期療效兩者無明顯差異。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我們一般選擇體型較小、髖部肌肉適中和關節畸形較輕患者行 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雖然兩組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也存在一定選擇偏倚。此外，研究總結病例較少且為回顧性研究，有待擴大樣本量、多中心、前瞻性研究進一步探討。
自上世紀 70、80 年代開始，采用直接前方入路（direct anterior approach，DAA）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逐漸在歐洲、北美等地興起[1-2]。作為微創髖關節置換術中最受重視的技術之一，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具有不損傷肌肉、脫位率低和術后康復快的優點[3-4]，臨床應用越來越多[5]。據統計，目前美國接近 20% 的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采用該入路，極大地縮短了患者住院時間，加快康復進程，減少了醫療費用的支出[1]。
由于國內該技術起步較晚，且不同地區、不同醫院的設備和條件所限，部分臨床應用未達預期療效，因此有必要進行相關的臨床研究，以評價 DAA 是否適合國人的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作為國內最早開展 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的單位之一，我們開展了大量的臨床和基礎研究[6-8]。本次研究擬通過回顧分析 DAA 和傳統后外側入路的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后 5 年隨訪結果，總結 DAA 置換術后近、中期療效，進一步驗證其用于國人是否存在優勢。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患者選擇標準
納入標準：① 因股骨頭無菌性壞死、髖關節骨關節炎、Ⅰ～Ⅱ 度發育性髖關節發育不良、類風濕性關節炎和股骨頸骨折，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者；② 單側髖關節置換；③ 術后隨訪達 5 年。 排除標準：① 因髖關節強直、Ⅲ～Ⅳ 度發育性髖關節發育不良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者；② 既往有髖部手術史、髖部內固定患者。
2009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共 110 例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患者符合選擇標準，納入研究。其中采用 DAA 手術 55 例（DAA 組），傳統后外側入路手術 55 例（PL 組）。
1.2 一般資料
DAA 組：男 24 例，女 31 例；年齡 56～78 歲，平均 66.3 歲。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為 22.3±5.7。左髖 27 例，右髖 28 例。股骨頭缺血性壞死 21 例，其中 Ficat Ⅲ 期 4 例、Ⅳ 期 17 例，病程 2～4 年；骨關節炎 14 例，Kellgren-Lawrence 3 級 6 例、4 級 8 例，病程 3～10 年；發育性髖關節發育不良 12 例，Ⅰ度 8 例，Ⅱ 度 4 例；類風濕性關節炎 2 例，病程分別為 4、5 年；股骨頸骨折 6 例，均為 Garden Ⅳ 型，骨折至手術時間為3～6 d。術前Harris 評分為（67.3±5.2）分。
PL 組：男 26 例，女 29 例；年齡 55～81 歲，平均 61.5 歲。BMI 為 24.6±3.3。左髖 19 例，右髖 36 例。股骨頭缺血性壞死 23 例，其中 Ficat Ⅲ 期 15 例、Ⅳ期 8 例，病程 3～9 年；骨關節炎 17 例，Kellgren-Lawrence 3 級 7 例、4 級 10 例，病程 5～10 年；發育性髖關節發育不良 10 例，Ⅰ度 7 例，Ⅱ 度 3 例；類風濕性關節炎 1 例，病程 5 年；股骨頸骨折 4 例，均為 Garden Ⅳ 型，骨折至手術時間為 4～6 d。術前Harris 評分為（55.4±3.8）分。
兩組患者性別、年齡、BMI、髖關節基礎疾病以及術前 Harris 評分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1.3 治療方法
兩組手術均由同一組醫師完成，手術前后處理方法均一致。術前 30 min 預防性使用頭孢呋辛。手術方法參照本院既往報道的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6-7]。DAA 組：55 例均采用美國 Stryker 公司的 Accolade 股骨柄和 Trident 髖臼假體，其中 38 例采用陶瓷對聚乙烯界面，17 例為金屬對聚乙烯界面；7 例采用直徑 36 mm 股骨頭，39 例直徑 32 mm 股骨頭，9 例直徑 28 mm 股骨頭。PL 組：31 例采用美國 Zimmer 公司 M/L Taper 股骨柄和 Trilogy 髖臼假體，24 例采用美國 Stryker 公司的 Accolade 股骨柄和 Trident 髖臼假體；其中 30 例采用陶瓷對聚乙烯界面，25 例采用金屬對聚乙烯界面；4 例采用直徑 36 mm 股骨頭，29 例直徑 32 mm 股骨頭，22 例直徑 28 mm 股骨頭。
術后常規口服抗凝藥物 2 周。DAA 組不放置引流，PL 組常規放置引流 24 h。兩組術后第 2 天開始主、被動髖關節功能鍛煉，第 3 天均下地負重活動。
1.4 療效評價指標
記錄兩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和住院時間，觀察并發癥發生情況。術前及術后 6 個月、1 年及 5 年采用 Harris 評分評價髖關節功能恢復情況。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12.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DAA 組手術時間及住院時間分別為（77.1±11.3）min 及（10.4±4.1）d，與 PL 組的（62.0±9.2）min 及（9.8±3.7） d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145，P=0.876；t=1.305，P=0.093）；術中出血量為（205.1±21.2） mL，較 PL 組（264.4±19.0）mL 明顯減少，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314，P=0.032）。
所有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5～7 年，平均 5.97 年。DAA 組 5 例（9.1%）發生手術相關并發癥，其中 2 例股外側皮神經損傷，2 例股骨大轉子骨折，1 例深部血腫進行二次手術清創血管栓塞術；PL 組 3 例（5.5%）發生手術相關并發癥，其中 1 例后脫位麻醉后行手法復位，1 例遲發感染行翻修手術，1 例假體周圍骨折行翻修手術。兩組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539，P=0.463）。
術后 6 個月、1 年及 5 年，DAA 組 Harris 評分分別為（89.1±7.3）、（93.3±4.1）、（92.7±1.2）分，PL 組為（72.0±9.2）、（94.1±3.7）、（92.5±3.0）分。術后 6 個月 DAA 組 Harris 評分顯著高于 PL 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296，P=0.014）；1 年及 5 年兩組 Harris 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t=1.375，P=0.130；t=0.905，P=0.087）。進一步分析術后 6 個月 Harris 評分中疼痛、功能和活動范圍評分，其中 DAA 組關節功能評分顯著優于 PL 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087，P=0.034）；而兩組疼痛和活動范圍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t=1.872，P=0.760；t=1.059，P=0.091）。見圖 1。
圖1
兩組術后 6 個月 Harris 評分中疼痛、功能和活動范 圍評分
Figure1.
The pain, function, and range of motion scores at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in 2 groups
X 線片復查示，兩組假體位置均良好，無 1 例發生假體松動及其他影像學改變。見圖 2。
圖2
DAA 組患者，女，64 歲，左側股骨頭缺血性壞死行 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
a. 術前 X 線片；b. 術中采用 DAA；c.術后即刻 X 線片；d. 術后 1 年 X 線片；e. 術后 5 年 X 線片
Figure2. A 64-year-old female patient with left osteo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 was treated with THA by DAA in DAA groupa. X-ray film before operation; b. DAA approach; c. X-ray film at immediate after operation; d. X-ray film at 1 year after operation; e. X-ray film at 5 years after operation
3 討論
本研究通過回顧性比較 DAA 與傳統后外側入路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在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住院時間和髖關節功能恢復方面的差異，進一步明確了 DAA 可以減少出血量、加快髖關節功能康復的作用，與其他報道的結果基本一致[3-4, 9]。文獻報道由于 DAA 是通過髖關節前方縫匠肌、股直肌和闊筋膜張肌之間的間隙進入操作，不直接切斷肌肉和肌腱，并保護了后方關節囊和短外旋肌，因此術中出血量少、關節脫位率低，髖關節功能康復更快，平均住院時間更短[10-14]。本研究中，DAA 組術后 6 個月 Harris 評分顯著優于 PL 組，特別是關節功能恢復方面，也證實了該技術在早期臨床療效方面的優勢。但在術后 5 年隨訪時，兩組髖關節功能評分無明顯差異，說明該技術的優勢在于早期獲得較快的康復速度。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后早期功能康復依賴于疼痛的控制、肌肉力量和全身狀況的恢復。本研究術后 6 個月髖關節 Harris 評分結果提示，兩組患者術后疼痛情況和關節活動范圍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 DAA 組患者關節功能恢復更快，患者早期不需要輔助器械行走且沒有明顯跛行，說明 DAA 在肌肉力量恢復方面優于傳統后外側入路，這可能與該入路對髖關節周圍的肌肉、肌腱組織干擾較小有關。在一項針對 DAA 與后外側入路的血清肌肉損傷標志物水平的前瞻性研究中發現，DAA 組術后血清中肌酸激酶的升高程度明顯低于后外側入路組，說明其對肌肉組織的損傷明顯小于后外側入路[14]，而這直接與關節功能的恢復有關。
然而，從本研究中期隨訪中發現，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也存在一些與傳統手術入路不同的風險和并發癥，與既往我們報道一致[6]。該入路在顯露前方關節囊時，會遇到旋股外側動靜脈的分支，且往往存在變異，如不仔細處理可能會導致較多出血。本研究 DAA 組 1 例早期收治患者，由于未仔細電凝和結扎該血管分支，引起術后深部血腫并進行二期處理。因此在術中需要對這些血管進行仔細處理，特別是行復雜的髖關節置換術需要向近端和遠端適當延長切口時[15]。此外，神經損傷也是 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需要重視的問題之一。既往文獻報道，所有神經損傷中，股外側皮神經損傷最常見[16-17]，本研究 DAA 組 2 例發生該神經損傷，與手術切口過于偏內側[18]和術中操作粗暴有關。盡管股外側皮神經的損傷最終不會影響髖關節功能，且大部分患者均能恢復，但因存在早期局部皮膚的感覺障礙，對術后患者生活質量有一定影響[19]。此外，Grob 等[20]通過解剖研究發現，在旋股外側血管近端約 1 cm 處存在臀上神經的闊筋膜張肌分支，若在處理血管或顯露操作中損傷該分支，會導致術后闊筋膜張肌萎縮，顯著影響肢體局部外觀。此外，股骨側的顯露是 DAA 髖關節置換術的難點之一，在開展早期容易在操作過程中造成股骨大轉子骨折，需要通過經驗積累以降低發生率。
因此，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存在明顯學習曲線，需要學習和積累[21]。通過回顧文獻并結合自身經驗，我們發現其學習曲線往往是由于股骨側顯露困難所造成的，而且本研究結果也提示 DAA 組手術時間略長于 PL 組。股骨側顯露困難，不僅會增加手術時間，如果處理不當，還容易導致股骨大轉子骨折、股骨假體位置不佳，甚至股骨近端骨折等并發癥[16]。術前選擇合適的病例[8]，尤其是在該技術開展早期，對于順利跨越學習曲線，降低手術并發癥非常重要。此外，掌握一些簡單的技巧，比如下降肢體遠端、術側肢體內收、外旋、后伸，以及適當松解后外側關節囊，可以改善股骨側顯露，從而降低手術難度、縮短手術時間[1]。
綜上述，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后早期療效優于后外側入路手術。特別是術后早期髖關節功能恢復較快，但中期療效兩者無明顯差異。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我們一般選擇體型較小、髖部肌肉適中和關節畸形較輕患者行 DAA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雖然兩組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也存在一定選擇偏倚。此外，研究總結病例較少且為回顧性研究，有待擴大樣本量、多中心、前瞻性研究進一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