頸椎減壓術后頸5神經根麻痹是頸椎減壓術后顯著的并發癥，也是影響患者對手術滿意度的頑疾之一。近年來，針對術后頸5神經根麻痹的發病機制及其影響因素有很多研究，提出了4種可能的發病機制假說：術中神經根損傷，脊髓節段性病理改變，減壓術后脊髓移位合并椎間孔狹窄所導致神經根栓系現象，脊髓缺血再灌注損傷。但目前尚無一種假說能夠完全合理解釋術后頸5神經根麻痹的發生。基于以上假說，關于術中脊髓監測和預防性頸5神經根椎間孔減壓是否能預防術后頸5神經根麻痹的研究也倍受關注。現回顧近年來相關的文獻，從發生率、發生機制、預防、治療及預后等方面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隨著 3D 打印技術的發展，關于其在脊柱外科椎間融合材料方面應用的研究越來越多，其應用前景也越來越值得期待。該文結合 3D 打印技術應用于椎間融合的相關研究報道，對脊柱椎間融合領域應用的 3D 打印材料及打印技術進行總結，并對 3D 打印技術在椎間融合領域目前研究及應用中存在的不足進行了分析，最后對其未來發展作出了展望。
目的通過慢病毒載體將 NEP1-40（Nogo extracellular peptide residues 1-40）及神經營養因子 3（neurotrophin 3，NT-3）雙基因轉染入神經干細胞（neural stem cells，NSCs）內進行表達，探討 NEP1-40 及 NT-3 雙基因轉染 NSCs 的可行性，為 NSCs 體內實驗奠定基礎。方法將 SD 大鼠胚胎室管膜區 NSCs 采用空載慢病毒載體（A 組）、NEP1-40 慢病毒載體（B 組）、NT-3 慢病毒載體（C 組）及 NEP1-40 和 NT-3 慢病毒載體（D 組）進行轉染，以未轉染病毒的細胞作為對照組（E 組）。用感染復數（multiplicity of infection，MOI）為 5、10、15 的慢病毒載體分別轉染 24、48、72 h，熒光顯微鏡觀察轉染后細胞內熒光表達情況，確定慢病毒載體的最佳 MOI 和收樣時間。再分別通過實時熒光定量 PCR 及 Western blot，檢測轉染后細胞中 NEP1-40 及 NT-3 基因的表達，以及細胞和培養基中 NEP1-40 及 NT-3 蛋白的表達。結果熒光顯微鏡觀察示，MOI 為 10 時 NEP1-40 和 NT-3 基因慢病毒載體在 NSCs 內轉染率最高，最佳時間為轉染 48 h 時。實時熒光定量 PCR 及 Western blot 檢測示，B、D 組 NEP1-40 mRNA 相對表達量和蛋白相對表達量均顯著高于 A、C 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A、C 組間及 B、D 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C、D 組 NT-3 mRNA 相對表達量和蛋白相對表達量均顯著高于 A、B 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A、B 組間和 C、D 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通過慢病毒載體可將 NEP1-40 及 NT-3 雙基因成功轉染入 NSCs 內，在 NSCs 內穩定表達，且兩種目的基因在表達過程中無相互拮抗或促進作用。
目的探討使用頸椎動態穩定器（dynamic cervical implant，DCI）置入術治療退變性頸椎間盤突出癥的中期療效。方法2010 年 4 月—2011 年 6 月，應用 DCI 置入術治療單節段退變性頸椎間盤突出癥患者 25 例。采用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頸椎殘障功能指數（Neck Disability Index，NDI）評分、日本骨科協會（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評分及 36 項簡明健康調查問卷（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Questionnaire，SF-36）隨訪評價生活質量、頸脊髓功能情況。術后隨訪觀察頸椎整體活動度、DCI 手術節段、相鄰節段活動度、手術節段椎間隙高度、假體下沉、移位、手術節段異位骨化等情況。結果25 例患者隨訪時間 68～78 個月，平均 72.3 個月。VAS 評分、JOA 評分、NDI 評分、SF-36 評分術后均較術前明顯改善，在隨訪過程中得到了很好的維持。DCI 置入節段活動度在術后 2 年內得到較好保持，但末次隨訪時明顯下降（P<0.05）；C2–7 活動度及手術鄰近節段活動度末次隨訪與術前及術后各次隨訪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手術節段椎間高度在術后 2 年內維持良好，然而末次隨訪時明顯下降（P<0.05）。末次隨訪時，44.0%（11 個）的 DCI 假體出現了下沉，36.0%（9 例）出現置入節段異位骨化。結論應用 DCI 置入術治療退變性頸椎間盤突出癥的中期隨訪臨床癥狀改善滿意，但手術節段活動度丟失明顯，假體下沉和手術節段的異位骨化發生率較高，存在神經癥狀復發和鄰近節段退變的風險，不能作為單節段退變性頸椎間盤突出癥的首選手術方式。
目的 介紹一個新的枕頸角度參數——枕骨-齒突角（occipito-odontoid angle，O-D角），分析其預測C2、3 Klippel-Feil（KF）綜合征患者枕頸融合術后吞咽困難發生的有效性。方法 以2010年4月—2019年11月符合選擇標準的119例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 56 例，女 63例；年齡 14～76 歲，中位年齡51歲。顱底凹陷44例，寰樞椎脫位75例；其中40例合并C2、3 KF綜合征。7 例行前路減壓聯合后路枕頸融合術，112例行單純后路枕頸融合術。手術固定節段：O～C2 36 例、 O～C3 51 例、O～C4 25 例、O～C5 7 例。術后隨訪時間 21～136個月，中位時間 79 個月。于術前及末次隨訪時頸椎側位X線片，測量枕骨- C2角（occipital to C2 angle，O-C2角）、枕骨-外耳道樞椎角（occipital and external acoustic meatus to axis angle，O-EA角）、枕外隆突-齒突角（occipital protuberance to axial angle，Oc-Ax角）、O-D角和最狹窄口咽氣道直徑（the narrowest oropharyngeal airway space，nPAS），計算上述參數末次隨訪時與術前差值（記為dO-C2角、dO-EA角、dOc-Ax角、dO-D角、dnPAS）。根據患者術后是否發生吞咽困難，分為吞咽困難組和無吞咽困難組，比較兩組臨床資料以及上述參數差異；分析40例合并C2、3 KF綜合征患者的枕頸角度參數與nPAS相關性，以dO-D角≤?5° 作為標準，評價其預測枕頸融合術后吞咽困難發生的靈敏度和特異度。結果 枕頸融合術后31例（26.1%）患者發生吞咽困難（吞咽困難組），其中10例為C2、3 KF綜合征者；88例未發生該并發癥（無吞咽困難組）。兩組患者年齡、隨訪時間、固定節段、類風濕性關節炎構成比、寰樞椎脫位構成比、合并C2、3 KF綜合征構成比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吞咽困難組女性患者構成比高于無吞咽困難組（χ2=7.600，P=0.006）。兩組術前O-C2角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528，P=0.014），O-EA角、Oc-Ax角、O-D角、nPAS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dO-C2角、dO-EA角、dOc-Ax角、dO-D角和dnPAS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40例合并C2、3 KF綜合征患者的dO-C2角、dO-EA角、dOc-Ax角、dO-D角均與dnPAS成正相關（r=0.604，P<0.001；r=0.649，P<0.001；r=0.615，P<0.001；r=0.672，P<0.001）。以dO-D角≤?5° 為標準，預測合并C2、3 KF綜合征患者術后吞咽困難發生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80.0%（8/10）和93.3%（28/30）。結論 dO-D角可以預測C2、3 KF綜合征患者枕頸融合術后吞咽困難發生。
目的 觀察 Nogo 胞外肽端殘基 1-40（Nogo extracellular peptide residues 1-40，NEP1-40）和神經營養因子 3（neurotrophin 3，NT-3）基因共轉染施萬細胞來源外泌體（Schwann cell-derived exosome，SCDE）對神經干細胞（neural stem cell，NSC）存活與分化的影響，為 SCDE 與 NSC 共移植的體內試驗奠定基礎。方法 通過慢病毒載體將 NEP1-40 及 NT-3 雙基因轉染入施萬細胞，收集 SCDE 進行鑒定。選取傳代 3 次的 NSC，將其接種到接種板中，分為常規培養組、單純外泌體培養組（加入空載質粒修飾 SCDE 進行培養）和雙基因外泌體培養組（加入雙基因修飾 SCDE 進行培養）。檢測各組細胞的活性，并通過免疫熒光檢測神經元特異核蛋白（neuronal nuclei，NeuN）、膠質纖維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和半乳糖神經酰胺酶（galactosylceramidase，GALC）陽性的細胞來評價 NSC 的存活與分化情況。結果 雙基因轉染后熒光強度均較高且細胞狀態較好。雙基因組 NEP1-40 和 NT-3 的信使 RNA 和蛋白相對表達水平均高于空載質粒組（P<0.05）。雙基因組 SCDE 中 NEP1-40 和 NT-3 的蛋白相對表達水平均高于空載質粒組（P<0.05），兩組的 SCDE 中 CD63 的蛋白相對表達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細胞活性方面，雙基因外泌體培養組細胞活性最強，單純外泌體培養組次之，常規培養組最弱，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1.28±0.04 vs. 0.72±0.09 vs. 0.41±0.04，P<0.05）。細胞存活情況方面，雙基因外泌體培養組的 NeuN 陽性細胞（5.23±0.22 vs. 2.36±0.09 vs. 1.00±0.01）和 GALC 陽性細胞（2.29±0.06 vs. 1.75±0.02 vs.1.00±0.04）存活情況最佳，單純外泌體培養組次之，常規培養組最差，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常規培養組的 GFAP 陽性細胞存活情況最佳，單純外泌體培養組次之，雙基因外泌體培養組最差（1.00±0.04 vs. 0.52±0.04 vs. 0.30±0.01），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細胞分化情況方面，雙基因外泌體培養組的 NeuN 陽性細胞（0.44±0.02 vs. 0.29±0.01 vs. 0.16±0.01）和 GALC 陽性細胞（0.38±0.07 vs. 0.23±0.02 vs. 0.12±0.01）分化情況最佳，單純外泌體培養組次之，常規培養組最差，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常規培養組的 GFAP 陽性細胞分化情況最佳，單純外泌體培養組次之，雙基因外泌體培養組最差（0.52±0.05 vs. 0.42±0.03 vs. 0.30±0.09），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通過慢病毒載體可將 NEP1-40 及 NT-3 雙基因成功轉染入施萬細胞，能有效提高 SCDE 中相關蛋白含量，且該外泌體在體外能有效促進 NSC 的存活與分化。
目的探討 O-C2 角、O-EA 角及 Oc-Ax 角對于枕頸融合術后患者發生吞咽困難的預測作用。方法以 2010 年 4 月—2019 年 5 月 114 例行枕頸融合術且符合選擇標準的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 54 例，女 60 例；年齡 14～76 歲，平均 50.6 歲。術后隨訪時間 13～122 個月，中位時間 60.5 個月。收集患者術前以及末次隨訪時頸椎側位 X 線片，測量 O-C2 角、O-EA 角、Oc-Ax 角和 nPAS，并計算手術前后差值（dO-C2 角、dO-EA 角、dOc-Ax 角和 dnPAS）。根據術后是否出現吞咽困難，將患者分為吞咽困難組和無吞咽困難組。比較兩組患者一般資料（年齡、性別、固定節段以及合并類風濕性關節炎、寰樞椎脫位及聯合前路減壓術患者比例）、影像學指標，分析 114 例患者 dO-C2 角、dO-EA 角、dOc-Ax 角與 dnPAS 相關性，比較 3 種影像學指標對枕頸融合術后吞咽困難發生的預測價值。結果術后 31 例發生吞咽困難，發生率為 27.2%。吞咽困難組和無吞咽困難組患者年齡、固定節段以及合并類風濕性關節炎、寰樞椎脫位及聯合前路減壓術患者比例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性別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940，P=0.005）。114 例患者術前與末次隨訪時 O-C2 角和 Oc-Ax 角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O-EA 角和 nPAS 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吞咽困難組和無吞咽困難組患者術前 O-EA 角、Oc-Ax 角、nPAS 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O-C2 角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470，P=0.016）；末次隨訪時上述指標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 dO-EA 角、dOc-Ax 角、dO-C2 角、dnPAS 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相關性分析顯示，dO-C2 角、dO-EA 角、dOc-Ax 角均與 dnPAS 成正相關（P<0.05）。dO-C2 角≤?5°、術后 O-EA 角≤100°、術后 Oc-Ax 角≤65° 時均存在術后吞咽困難發生風險（P<0.05），其中 dO-C2 角≤?5° 時發生風險最大（OR=14.4）。結論dO-C2 角、術后 O-EA 角、術后 Oc-Ax 角均可作為枕頸融合術后吞咽困難的預測指標，其中 dO-C2 角預測價值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