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討嬰幼兒室間隔缺損合并重癥肺炎的治療經驗。 方法回顧性分析我院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收治的1歲以下室間隔缺損合并肺炎行呼吸機輔助的患兒30例（試驗組）的臨床資料，其中男16例、女14例，年齡0.9～12.0（4.6±2.9）個月，體質量3.0～8.8（5.6±1.4）kg，行亞急癥手術治療。同期未合并呼吸道感染的室間隔缺損患兒30例（對照組），其中男10例、女20例，年齡0.7～19.0（4.9±4.8）個月，體質量2.6～12.0（5.8±2.1）kg，行擇期手術治療。比較兩組院內死亡率、心臟重癥監護室（CICU）滯留時間、住院時間等。 結果試驗組術后死亡1例，對照組無死亡患兒。試驗組總住院時間[（15.73±6.44）d vs.（10.16±2.16）d，P=0.002]、術后呼吸機輔助時間[（28.00±15.72）h vs.（12.17±9.10）h，P=0.000]比對照組延長，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兩組主動脈阻斷時間、體外循環時間、監護室滯留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兒均門診隨訪6個月，患兒肺炎發病率減低，生長發育狀況、活動耐量明顯改善。 結論嬰幼兒室間隔缺損合并重癥肺炎，術前應積極呼吸機輔助呼吸改善心功能、肺功能，及時行手術治療，盡管住院時間略長，但整體效果滿意。
目的 分析主動脈縮窄（coarctation of aorta，COA）合并心內畸形伴重癥肺炎手術治療的效果。 方法 回顧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我院 26 例 COA 合并心內畸形伴重癥肺炎患兒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18 例、女 8 例，年齡 6 d至26 個月，中位年齡 5.5 個月，經內科治療肺炎不能緩解，其中 7 例（26.9%）帶氣管插管行急癥手術治療。雙切口 5 例，單切口 21 例。遠期隨訪資料通過門診獲得。 結果 院內死亡 2 例，平均住院時間（18.5±4.5）d，體外循環時間（93.5±36.4）min，術后呼吸機輔助時間（89.5±41.3）min。術后并發癥主要為肺部炎癥感染。門診隨訪 6 個月，患兒肺炎發病率降低，生長發育狀況明顯改善。 結論 COA 合并心內畸形并發肺炎在感染不能控制的情況下，仍可進行手術矯治，并能取得很好的療效。
目的評價經食管超聲心動圖引導下經胸小切口行先天性心臟病漏斗部室間隔缺損封堵術的臨床療效和安全性。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3年1～6月河北省兒童醫院21例漏斗部室間隔缺損患兒經食管超聲心動圖引導下經胸小切口行漏斗部室間隔缺損封堵術的臨床資料，其中男10例、女11例，年齡8～24（16±8）個月，體重（9±3）kg，室間隔缺損大小（4.5±2.5）mm。經食管超聲心動圖引導下完成21例經胸小切口漏斗部室間隔缺損封堵術。用經食管超聲心動圖評估封堵器的位置、對房室瓣和主動脈瓣的影響以及有無殘余分流。 結果無圍術期死亡和并發癥發生。21例室間隔缺損患兒中20例成功封堵，成功率95.2%。其中1例因缺損太大，轉為體外循環下直視室間隔缺損修補術。安置封堵器時間（32±16）min，封堵器大小（5±3）mm；住院時間6～8 d。所有患者術后隨訪3～6個月，隨訪期間超聲心動圖提示：封堵器回聲清晰，位置正常，無輕度以上殘余分流和瓣膜反流。 結論經食管超聲心動圖引導下經胸小切口行漏斗部室間隔缺損封堵術易于操作、療效確切、安全可靠。
目的探討免疫球蛋白對紫紺型先天性心臟病嬰兒術后細胞免疫功能的影響。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2年3～12月河北省兒童醫院心臟外科住院接受先天性心臟病手術治療40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分為兩組，免疫球蛋白治療組：患兒術后1 h在常規治療的基礎上靜脈給予免疫球蛋白，用量為1g/（kg·d），療程為2 d。對照組術后只進行常規的治療。兩組患兒分別于術前、術后0.5 h、2 d，抽取靜脈血5 ml。釆用雙抗體夾心酶聯免疫吸附測定法（ELISA）分別檢測各時間段兩組患兒血清干擾素γ（IFN-γ）、白細胞介素4（IL-4）的濃度，并進行比較。 結果術前及術后0.5 h兩組患兒同時間段血清IL-4、IFN-γ濃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0.5 h兩組患兒血清IL-4、IFN-γ濃度均明顯高于術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0）。免疫球蛋白治療組患兒術后2 d血清IL-4濃度與術前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362），而對照組患兒術后2 d血清IL-4濃度較術前明顯升高，兩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6）。術后2 d免疫球蛋白治療組患兒血清IL-4、IFN-γ濃度明顯低于對照組，兩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9，0.007）。與術后0.5 h相比，對照組患兒術后2 d血清IL-4濃度約下降20.08%（P=0.001），血清IFN-γ濃度上升17.80%（P=0.001），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免疫球蛋白治療組患兒同時間血清IL-4濃度約下降35.38%，兩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0），而血清IFN-γ濃度只上升7.60%（P=0.143），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結論術后靜脈應用免疫球蛋白，可有效改善因手術、體外循環等因素所導致的細胞免疫功能紊亂，有助于減少術后并發癥的發生。
目的總結經胸微創治療先天性心臟病室間隔缺損的臨床經驗。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3年3月至2014年9月我院131例室間隔缺損患者的臨床資料，男63例、女68例，平均年齡（35.28±29.22）個月，平均體重（14.56±7.47）kg。其中膜周型83例，膜部瘤24例，嵴內型24例。術前經胸超聲評估室間隔缺損的相關數據。靜脈吸入復合麻醉下經胸部小切口顯露右心室，在食管超聲引導下選擇合適封堵器完成封堵。術后行經胸超聲心動圖對封堵成功患兒定期隨訪。 結果129例封堵成功，2例術中改為低溫體外循環手術。封堵成功患者中，選用等邊封堵器52例，偏心封堵器77例。隨訪1～12個月，3例發生術后并發癥。其中1例術后3個月出現大量心包積液，經心包穿刺后心包積液消失；1例術后第2天封堵器移位，行開胸手術取出封堵器并矯治心臟畸形；1例術后3個月出現1 mm殘余分流，聽診無雜音，未給予特殊處理。其余患者預后良好，均未出現并發癥。 結論經胸微創室間隔缺損封堵術安全而有效，是除傳統手術及介入封堵外的又一種值得推廣的治療方法。
目的 探索手術對低出生體重先天性心臟病患兒的臨床療效以及圍術期的處理辦法。 方法 回顧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我院行心內直視根治性手術的 788 例低出生體重先天性心臟病患兒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379 例，女 409 例，平均年齡 4.5（1～6）個月，出生時平均體重 1 780～2 500（1 844.6±44.5）g。對患兒手術時間、圍術期處理以及手術成功率等情況進行觀察分析。 結果 心內直視根治術平均手術時間 110～240（132±18）min，平均體外循環時間 32～120（80±20）min，平均主動脈阻斷時間 15～45（35±11）min，平均呼吸機輔助治療時間 5～96（15±5）h。患兒術后治愈總有效率達到 96.8%，死亡率 3.2%，患兒的治愈效果較顯著。 結論 加強圍術期處理可以有效地提高患兒的存活率，改善患兒的生活質量，因此低出生體重先天性心臟病患兒早期治療方式值得在臨床工作中推廣應用。
目的 對比分析一氧化氮（NO）與波生坦在治療主動脈弓離斷合并室間隔缺損伴重度肺動脈高壓的療效差異。 方法 選擇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河北省兒童醫院心臟外科經心臟超聲和心臟及大血管 CT 確診為主動脈弓離斷合并室間隔缺損伴重度肺動脈高壓的患兒 32 例，其中男 17 例、女 15 例，年齡 1.10～4.30（2.71±0.98）個月，體質量 3.33～6.10（4.57±0.88）kg。將患兒隨機分為 NO 組與波生坦組，每組各 16 例。所有患兒均行主動脈弓離斷矯治術+室間隔缺損修補術。NO 組患兒于術后半小時開始吸入 NO，吸入濃度 20 ppm，吸入時間為 36 h，波生坦組患兒于術后半小時鼻飼波生坦（0.015 g，2 次/d），分別測算兩組患兒術后 3 h、6 h、12 h、24 h、36 h 心指數、肺/體循環壓力比值及氧合指數，并比較上述指標的差異。 結果 術后兩組患兒肺循環/體循環壓力比值均先升后降，氧合指數均先降后升，同組患兒相鄰被測時間點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 均<0.05）；兩組患兒術后心指數均先降后升，除波生坦組術后 6 h 與 12 h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外，同組患兒相鄰被測時間點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 均<0.05）；術后 6 h、12 h NO 組患兒氧合指數明顯大于波生坦組，NO 組肺循環/體循環壓力比值明顯小于波生坦組（P 均<0.01），術后 6 h、12 h、24 h NO 組心指數大于波生坦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均<0.05），其中術后 12 h NO 組心指數明顯大于波生坦組（P<0.01），其它同時間點兩組相應指標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均>0.05）。 結論 吸入 NO 在治療主動脈弓離斷合并室間隔缺損伴重度肺動脈高壓患兒術后早期肺動脈高壓效果優于波生坦，但在術后中后期二者效果相近。
目的 探討法洛四聯癥（TOF）嬰幼兒術后通過超聲心動圖和 Mostcare 監護儀對血流動力學的評估應用。 方法 回顧性分析 2016 年 2 月至 2018 年 6 月在我院心臟外科接受一期根治術治療 63 例 TOF 患兒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34 例、女 29 例，年齡 6～24（9.82±5.77）個月。19 例采用牛心包做跨環補片重建右室流出道（跨環補片組），44 例采用非跨環補片處理流出道（非跨環補片組）。所有病例術后即刻（T 0），8 h（T 1），12 h（T 2），24 h（T 3）和 48 h（T 4）記錄超聲心動圖和 Mostcare 監護儀參數，同時檢測血腦利鈉肽協助佐證，研究兩種監測方法的參數在 TOF 根治術后的變化趨勢及相關性。 結果 左室射血分數在 T 1 時（43.49%±3.82%）低于 T 0 時（48.29%±4.55%）、T 2 時（45.83%±3.69%）、T 3 時（53.76%±4.43%）和 T 4 時（60.54%±3.23%，P<0.05）。心指數在 T 1 時［（1.85±0.35）L/（min·m2）］低于 T 0 時［（2.11±0.38）L/（min·m2）］、T 2 時［（2.07±0.36）L/（min·m2）］、T 3 時［（2.42±0.37）L/（min·m2）］和 T 4 時［（2.82±0.42）L/（min·m2），P<0.05］。心臟循環效率在 T 1 時（0.19±0.05）低于T 0 時（0.22±0.06）、T 2 時（0.22±0.05）、T 3 時（0.28±0.06）和 T 4 時（0.34±0.06，P<0.05）。右心室兩腔心切面面積變化分數在 T 1 時（23.17%±3.11%）低于 T 0 時（25.81%±3.74%）、T 2 時（25.38%±3.43%）、T 3 時（30.60%±4.50%）和T 4 時（36.94%±5.85%，P<0.05）。脈壓變異度在 T 0 時（18.76%±3.58%）高于 T 1 時（14.81%±3.32%）、T 2 時（12.44%±2.94%）、T 3 時（10.39%±2.96%）和 T 4 時（9.18%±1.92%，P<0.05）。血腦利鈉肽在 T 1 時［（846.67±362.95）pg/ml］高于 T 0 時［（42.60±18.06）pg/ml］、T 2 時［（730.95±351.09）pg/ml］、T 3 時［（510.98±290.39）pg/ml］和 T 4 時［（364.41±243.56）pg/ml ，P<0.05］。跨環補片組的左室射血分數、心臟循環效率和心指數與非跨環補片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跨環補片組的右心室兩腔心切面面積變化分數在各時點均明顯低于非跨環補片組（P<0.05）；血腦利鈉肽、脈壓變異度在跨環補片組明顯高于非跨環補片組（P<0.05）。左室射血分數與心指數（r=0.637，P=0.001）、心臟循環效率（r=0.462，P=0.001）呈明顯正相關，與血腦利鈉肽（r=–0.419，P=0.001）呈明顯負相關。 結論 兩種方法均可準確反映心功能狀態，Mostcare 與超聲心動圖一致性良好；采用跨環補片處理右室流出道者對右室收縮功能影響更大；Mostcare 監護儀可以實時、連續、準確地指導 TOF 根治術后的血流動力學管理。
目的建立并初步驗證預測視網膜靜脈阻塞（RVO）發生風險的列線圖模型。方法回顧性臨床研究。2017年1月至2022年4月于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眼科檢查確診的RVO患者162例（RVO組）及白內障患者162例（nRVO組）作為建模集；2022年1月至2023年2月于西安市第四醫院眼科確診的視網膜分支靜脈阻塞、視網膜中央靜脈阻塞、白內障患者各45例作為驗證集。RVO組、nRVO組患者間性別構成比（χ2=2.433）、年齡（Z=1.006）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20、0.320）。詳細收集患者年齡、性別、血常規（白細胞計數、血紅蛋白濃度、血小板計數、中性粒細胞計數、單核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紅細胞比容、平均血小板體積、血小板體積分布寬度）、凝血四項（凝血酶原時間測定、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測定、纖維蛋白原、凝血酶時間測定）、尿酸、血脂（總膽固醇、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脂蛋白a）以及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腦梗死病史。計算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血小板/淋巴細胞比值。采用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建模集兩組患者的臨床參數，應用逐步回歸法進行變量篩選，構建預測RVO風險的列線圖；應用Bootstrap方法重復抽樣1 000次進行內部、外部驗證，分別采用H-L擬合優度檢驗和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評估列線圖模型的校準度和區分度。結果單因素logistic回歸和逐步回歸法分析篩選，高密度脂蛋白、中性粒細胞計數、高血壓等3個變量納入最終預測模型構建列線圖。建模集和驗證集H-L擬合優度檢驗的χ2值分別為0.711、4.230，P值分別為0.701、0.121；C-index分別為0.741[95%可信區間（CI）0.688～0.795]、0.741（95%CI 0.647～0.835），提示列線圖模型具有較好的預測準確度；列線圖模型預測建模集和驗證集的ROC曲線下面積分別為0.741（95%CI 0.688～0.795）、0.741（95%CI 0.646～0.836），提示列線圖模型具有較好的區分度。結論低高密度脂蛋白水平、高中性粒細胞計數及高血壓是發生RVO的獨立危險因素；基于上述危險因素建立的列線圖模型可有效評估和量化RVO發生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