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先天性主動脈瓣疾病患兒的各類手術方法的早中期治療結果，為主動脈瓣狹窄或反流患兒的手術方式提供參考。方法回顧性分析 200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進行手術治療的 85 例主動脈瓣疾病患兒的臨床資料，男 64 例、女 21 例，平均年齡 45 個月（5 d～15 歲）。其中 18 例行主動脈瓣球囊擴張成形術（BAV），8 例行主動脈瓣外科交界切開成形術（SAV），27 例行主動脈瓣自體心包修補術，16 例行機械瓣主動脈瓣置換術，16 例行 Ross 手術。隨訪（6.25±2.76）年，分析不同手術術后再干預情況和患兒生存狀況。結果85 例患兒死亡 3 例（3.5%），再手術 17 例（20.0%）。采用 SAV、BAV、主動脈瓣自體心包修補術、機械瓣主動脈瓣置換術、Ross 手術患兒 5 年生存率分別為 87.4%、88.9%、100.0%、100.0%、100.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5 年免再手術率分別為 44.4%、18.4%、100.0%、66.9%、80.5%，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先天性主動脈瓣狹窄或反流手術需要根據患兒瓣葉組織病變情況采取手術方式。對于嚴重病變患兒，首次干預推薦 SAV。先天性主動脈瓣狹窄手術中 SAV、BAV 均為姑息性手術，中遠期需進一步評估以及再干預可能；Ross 手術和機械瓣主動脈瓣置換術有較低的再干預率，中遠期隨訪表明療效確切；主動脈瓣自體心包修補術有望成為延期或替代 Ross 手術和瓣膜置換術的方法。
下肢運動屬于復雜且幅度較大的肢體運動，植入下肢的動脈支架易發生復雜的機械變形，因此要求下肢動脈支架具有較高的綜合力學性能。為評價支架的力學性能，本文利用有限元法對 6 款鎳鈦合金下肢動脈支架（Absolute Pro、Complete SE、Lifestent、Protégé EverFlex、Pulsar-35 和 New 支架）在徑向壓縮、軸向壓縮/拉伸、彎曲和扭轉等不同變形模式下的力學性能進行數值模擬比較，并通過實驗驗證支架的徑向支撐性能。研究結果發現，New 支架綜合性能優于其他支架，其中徑向支撐性能優于 Absolute Pro 和 Pulsar-35 支架，軸向支撐性能優于 Complete SE、Lifestent 和 Protégé EverFlex 支架，柔順性能優于 Protégé EverFlex 支架，扭轉性能優于 Complete SE、Lifestent 和 Protégé EverFlex 支架。通過 TTR2 型徑向支撐力測試儀測試了 6 款支架的徑向支撐性能，驗證了有限元分析結果的正確性。本文揭示了支架結構尺寸對其多種變形模式下力學性能的影響規律，為臨床應用中根據病變部位的需求選擇合適的支架提供參考。
手術是治療惡性腫瘤的重要方法，七氟烷是最常見的全身麻醉藥之一，其可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影響細胞生物學行為及腫瘤患者的免疫功能，從而影響腫瘤患者術后病情復發和病變轉移。該文從微 RNA、基質金屬蛋白酶、磷脂酰肌醇-3-激酶/Akt 信號通路及低氧誘導因子-1α等方面，總結歸納七氟烷影響腫瘤細胞生物學行為的分子機制，闡明七氟烷對腫瘤患者免疫功能影響的調節機制，以期為腫瘤患者的精準麻醉提供理論依據，為降低腫瘤患者術后病情復發和病變轉移提供用藥依據。
目的觀察并分析合并慢性腎功能衰竭（CRF）的增生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PDR）玻璃體切割手術（PPV）療效及預后影響因素。方法回顧性病例研究。2016年1月至2021年6月于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眼科確診為合并CRF的PDR并行PPV治療的58例患者82只眼納入研究。其中，男性32例，女性26例；年齡（48.45±10.41）歲。腎功能衰竭病程（4.15±3.23）年；糖尿病病程（14.45±6.71）年。患眼均行最佳矯正視力（BCVA）檢查。BCVA檢查采用國際標準Snellen視力表進行，記錄時換算為最小分辨角對數（logMAR）視力。患眼logMAR BCVA 2.04±0.82（0.7～2.8）。玻璃體積血持續時間（2.65±1.55）個月。伴牽拉性視網膜脫離38只眼（46.3%，38/82）。既往有全視網膜激光光凝治療史32只眼（39.0%，32/82）。患眼均行25G PPV治療。伴牽拉性視網膜脫離者手術前3 d行玻璃體腔注射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藥物治療。晶狀體混濁影響手術操作者聯合白內障超聲乳化吸除手術。收集患者血糖、血紅蛋白、血肌酐、血尿素氮等生化指標和替代治療方式（無透析、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手術后隨訪時間≥6個月。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 Fisher 確切檢驗。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采用Spearman相關性分析判斷兩變量相關性。結果手術后6個月，患眼平均logMAR BCVA 1.16±0.57；與手術前logMAR BCVA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0.837，P＜0.001）。BCVA≥0.1、＜0.1者分別為44、38只眼。手術后玻璃體再積血（PVH）17只眼（20.7%，17/82）。無透析者、血液透析者、腹膜透析者發生PVH分別為15（46.9%，15/32）、1（2.3%，1/44）、1（16.7%，1/6）只眼。無透析者與血液透析者PVH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6.506，P＜0.05）；腹膜透析者與無透析者、血液透析者PVH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2.694、2.849，P＞0.05）。玻璃體腔填充硅油、灌注液者發生PVH分別為3（10.0%，3/30）、14（27.0%，14/52）只眼；兩者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315，P＜0.05）。需再次PPV手術治療者分別為1（33.3%，1/3）、10（71.4%，10/14）只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并發新生血管性青光眼（ NVG）12只眼（14.6%，12/82）。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比值比（OR）=0.911，P＜0.05]、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分期（OR=7.229，P＜0.05）、腎功能衰竭病程（OR=0.850，P＜0.05）、手術時間（OR=1.135，P＜0.05）是視力預后不佳的獨立危險因素；糖尿病病程（OR=1.158，P＜0.05）、腎功能衰竭病程（OR=1.172，P＜0.05）、替代治療是發生PVH的獨立影響因素；糖尿病病程（OR=1.138，P＜0.05）、腎功能衰竭病程（OR=1.157，P＜0.05）是手術后發生NVG的獨立危險因素。Spearman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PVH與手術后NVG呈強相關性（r=0.469，P＜0.01）。血糖、血紅蛋白、血肌酐、血尿素氮與手術后視力預后、PVH、NVG發生無顯著相關性（P＞0.05）。結論 合并CRF的PDR患者，DR分期、年齡、腎功能衰竭病程及手術時長與視力預后相關；與未行替代治療者比較，血液透析治療可降低手術后PVH、NVG的發生。
目的綜述基質細胞衍生因子1（stromal-derived factor 1，SDF-1）與組織工程支架復合移植的研究進展。 方法查閱國內外有關SDF-1與不同組織工程支架復合移植的相關文獻，回顧SDF-1趨化干細胞的主要機制與作用，并綜述不同類別組織工程支架與SDF-1復合修復組織或器官損傷的作用及效果。 結果SDF-1與組織工程支架復合后能發揮趨化多能干細胞作用，但作用機制尚未完全清楚；其在體內應用的效果有待繼續研究。 結論SDF-1與組織工程支架復合用于原位組織或器官修復已取得一些進展，今后需在SDF-1對干細胞的趨化機制及增殖分化的影響方面進行探索。
目的探討改良前正中入路聯合后外側入路治療合并腓骨骨折的Pilon骨折療效。 方法2012年1月-2015年6月，采用改良前正中入路聯合后外側入路行切開復位內固定術治療合并腓骨骨折的Rüedi-Allg?werⅢ型Pilon骨折19例。男13例，女6例；年齡23~68歲，平均35歲。致傷原因：交通事故傷11例，高處墜落傷7例，重物壓砸傷1例。根據AO/OTA分型，C2型4例，C3型15例。根據軟組織損傷Tscherne-Gotzen分級，1級6例，2級13例。受傷至手術時間6~18 d，平均10.3 d。術后采用Burwell-Charnley影像學評價標準評價Pilon骨折復位情況，采用美國矯形足踝協會（AOFAS）踝-后足評分系統評價踝關節功能。 結果手術時間1.8~4.6 h，平均2.4 h；術中出血量200~500 mL，平均310 mL。19例均獲隨訪，隨訪時間12~18個月，平均13.7個月。骨折愈合時間2.5~8.0個月，平均3.6個月。術后前正中切口邊緣部分壞死2例，并發創傷性關節炎2例，踝關節不穩定1例。術后12個月，根據Burwell-Charnley影像學評價標準，解剖復位15例，復位一般4例。根據AOFAS評分，優11例，良5例，可3例，優良率為84.2%。 結論改良前正中入路聯合后外側入路操作簡便、顯露充分、創傷較小，是治療合并腓骨骨折的Pilon骨折的一種安全有效方法。
目的 比較癌癥患者生活功能指標量表（FLIC）、健康調查簡表（SF-36）和肝癌患者生活質量測定量表（QOL-LC）在肝癌患者生活質量測定中的應用效果。方法 以2010～2011年選定的調查醫院肝癌住院患者105例為研究對象，采用FLIC、SF-36和QOL-LC量表分別進行3次縱向測定，計算和比較各量表的信度、效度和反應度。結果 QOL-LC的效度、信度比FLIC和SF-36量表好；在反應度方面，QOL-LC及FLIC量表均顯示軀體功能與總生命質量的變化差異有統計學意義（QOL-LC：t=5.08；P=0.000；t=3.16；P=0.002；FLIC：t=4.02；P=0.000；t=2.21；P=0.030）。SF-36量表除一般健康狀況和心理健康兩個領域外，其余領域的治療前后得分變化均有統計學意義（軀體功能t=5.94；P=0.000；軀體角色t=3.07；P=0.003；身體疼痛t=3.21；P=0.002；生命力t=3.22；P=0.002；社會角色t=2.60；P=0.012；情緒角色t=3.28；P=0.002）。結論 QOL-LC是測定肝癌患者生活質量的特異量表，在評估肝癌患者生活質量時是首選，而SF-36和FLIC量表能反映肝癌患者生命質量的共性部分，在缺少特異性量表的情況下，可用于測評肝癌患者的生活質量。
目的比較采用不同定位方法行單、雙束重建前交叉韌帶（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ACL）的療效。 方法2010年5月-2013年4月，將符合選擇標準的120例ACL損傷患者納入研究。根據手術方法不同，患者分為4組（n=30）。A組：按傳統定位進行雙束重建；B組：在ACL殘留足跡上進行個體化解剖定位雙束重建；C組：按傳統定位進行單束重建；D組：在ACL殘留足跡上進行個體化解剖定位單束重建。各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側別、致傷原因及術前Lysholm評分、國際膝關節文獻委員會（IKDC）分級、Lachman試驗、前抽屜試驗、軸移試驗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術后即刻行患膝MRI掃描，并建立三維模型，評定ACL移植物與股骨髁間窩是否存在撞擊；采用Lachman試驗、前抽屜試驗、軸移試驗以及Lysholm評分、IKDC分級比較組間療效差異。 結果三維模型分析顯示：A組11例（36.7%）出現撞擊，B組1例（3.3%），C組9例（30.0%），D組無撞擊發生。其中，A、C組撞擊發生率顯著高于B、D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A、C組間及B、D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4組患者術后切口均Ⅰ期愈合，無早期相關并發癥發生。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24～30個月，平均26個月。術后24個月4組Lysholm評分、Lachman試驗、前抽屜試驗及軸移試驗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組內術后均顯著優于術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24個月IKDC分級比較，B、D組顯著優于A、C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A、C組間及B、D組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與傳統定位方法相比，按殘留足跡進行個體化解剖定位單、雙束重建ACL均可降低術后撞擊發生率，膝關節功能恢復更好。
目的 總結非編碼 RNA 調控骨關節炎（osteoarthritis，OA）的分子生物學研究進展，為生物學研究及臨床治療 OA 提供參考。 方法 廣泛查閱近年國內外有關非編碼 RNA 調控 OA 病理過程的相關研究報道，并進行總結。 結果 根據 RNA 長度可將非編碼 RNA 分為 3 類。相關研究采用高通量測序技術以及基因芯片技術篩選出大量與 OA 發病過程相關的非編碼 RNA，并經 RT-PCR 驗證此類非編碼 RNA 多參與了 OA 的調控；通過對 OA 中表達最顯著的非編碼 RNA 進行基因敲減及過表達，明確了其調控 OA 的作用靶點；以及了解了非編碼 RNA 間以及非編碼 RNA 與編碼 RNA 間存在復雜的基因共表達網絡拓撲結構，為明確基因間結構及功能的相互作用、尋求 OA 治療靶點提供線索。 結論 目前對于非編碼 RNA 調控 OA 病理過程的分子生物學機制已有初步研究，但每個非編碼 RNA 發揮調控作用的關鍵結構或序列，以及其效應復合結構的組建及相互作用機制仍未明確，有待進一步研究。
運動想象指想象特定動作但實際上并不執行該動作的行為，已經在神經科學等領域得到廣泛關注。運動想象腦電信號分類算法主要根據腦電信號所包含的生理信息，尤其是從生理信息中提取出的特征，對各類運動想象任務進行區分。近年來，運動想象腦電信號分類算法在分類器與機器學習策略兩方面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進展。分類器方面，一些研究對傳統機器學習分類器進行了改進，深度學習與黎曼幾何分類器也已在該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機器學習策略方面，出于提高分類準確率等目的，集成學習、自適應學習與遷移學習等機器學習策略被引入到運動想象腦電信號的分類中。本文綜述討論了運動想象腦電信號分類算法的研究進展，希望能夠對各分類器與機器學習策略進行總結評價，為開發更高性能的分類算法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