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腔鏡二尖瓣置換術是目前微創心臟外科最常見的手術之一。但小瓣環、瓣環嚴重鈣化、后瓣葉或瓣下結構嚴重增厚、鈣化是胸腔鏡二尖瓣置換術的難點，處理不當易導致左室破裂或者患者-移植物失配。現報道廣東省人民醫院使用“煙囪”技術實施的1例胸腔鏡二尖瓣生物瓣置換術。患者為68歲女性，體重36 kg，因反復活動后胸悶、氣促就診，主要診斷為風濕性二尖瓣狹窄、心房顫動，術前經胸超聲心動圖提示左室舒張期末內徑為39 mm。手術效果滿意，術后2個月隨訪患者一般狀況良好，無不適癥狀。
目的 探討Ⅰ型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pulmonary atresia with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PA/VSD）患者的外科治療方案以及對術后早期預后的影響。 方法 回顧性分析廣東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2005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61 例Ⅰ型 PA/VSD 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40 例、女 21 例，中位年齡 249 d（13 d～19 歲鴐。按手術方式將患者分為兩組：根治術組 42 例，男 27 例、女 15 例，中位年齡 11.11（0.80～211.70）個月；分期手術組 19 例，男 13 例、女 6 例，中位年齡 2.96（0.47～161.83）個月。總結兩組手術效果以及早期預后。 結果 全組 61 例患者術后經皮血氧飽和度與術前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88.08%±9.64% vs. 74.08%±12.99%，P＜0.05鴐。分期手術組院內死亡 3 例，根治術死亡率與分期首次手術死亡率相比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分期首次手術組體外循環最低溫度比根治術組低（24.69 ℃±3.11 ℃ vs.27.18 ℃±2.10 ℃ 鴐，而其呼吸系統并發癥則高于根治術組。 結論 Ⅰ型 PA/VSD 行分期或根治術均有利于增加肺血，促進肺血管的發育。年齡小的患兒選擇根治術應謹慎，對于肺動脈發育良好滿足根治條件的特定類型患兒，可考慮選擇根治性手術。
目的 分析左冠狀動脈異常起源于肺動脈（anomalous origin of the left coronary artery from the pulmonary artery，ALCAPA）行左冠狀動脈移植術后的療效及中期隨訪結果，并探討是否需要同期處理反流的二尖瓣。 方法 2005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廣東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心外科共 52 例 ALCAPA 患者行左冠狀動脈移植術，其中男 20 例、女 32 例，中位年齡 10（2～193）個月，平均體質量（9.7±7.8）kg。按同期有無行二尖瓣成形術分為二尖瓣成形組（MVP 組）及非二尖瓣成形組（Non-MVP 組）。其中 Non-MVP 組 35 例，男 14 例、女 21 例，年齡（35.4±42.8）個月；MVP 組 17 例，男 6 例、女 11 例，年齡（13.5±11.0）個月。為便于量化統計，二尖瓣反流按無、局限性、輕度、輕-中度、中度、中-重度及重度分別定義為 0.0、1.0、2.0、2.5、3.0、3.5、4.0。 結果 術后左室短軸縮短率（LVFS）及左室舒張期末內徑（LVEDD）均較術前明顯改善［32.1%±10.1% vs. 28.6%±9.6%，P=0.023；（30.5±5.7）mm vs.（38.4±5.6）mm，P<0.001］，術后二尖瓣反流程度亦較術前明顯減輕（2.4±1.2vs. 2.9±1.2，P=0.001）。術后早期死亡 4 例，死亡率 7.7%（4/52）。中位隨訪時間 21.0（1.5～111.0）個月，3 例（5.8%）失訪，1 例（1.9%）接受再次手術，隨訪期間無死亡。末次隨訪 LVFS 較術后明顯改善（38.0%±6.0% vs. 32.1%±10.1%，P=0.001）；末次隨訪二尖瓣反流程度與術后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3±1.2 vs. 2.4±1.2，P=0.541），但有減輕趨勢。兩組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機械通氣時間及住院時間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 結論 采用左冠狀動脈移植術恢復雙冠狀動脈供血，可顯著改善 ALCAPA 患者左心室功能，是否需要同期處理反流的二尖瓣仍然存在爭議。對于 ALCAPA 合并中-重度及重度二尖瓣反流的患者，同期行二尖瓣成形術有助于二尖瓣功能的早期恢復。
目的 評價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pulmonary atresia with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PA/VSD）新生兒期外科手術的治療效果，探索 PA/VSD 患者在新生兒期行外科手術的可行性及手術方式的選擇。 方法 納入 2004 年 7 月至 2014 年 10 月在我中心行首次外科手術的 14 例 PA/VSD 新生兒。提取其基本特征、術前、手術和術后臨床資料及截至 2016 年 10 月 10 日的最近一次隨訪信息。比較不同手術方式的短、中期生存率和姑息術后的根治率。 結果 研究對象中，行一期根治術、右室流出道（RVOT）重建姑息術和體肺分流姑息術者分別為 4 例（28.6%）、6 例（42.9%）和 4 例（28.6%）。首次術后總住院死亡率 28.6%（4/14）。中位隨訪 46 個月，無死亡病例，5 年生存率為 71.4%（10/14），納入患兒的總根治率為 64.3%（9/14）。雖然首次手術行一期根治術、RVOT 重建術和體肺分流術的死亡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50.0% vs. 33.0% vs. 0.0%，P=0.280），術后生存曲線和風險曲線提示新生兒期首次行體肺分流術者效果更好。首次手術行 RVOT 重建和體肺分流術的根治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75.0% vs. 50.0%，P=0.470），兩者根治距首次姑息術的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32.0 個月 vs. 18.0 個月，P=0.400）。 結論 PA/VSD 患兒在新生兒期行外科手術仍是較大的挑戰，但只要術后早期生存，此類患者中期生存效果較好。對于不得不在新生兒期外科手術挽救生命的病例，首次手術選擇體肺分流姑息術，后期根據患者肺動脈發育情況選擇根治術生存效果可能更好。
目的總結應用改良單片法（modified single-patch，MSP）矯治兒童完全型房室間隔缺損（complete atrio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CAVSD）的相關經驗。方法回顧性分析 2009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間在我中心采用 MSP 技術行 CAVSD 雙心室矯治術 141 例患兒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62 例、女 79 例，手術時中位年齡 6（3，11）個月，中位體重 5.8（4.5，7.0）kg。Rastelli 分型：A 型 116 例，B 型 14 例，C 型 11 例。合并 Down’s 綜合征 15 例。記錄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房室瓣反流等相關臨床數據。結果術后 17 例患者出現重度左側房室瓣反流（left atrioventricular valve regurgitation，LAVVR），6 例患者出現重度右側房室瓣反流（right atrioventricular valve regurgitation，RAVVR）。末次隨訪 5 例患者出現重度 LAVVR，1 例患者出現重度 RAVVR。隨訪期間左室流出道梗阻（lef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 obstruction，LVOTO）1 例，末次隨訪無 LVOTO 發生。早期死亡 5 例，隨訪死亡 2 例。再手術患者 12 例，距首次手術的中位間隔時間為 268（8，1 270）d。結論利用 MSP 技術外科矯治兒童 CAVSD 的預后良好，改善了患者術后死亡率和房室瓣反流程度。
目的探討小兒法洛四聯癥圍術期不良預后的相關風險因素，并建立風險評估模型評價其臨床應用價值。方法回顧性分析廣東省人民醫院 2016 年 9 月至 2019 年 1 月行法洛四聯癥一期矯治術 119 例患兒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75 例、女 44 例，年齡（13.2±1.4）個月，體重（8.3±0.2） kg。119 例臨床資料被分為不良預后組（n=47）和正常預后組（n=72）。使用單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風險因素與不良預后之間的關聯。結果全組 1 例圍術期死亡，出現主要不良事件共 9 例。LASSO 回歸篩選與不良預后相關變量包括 2 個術前變量（McGoon 指數，主動脈根部直徑指數），4 個術中變量（肺動脈二葉瓣左右方向、右室流出道切口總長度指數、交界切開處理肺瓣、體外循環最低體溫）。使用單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分別納入上述因素，其中同時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的變量有 McGoon 指數、主動脈根部直徑指數、肺動脈二葉瓣左右方向、體外循環最低體溫。列線圖結果顯示肺動脈二葉瓣左右方向比三葉瓣和二葉瓣前后方向發生不良預后的風險概率更高；McGoon 指數越小，主動脈根部直徑越大以及術中體外循環體溫越低，法洛四聯癥患兒發生不良預后事件的風險概率越高。結論肺動脈二葉瓣左右方向比三葉瓣和二葉瓣前后方向的不良預后風險更高；McGoon 指數越小及主動脈根部直徑越大，預后不良發生的風險越高；術中體外循環中體溫若低于 27℃ 與不良預后事件的高發生率明顯相關，可作為今后小兒法洛四聯癥術中決策的輔助參考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