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了解腫瘤復發患者希望水平及其影響因素。 方法 2010年10-12月采用Herth希望量表和自制的一般情況調查表,對302例腫瘤復發患者進行問卷調查,并對相關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結果 腫瘤復發患者希望總體均分為（31.14±5.56）分,7.95%（24例）的患者希望評分為低等水平,74.50%（225例）的患者希望評分為中等水平,17.55%（53例）的患者希望評分為高等水平。腫瘤復發患者希望水平得分的主要影響因素有:婚姻狀況、工作狀況、醫療費用支付情況、腫瘤類型以及無瘤生存時間。其中,與未婚患者相比,離異患者希望水平較低；與在職患者相比,退休患者希望水平較高；在醫療費用的支付方式上,自費所占的比例越大,患者希望水平越低；與其他腫瘤類型相比,以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最低；此外,患者無瘤生存時間越長,其希望水平就越低。 結論 盡管腫瘤復發患者希望水平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但多數患者仍對現狀和未來充滿希望,其希望仍維持在較高水平。【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level of hope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hope in patient with tumor recurrence. Methods A total of 302 patients with tumor recurrence were enrolled. The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Herth Hope Scale and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average level of hope in patients with tumor recurrence was 31.14±5.56; of the total patients，7.95% (24 patients) had low level, 74.50% (225 patients) had media level and 17.55% (53 patients) had high level of hope. Part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level of hope and specifically: patient devoiced had lower level of hope than patients married (F=-1.868，Plt;0.05); patients retired had higher level of hope than patients on job (F=2.004，Plt;0.005); patients with greater own proportion of medical expense had lower level of hope than patients with smaller own proportion of medical expense (F=-0.937，Plt;0.05);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had lower level of hope than patients with other type of cancer (F=-10.824，Plt;0.001); and finally, patients with longer free survival time had lower level of hope than patients with shorter free survival time (F=-1.930，Plt;0.001). Conclusion Part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level of hope in patients with tumor recurrence, but most patients still have high level of hope.
目的探究腫瘤復發患者的希望水平和相關影響因素。 方法選擇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收治的腫瘤復發患者，調查患者的一般情況、希望水平、應對方式和社會支持情況，并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腫瘤復發患者希望水平的影響因素。 結果共納入431例患者，希望水平評分為32.88±5.83分，其中低希望水平患者27例（6.26%），中希望水平患者277例（64.27%），高希望水平患者127例（29.47%）。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婚姻狀態、文化程度、年收入及腫瘤類型的患者之間希望水平不同，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構方程模型結果顯示，性別（r=-0.322，P＜0.001）、婚姻狀況（r=-0.243，P＜0.001）、文化程度（r=-0.219，P＜0.001）、年收入（r=0.116，P=0.021）及對應方式（r=0.182，P=0.029）對患者希望水平有直接影響；社會支持（r=0.255，P=0.027）和年收入（r=0.224，P=0.019）可以通過對應方式間接對患者希望水平產生影響。 結論大多數腫瘤復發患者希望水平處于中等和高等水平，性別、婚姻狀況、文化程度、年收入及對應方式對希望水平具有影響作用。臨床醫務人員應對低希望水平患者給予更多關注，并針對患者的不同情況有計劃地采取干預措施以提高腫瘤復發患者的希望水平。
目的探究腫瘤復發患者希望水平與應對方式的關系。 方法以2014年3月-2015年3月收治的腫瘤復發患者為研究對象，采用問卷調查方式調查患者的一般資料、希望水平和應對方式，并分析患者的希望水平及其與應對方式的相關關系。 結果共納入腫瘤復發患者431例，希望水平總分為（32.88±5.83）分，其中127例（29.47%）希望得分處于高等水平，277例（64.27%）處于中等水平，27例（6.26%）處于低等水平。多因素分析顯示，應對方式、年收入是患者希望水平的促進因素，女性、婚姻狀況差、教育水平低及腫瘤復發時間間隔長是抑制患者希望水平的因素。患者采取多種方式應對腫瘤復發，使用頻率最高的應對方式為樂觀，得分為（2.94±0.44）分，其次為保守（2.88±0.53）分、自我依賴（2.75±0.56）分、面對（2.73±0.55）分、聽天由命（2.45±0.66）分、支持（2.41±0.52）分、逃避（2.15±0.42）分、情感（2.12±0.59）分。腫瘤復發患者希望水平總分與應對方式總分呈正相關關系（r=0.112），與樂觀（r=0.170）、面對（r=0.166）和自我依賴（r=0.210）應對方式呈正相關關系（P < 0.05）；與情感、逃避、保守、支持及聽天由命應對方式均無相關關系（P > 0.05）。 結論大多數腫瘤復發患者的希望水平處于中等水平和高等水平，樂觀、面對和自我依賴應對方式能夠提升患者的希望水平，臨床醫務人員應鼓勵和指導患者多使用上述應對方式以提升患者的希望水平。
腫瘤在世界范圍內呈現三高趨勢，即高發病率、高致殘率和高病死率，在我國某些地區已成為居民首位死亡原因。罹患腫瘤會使患者產生嚴重的心理應激反應，繼而產生軀體癥狀，降低患者的生存質量。希望是對能達到某種目標有信心的感受，是積極心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外從20世紀60年代起開始進行希望研究，證實個體內在的希望水平與其身心健康密切相關，并指出醫務人員幫助腫瘤患者及其家庭發掘和維持希望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該文對影響腫瘤患者希望水平的相關因素進行了綜述。
目的調查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自我管理行為現狀并探討其影響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樣，選取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10 月在成都市 4 所三級甲等醫院進行維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采用一般資料調查表、血液透析患者自我管理量表、血液透析患者知識水平問卷、Herth 希望量表、多維度健康心理控制源量表、慢性病資源量表對患者進行調查。結果共發放問卷 360 份，回收有效問卷 343 份。患者自我管理行為總分平均為（54.87±9.65）分。多重逐步線性回歸結果顯示：性別、年齡、民族、家庭人均月收入、慢性病資源利用、知識水平、內部控制源是患者自我管理行為的影響因素（P<0.05）。結論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自我管理行為處于中等水平。醫護人員可通過提高患者知識、內部心理控制源水平，協助患者充分利用慢性病資源等方法改善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自我管理行為。
目的 研究 Snyder 希望理論聯合薩提亞模式在中青年腦卒中患者康復治療中的應用效果。方法 將 2018 年 8 月－2020 年 8 月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收治的 224 例中青年腦卒中患者以入院時間為序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均分為 4 組（對照組、薩提亞組、Snyder 組和聯合組），均在常規治療基礎上實施康復訓練，薩提亞組開展薩提亞模式團體輔導，Snyder 組另以 Snyder 希望理論為基礎實施希望療法，聯合組采用 Snyder 希望理論聯合薩提亞模式進行干預，持續時間均為 6 周，比較干預前后 4 組患者中文版 Herth 希望指數（Herth Hope Index，HHI）、中文版自我感受負擔量表（Self-perceived Burden Scale，SPBS）、運動康復意愿調查問卷、健康促進生活方式評定量表Ⅱ（Health Promoting Lifestyle Profile Ⅱ，HPLP Ⅱ）以及簡易應對方式問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評分變化。結果 對照組、薩提亞組、Snyder 組和聯合組最終分別納入 53、52、54、52 例患者。4 組患者性別、年齡、卒中類型等一般資料及干預前各量表評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4 組 HHI 量表總分分別為（27.65±6.34）、（30.54±6.85）、（32.79±7.12）、（35.08±7.63）分，運動康復意愿評分分別為（39.85±8.16）、（40.52±7.93）、（40.17±8.25）、（43.81±7.46）分，HPLP Ⅱ量表總分分別為（149.87±26.08）、（159.32±26.73）、（165.89±28.01）、（173.18±28.54）分，SCSQ 量表積極應對評分分別為（19.65±5.08）、（22.46±5.29）、（25.04±4.91）、（28.45±5.12）分，較干預前均明顯升高（P<0.05）；SPBS 量表總分分別為（27.35±4.92）、（23.74±5.02）、（25.16±4.98）、（21.49±5.27）分，SCSQ 量表消極應對評分分別為（4.83±1.25）、（3.71±1.02）、（3.94±1.08）、（4.13±0.96）分，較干預前均明顯降低（P<0.05）；且聯合組 HHI 量表、運動康復意愿、HPLP Ⅱ量表及 SCSQ 量表積極應對評分高于另外 3 組，SPBS 量表評分低于另外 3 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Snyder 希望理論聯合薩提亞模式用于中青年腦卒中患者康復治療有利于提升患者希望水平，降低自我感覺負擔，同時改善患者運動康復意愿、健康行為及應對方式，對促進患者康復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