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討骨質疏松性椎體壓縮骨折（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OVCF）行經皮穿刺球囊擴張后凸成形術（percutaneous kyphoplasty，PKP）后出現椎體再骨折的相關因素。 方法 回顧性研究2002 年12月－ 2008 年5 月行PKP 治療的84 例胸腰椎OVCF 患者臨床資料。其中男11 例，女73 例；年齡55 ～ 90 歲，平均70.1 歲。術后84 例均獲隨訪，隨訪時間24 ～ 96 個月，平均38 個月。其中12 例于術后3 ～ 52 個月出現鄰近和/ 或間隔椎體壓縮性骨折；余72 例均隨訪24 個月以上，未出現再骨折。比較再骨折組和未發生再骨折（對照組）患者的臨床資料，分析導致再骨折的相關因素。 結果 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術中穿刺方式（單、雙側穿刺）、骨折節段數目（≤ 3 個及gt; 3 個椎體）、單椎體骨水泥注入量、術后椎體高度壓縮率、術后椎體后凸角以及術前骨密度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在骨水泥向椎間盤泄露方面比較，再骨折組顯著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294，P=0.032）。 結論 骨水泥向椎間盤泄露是PKP 術后出現其他椎體再骨折的相關因素。
目的分析骨質疏松椎體壓縮性骨折行椎體成形術后非手術椎體骨折再次行椎體成形術的療效及臨床特點。 方法2008年1月-2013年5月，因骨質疏松椎體壓縮性骨折接受椎體成形術的患者共277例（331椎）。術后新發骨折需要手術治療者42例。將其分為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組（A組）19例，非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組（B組）23例。比較首次及再次椎體成形術后患者疼痛強度及功能改善，比較A組與B組一般資料、新發骨折的時間、骨水泥注入量、骨水泥滲漏情況及手術相關并發癥。 結果首次與再次椎體成形術后1 d 疼痛視覺模擬評分改善率分別為（64.6±12.6）%及（67.4±12.8）%，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改良Oswestry 失能指數評分改善率分別為（60.6±13.3）%及（62.6±12.9）%，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首次行椎體成形術與新發椎體壓縮骨折的時間間隔： A組（62.4±45.5）d，B組（203.7±77.6）d，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A組與B組在一般資料、骨水泥注入量及滲漏情況等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5例患者再次椎體成形術后發生脊柱旁骨水泥滲漏，其中1例在術后3個月發現鄰近椎體壓縮骨折。所有患者再次椎體成形術后均未發生手術相關并發癥。 結論再次椎體成形術治療新發椎體壓縮骨折對患者疼痛及功能改善與首次手術療效相當；鄰近椎體新發骨折多在首次椎體成形術后早期發生。
目的探討肘關節開放松解聯合內固定取出術治療創傷后肘關節僵硬的安全性及療效。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0年1月－2011年12月80例因肘關節僵硬行肘關節開放松解術患者臨床資料，根據是否同時行內固定取出術分為兩組，其中39例為無內固定組（A組），41例為同時行內固定取出術組（B組）。除原始損傷類型（P＜0.05）外，兩組患者年齡、性別、側別、傷后至該次入院時間、肘部僵硬程度和異位骨化嚴重程度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比較兩組術后尺神經癥狀、異位骨化復發及再骨折并發癥發生情況，以及肘關節活動度、Mayo肘關節功能評分（MEPS）。 結果兩組患者均獲隨訪，A組隨訪時間12～18個月，平均15.7個月；B組12～20個月，平均16.1個月。A組5例（12.8%）、B組4例（9.8%）出現尺神經癥狀，A組1例（2.6%）、B組1例（2.4%）異位骨化復發，B組1例（2.4%）發生再骨折；比較兩組以上并發癥發生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末次隨訪肘關節活動度及Mayo肘關節功能評分（MEPS）均較術前顯著增加（P＜0.05）；兩組間末次隨訪時肘關節活動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40，P=0.69），但A組MEPS評分高于B組（t=2.36，P=0.02）。A組MEPS獲優16例，良16例，可6例，差1例，優良率達82.1%；B組為優10例，良25例，可4例，差2例，優良率達85.4%；兩組優良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16，P=0.69）。 結論肘關節松解聯合內固定取出術治療創傷后肘關節僵硬安全有效，但應注意預防再骨折等并發癥的發生。
目的比較不同時相骨水泥推注對經皮椎體后凸成形術（percutaneous kyphoplasty，PKP）治療骨質疏松性椎體壓縮性骨折（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OVCF）療效的影響。方法回顧分析 2016 年 6 月—2018 年 5 月采用 PKP 治療并符合選擇標準的 219 例 OVCF 患者臨床資料，根據術中推注骨水泥時相不同分為觀察組［116 例，術中推注低黏度濕沙期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ethyl methacrylate，PMMA）骨水泥）和對照組（103 例，術中推注低黏度拉絲期 PMMA 骨水泥）。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體質量指數、骨密度 T 值、骨折椎體、責任椎術前骨折嚴重程度、責任椎前緣高度比值及術前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Oswestry 功能障礙指數（ODI）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即刻、2 d、3 個月及末次隨訪時采用 VAS 評分及 ODI 評分評估患者癥狀改善情況。術后 1 d、3 個月及末次隨訪時復查脊柱 X 線片及 CT，觀察椎體內骨水泥分布、骨水泥滲漏及其他并發癥發生情況；隨訪期間記錄責任椎再骨折率及鄰近椎體骨折率。結果觀察組骨水泥注入量為（4.53±0.45）mL，與對照組（4.49±0.57）mL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018，P=0.310）。兩組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6～18 個月，平均 13.3 個月。觀察組共 95 例（81.9%）骨水泥分布范圍大于椎體橫斷面積 49%，對照組 72 例（69.9%），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334，P=0.037）。兩組患者術后各時間點 VAS 評分及 ODI 評分均較術前明顯改善（P<0.05）；術后各時間點間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即刻、2 d 及 3 個月觀察組 VAS 評分及 ODI 評分顯著優于對照組（P<0.05）；末次隨訪時兩組間 VAS 評分及 ODI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1 d 觀察組 18 例發生骨水泥滲漏（靜脈滲漏 8 例、椎旁滲漏 6 例、椎間盤滲漏 4 例），對照組 22 例發生骨水泥滲漏（靜脈滲漏 9 例、椎旁滲漏 8 例、椎間盤滲漏 5 例），兩組各種骨水泥滲漏發生情況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隨訪期間觀察組 5 例（4.3%）、對照組 12 例（11.7%）發生責任椎再骨折，觀察組 6 例（5.2%）、對照組 14 例（13.6%）發生鄰近椎體骨折，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4.105，P=0.043；χ2=4.661，P=0.031）。結論PKP 術中濕沙期骨水泥推注有利于骨水泥均勻分布、強化責任椎、緩解術后近期疼痛、降低責任椎與鄰近椎體再骨折率，不增加相關并發癥，可以提高療效。
目的探討股骨轉子間骨折髓內釘內固定術后內植物周圍再骨折的發生情況、治療方法及臨床療效。方法回顧分析 2014 年 4 月—2019 年 11 月收治且符合選擇標準的 16 例股骨轉子間骨折髓內釘內固定術后內植物周圍再骨折患者臨床資料。男 7 例，女 9 例；年齡 65～93 歲，平均 78.4 歲。初次單純股骨轉子間骨折 14 例，按國際內固定研究協會/美國骨創傷協會（AO/OTA）分型為 A1 型 5 例，A2 型 7 例，A3 型 2 例；股骨轉子間合并轉子下骨折 2 例，均為 Seinsheimer Ⅴ型。根據 Chan 等提出的非假體內植物周圍再骨折分型標準，1 型 10 例（1A 型 6 例、1B 型 3 例、1C 型 1 例），2 型 6 例（2A 型 4 例、2B 型 2 例）。再骨折距初次手術時間為 1～52 個月，平均 14.6 個月。其中短釘組（髓內釘長度≤240 mm）再骨折發生率為 1.92%（11/573），長釘組（髓內釘長度≥340 mm）為 1.66%（5/301），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73，P=0.786）。分別予以加長髓內釘翻修（5 例）或增加微創內固定系統固定（11 例）。結果患者手術時間 78～168 min，平均 115.8 min；術中出血量 120～500 mL，平均 283.1 mL。1 例患者術后 3 個月發生心肌梗死而死亡；余 15 例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9～46 個月，平均 16.8 個月。內植物周圍再骨折于術后 14～20 周，平均 16.4 周達臨床愈合。隨訪期間無切口感染、骨折不愈合、內植物松動斷裂、螺釘切出等并發癥發生，內植物周圍未發生再次骨折。末次隨訪時，患肢均恢復行走功能，美國特種外科醫院（HSS）評分為 56～92 分，平均 80.2 分，其中優 2 例、良 10 例、可 2 例、差 1 例，優良率 80%。結論髓內釘尖端及遠端交鎖螺釘周圍應力集中是股骨轉子間骨折髓內釘內固定術后內植物周圍再骨折的主要原因，根據初次手術髓內釘長度及再骨折類型采用加長髓內釘翻修或增加微創內固定系統手術治療，有望取得滿意療效。
目的比較夾心椎與普通鄰椎的再骨折風險，探討再骨折相關危險因素。方法回顧性分析 2015 年 4 月—2019 年 10 月采用椎體強化術治療并形成夾心椎的患者臨床資料，其中 115 例符合選擇標準納入研究。男 27 例，女 88 例；年齡 53～89 歲，平均 73.9 歲。單因素分析患者一般資料、椎體強化術相關指標以及夾心椎相關指標；對患者 T4～L5 范圍內夾心椎與普通鄰椎從椎體水平進行生存分析，比較夾心椎與普通鄰椎再骨折風險曲線及不發生再骨折的概率，并以 Cox 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再骨折危險因素。結果115 例患者椎體強化術后獲隨訪 12.6～65.9 個月，平均 36.2 個月。隨訪期間 31 例患者發生 37 次再骨折，累及 51 個椎體。夾心椎患者再骨折發生率為 27.0%（31/115），高于同期所有接受椎體強化術患者（15.2%，187/122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0.638，P=0.001）。單因素分析顯示，再骨折與未再骨折患者間，除已強化椎體數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Z=0.870，P=0.004）外，在性別、年齡、身體質量指數、有無明確致傷原因、是否行雙能 X 線吸收測定法檢測、形成夾心椎時椎體強化術式及穿刺方式、椎體強化術次數、夾心椎是否由同一次椎體強化術形成、形成夾心椎時陳舊性骨折椎體數量、是否合并脊柱畸形、骨水泥分布、夾心椎區域后凸角度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在 1 293 個非強化椎中，包含夾心椎 136 個、普通鄰椎 286 個。其中，夾心椎再骨折發生率（11.3%）高于普通鄰椎（6.3%）（χ2=4.668，P=0.031）；夾心椎 1 年、5 年不發生再骨折的概率分別為 0.90、0.87，普通鄰椎分別為 0.95、0.93，兩者再骨折風險曲線具有統計學意義（χ2=4.823，P=0.028）。Cox 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顯示夾心椎、位于胸腰段的非強化椎體、已強化椎體數量多以及選擇單側穿刺是再骨折危險因素（P<0.05）。結論夾心椎具有比普通鄰椎更高的再骨折風險，其 1 年及 5 年不發生再骨折的概率均低于普通鄰椎，但 5 年概率仍達 0.87，因而不建議對全部夾心椎進行預防性強化。此外，夾心椎、位于胸腰段的非強化椎體、已強化椎體數量多以及選擇單側穿刺是再骨折重要危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