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討體外循環手術后患者血漿中血小板激活因子（platelet activating factor，PAF）、γ-干擾素（inter-feron-γ，IFN-γ）及白細胞介素8（interleukin-8，IL-8）的變化及其意義。 方法選擇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在三峽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行體外循環手術的75例患者為研究對象。根據術后是否發生急性肺損傷/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cute lung injury/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LI/ARDS），將75例患者分為兩組，ALI/ARDS組：28例，男20例、女8例，（53.6±8.2）歲；對照組：47例，男32例、女15例，（56.9±11.8）歲，術后未發生ALI/ARDS。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測定（enzyme-linked immuno sorbent assay，ELISA）法檢測體外循環手術患者血漿中PAF、IL-8及IFN-γ不同時間段的濃度變化，并進行相關性分析。 結果ALI/ARDS組患者血漿IL-8、IFN-γ于術后48 h達高峰，以后呈逐漸下降趨勢；PAF于術后96 h達高峰，以后有降低趨勢。術后ALI/ARDS組患者血漿PAF［術后96 h：（16 029.5±4 203.7）mU/ml vs.（4 520.1±312.2）mU/ml，P<0.05］、IL-8［術后48 h：（48 580.5±8 095.8）pg/ml vs.（5 990.5±1 179.0）pg/ml，P<0.05］、IFN-γ［術后48 h：（258.5±76.1）pg/ml vs.（26.1±11.5）pg/ml，P<0.05］于術后48 h、96 h、144 h的表達均較對照組明顯升高。 結論體外循環手術后血漿PAF、IL-8和IFN-γ發生明顯改變，這可能與體外循環手術后ALI/ARDS的發生有關。
目的 總結原發性結直腸印戒細胞癌的研究進展。 方法 檢索近年來國內外有關結直腸印戒細胞癌的相關文獻，對其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結果 結直腸印戒細胞癌是結直腸腺癌的一種病理學亞型，發病率極低，但惡性程度高、預后差。目前其分子機制仍不十分清楚，臨床病理表現無明顯特異性，治療則以手術治療為主。 結論 雖然我們對結直腸印戒細胞癌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由于較多相關文獻的樣本較小，或為單中心研究，因而研究結果存在局限，故未來仍需更多的研究來提高對結直腸印戒細胞癌的認知。
目的分析本地區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患者是否存在持續性系統性炎癥（PSI），找出影響 PSI 的危險因素。方法選取 150 例慢阻肺穩定期患者和 70 例無吸煙史健康體檢者。檢測受試者血清中炎癥因子白細胞介素-6（IL-6）、IL-18 和激活素 A 的濃度，同時對受試者進行肺功能檢測和一般資料的收集，并對受試者于第 6 個月、第 12 個月和第 24 個月進行為期 2 年的隨訪。將健康非吸煙者血清中炎癥因子濃度的第 95 百分位數值定義為臨界值，即正常上限值，大于該值即為異常。慢阻肺患者每次血清中如都有 2 個及 2 個以上的炎癥因子的濃度升高（超過臨界值）則說明存在 PSI。在慢阻肺患者中按有 0 個、1 個、2 個及 2 個以上的炎癥因子濃度升高分成 3 個組。在基線（初次招募時）、第 6 個月、第 12 個月和第 24 個月 4 個時間點上，持續為 2 個及 2 個以上炎癥因子濃度升高的慢阻肺患者定義為 PSI 亞組，持續為 0 個炎癥因子濃度升高的慢阻肺患者定義為非系統性炎癥亞組。結果經過 2 年的隨訪，22 例慢阻肺患者（14.7%）存在 PSI，60 例慢阻肺患者（40.0%）沒有表現出有任何一個炎癥因子濃度升高。PSI 亞組的體重指數（BMI）更高，吸煙指數更高，納入前 1 年的急性加重次數更多，隨訪 2 年期間存在持續急性加重高風險的人數更多，圣喬治醫院呼吸問題調查問卷評分總分更高，第 1 秒用力呼氣容積占預計值百分比降低，第 1 秒用力呼氣容積與用力肺活量比值降低（均 P<0.05）。較高的 BMI 和存在持續急性加重高風險為影響 PSI 的危險因素（OR 值分別為 0.1486、28.960，均 P<0.05），而后者是最主要的危險因素。結論本地區部分慢阻肺患者存在 PSI，這部分患者可能構成一種新的慢阻肺表型——全身炎癥表型。較高的 BMI 和存在持續急性加重高風險為影響 PSI 的危險因素，針對這類患者進行個體化治療預防急性加重以及適當的體重控制可能是更好的干預措施。
目的 分析加速康復外科理念下胸外科腫瘤手術后患者抑郁焦慮等不良情緒現狀及影響因素。 方法 納入 2016 年 9～11 月在胸外科護理專家門診隨訪的 70 例胸部腫瘤術后患者，其中男 43 例、女 27 例，年齡 18～78（56.20±11.34）歲。采用一般資料調查表與華西心晴指數量表（HEI）對術后患者的心理健康狀態進行測評。 結果 胸部腫瘤術后患者不良情緒的發生率為 50.0%，且以中至重度不良情緒為主；不良情緒與正常情緒患者的文化程度、術后住院時間和術后并發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年齡、性別、疾病種類、合并疾病、腫瘤性質、手術方式、病理分期及住院費用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 胸部腫瘤術后患者不良情緒的發生率較高，文化程度、術后住院時間和并發癥是患者發生不良情緒的危險因素。
目的分析外傷后癲癇患者的認知損害的影響因素。方法回顧性分析2016年1月—2019年1月于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勤保障部隊第904醫院神經外科外傷后癲癇（癲癇組）患者45例、健康體檢（對照組）患者48例，采用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簡明精神狀態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聽覺詞語記憶測驗（Audio verbal memory test，AVMT）、Rey-Osterrieth復雜圖形測驗（Complex figure test，CFT）、連線測驗（Trail making test，TMT）進行認知評估。并分析外傷后癲癇患者的性別、年齡、病程、損傷原因、類型、程度及部位，發作頻率及抗癲癇發作藥物（Anti-seizure medications，ASMs）對認知損害的影響。 結果分析結果顯示，所有量表癲癇組與對照組對比均具有統計學差異（P<0.01）。癲癇組的影響因素分析：① MoCA及MMSE評分：發作頻率及損傷程度組內對比具有統計學差異（P<0.05）；② AVMT、CFT及TMT評分：發作頻率、損傷程度及部位、ASMs組內對比具有統計學差異（P<0.05）。結論外傷后癲癇可引起患者的認知功能損害，癲癇發作頻率較高及外傷損傷程度較重的患者對認知的損害越為嚴重。損傷部位的不同影響認知損害的范圍，顳部損傷易引起記憶功能下降；額部損傷易引起空間結構和執行能力下降，同時，聯合使用ASMs對認知功能存在影響。
目的探討外傷后癲癇患者的神經心理損害的范圍及程度。方法回顧性分析2016年1月—2018年12月聯勤保障部隊第904醫院神經外科收治的135例患者，其中男94例、女41例，平均年齡（32.94±9.51）歲，外傷后癲癇患者（癲癇組）40例，外傷后無癲癇（外傷組）患者53例及健康體檢（對照組）患者42例，采用簡明精神狀態量表（MMSE）、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基礎版（MoCA-B）、聽覺詞語記憶測驗（AVMT）、Rey-Osterrieth復雜圖形回憶及臨摹測驗（CFT）、連線測驗（TMT）、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進行神經心理評估。 結果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所有量表癲癇組和外傷組與對照組對比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① MMSE及MoCA-B評分：癲癇組相對外傷組下降的幅度大，但組間對比無統計學意義（P>0.05）；② 記憶及空間結構能力：AVMT短/長延遲記憶、CFT回憶及臨摹測驗的結果顯示癲癇組較外傷組下降的更顯著，組間對比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③ 執行能力： TMT-A及TMT-B顯示癲癇組較外傷組所使用的時間更長，組間對比存在統計學意義（P<0.01）；④ 抑郁癥狀：HAMD量表結果顯示癲癇組和外傷組間有統計學意義（P<0.01），而外傷組與對照組間無統計學意義（P>0.05）；⑤ 日常生活能力：ADL量表結果顯示癲癇組和外傷組間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外傷后癲癇可加重患者的認知功能損傷，主要表現在記憶、空間結構及執行能力的下降，及易出現抑郁癥狀。在治療癲癇發作的同時，對外傷后癲癇患者應早期進行神經心理學的篩查及測評，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并早日回歸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