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胡旭, 徐小梅, 董吉榮, 徐鳳, 孫詩白, 王丹, 王玉海. 外傷后癲癇患者的神經心理學評估. 癲癇雜志, 2022, 8(1): 57-61. doi: 10.7507/2096-0247.20220014 復制
外傷后癲癇(Post-traumatic epilepsy,PTE)為顱腦創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后常見的并發癥之一[1],同時可引起患者的認知、情緒及智力等神經心理學改變,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2]。目前對于癲癇和腦外傷后引起的認知損害研究較多,對外傷后癲癇患者引起的神經心理學改變甚少,是否外傷后癲癇患者的認知損害較單純外傷患者更加嚴重,哪些方面損傷嚴重,目前研究甚少。本文通過神經心理評估工具進行統計分析,探討外傷后癲癇患者的神經心理學損傷范圍及程度,為后續治療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6年1月—2018年12月于聯勤保障部隊第904醫院神經外科收治的135例患者,其中男94例,女41例,平均(32.94±9.51)歲,外傷后癲癇(癲癇組)患者40例,外傷后無癲癇(外傷組)患者53例及健康體檢(對照組)患者42例。本組研究的排除標準:① 年齡< 18歲或>65歲;② 合并全身嚴重器質性疾病者及精神類疾病者;③ 長期酗酒、吸毒或藥物濫用者;④ 文盲、先天性認知或語言障礙等無法配合檢查者。135例患者年齡18~62歲,平均(32.94±9.51)歲;平均受教育時間(11.44±4.13)年。3組在性別、年齡及受教育程度間無統計學差異(P>0.05)。該研究獲得904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及患者知情同意。
1.2 外傷后癲癇臨床資料
癲癇組納入標準:① 符合國際抗癲癇聯盟的癲癇定義[3],通過腦電圖(EEG)檢查明確診斷;② 顱腦外傷后繼發晚期癲癇者;③ 外傷前無癲癇發作及癲癇病史。40例癲癇組患者病程:2~21年,平均(9.48±3.69)年;發作頻率:3次/d~3月/次;發作類型及EEG:局灶性發作及局部放電28例,表現為全面性發作及廣泛放電12例;藥物治療:服用1種抗癲癇藥物(AEDs)27例,服用兩種以上13例。癲癇組與外傷組在外傷病程,受傷機制、程度及部位之間無統計學差異(P>0.05)(表1)。

1.3 神經心理學評估內容
神經心理評估師在獲得患者同意后,在安靜環境下進行評估,采用以下評估量表:① 認知篩查量表:簡明精神狀態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基礎版(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basic,MoCA-B);② 評估記憶的量表:聽覺詞語記憶測驗(Audio verbal memory test,AVMT)[4]、Rey-Osterrieth復雜圖形回憶測驗(Complex figure test,CFT)[5];③ 評估空間結構的量表:Rey-Osterrieth復雜圖形臨摹測驗(CFT)[5];④ 評估執行的量表:連線測驗(Trail making test,TMT)[6];⑤ 評估抑郁的量表: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⑥ 評估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ctivity of daily living,ADL)。其中AVMT中以短/長延遲記憶為觀察指標,TMT中以TMT-A及TMT-B為觀察指標。癲癇組及外傷組在明確診斷后6月~1年之間進行評估。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分類變量資料以例數和百分率表示;癲癇組與外傷組在外傷病程比較采用T檢驗,受傷機制、程度及部位比較采用卡方檢驗;3組間計量資料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VOVA),組內對比使用Bonferroni(LDS)法。
2 結 果
2.1 認知篩查量表分析結果
癲癇組和外傷組的MMSE及MoCA-B評分均較對照組下降,3組之間對比有統計學意義(P<0.01);癲癇組相對外傷組下降的幅度大,但組間對比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2。

2.2 記憶、視空間及執行能力對比結果
2.2.1 記憶及空間結構能力
AVMT短延遲記憶、AVMT長延遲記憶、CFT回憶及CFT臨摹測驗的結果均顯示3組間有統計學意義(P<0.01),癲癇組較外傷組下降的更顯著,組間對比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3。

2.2.2 執行能力
TMT-A及TMT-B同樣顯示3組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且癲癇組較外傷組所使用的時間更長,組間對比存在統計學意義(P<0.01)。詳見表3。
2.3 抑郁及生活能力對比結果
HAMD、ADL量表均提示,3組之間對比有統計學意義(P<0.01),HAMD量表結果顯示癲癇組和外傷組間有統計學意義(P<0.01),而外傷組與對照組間無統計學意義(P>0.05),ADL量表結果顯示癲癇組和外傷組間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4。

3 討 論
顱腦外傷患者的癲癇發生率為4%~53%,反復癲癇發作不僅加重腦功能損傷,而且對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嚴重影響[7]。研究表明,80%癲癇患者認知功能低于正常人,50%以上患者存在明顯認知功能障礙[8,9]。2018年中華醫學會認知障礙疾病專業委員會指出,顱腦外傷是認知損害的重要原因,并建議給予認知評估[10]。癲癇和顱腦外傷患者的認知損害主要表現為智力、注意、學習、記憶和執行等能力的下降[2,11]。
癲癇與顱腦外傷均引起認知下降,外傷后癲癇患者是否受到“雙重打擊”而加重損害?文獻報道[12-14],外傷后繼發癲癇患者較無癲癇患者的認知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Mazzini等[15]報道,在人格障礙、行為困難、易怒及焦慮方面,外傷后癲癇患者較無癲癇患者有差異,而在記憶、語言、判斷及專注度等方面無明顯差異。本組數據顯示,癲癇組和外傷組較對照組的認知功能均下降,癲癇組下降的更為顯著,癲癇組與外傷組在記憶、空間結構、執行能力及抑郁方面有差異。
MMSE及CoMA作為廣泛應用與臨床中的癡呆和認知功能的篩查工具,因其易操作性及簡易性,敏感性及特異性均在80%以上,可篩查患者的執行、命名、注意、語言、抽象、記憶、定向及計算方面的能力。但MMSE對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不敏感,記憶及執行項目難度較低且項目偏少,受學歷及語言的影響大,而CoMA適合MCI,同樣篩查項目偏簡易,難免會對結果產生偏移。本組分析結果顯示,癲癇組和外傷組的MMSE及MoCA-B評分均低于對照組,但兩組間無明顯差異。筆者認為,MMSE和CoMA量表可用于認知功能障礙的篩查,但對于具體神經心理項目還應結合不同維度的量表綜合評判。
記憶作為一種基本的心理過程,是人們學習、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機能。癲癇患者常合并記憶力下降,作為神經心理評估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選用AVMT短延遲記憶、AVMT長延遲記憶及CFT回憶測驗進行記憶能力的評判。AVMT是郭起浩等[16]根據California詞語學習測驗(California verbal learning test,CVLT)的設計原理編制,主要反映與優勢半球相關的情節和詞語記憶能力,而CFT回憶測驗主要反映與非優勢半球相關的視覺空間記憶能力。本組結果顯示,癲癇組與外傷組的記憶功能均下降,而癲癇組較外傷組的記憶損傷更為嚴重,目前認為主要與慢性反復的顱內異常放電,引起海馬組織及邊緣系統結構的神經元萎縮及膠質神經增生,從而影響記憶功能[17],但人類記憶功能較復雜,需進一步結合功能影像及動物實驗進一步研究。
在空間結構和執行功能的測評我們選用CFT臨摹及TMT測驗。CFT臨摹測驗常用于評價空間結構能力,其同時考察精細的動作協調和組織策略能力,TMT測驗為常用的執行功能測試工具,其反映信息加工、整合及協作的過程,其中TMT-A主要評估信息處理速度和準確性,TMT-B主要評估轉換和推理能力。本組數據顯示,癲癇組與外傷組的空間結構和執行功能均低于對照組,且癲癇組相對于外傷組更為顯著。CFT臨摹及TMT測驗均屬于高級認知功能范疇,其可能與額葉及扣帶回皮層的功能受到抑制或背側額葉-頂葉神經環路受損及重建相關[18,19],同時表明,顱腦創傷后神經環路的受損及修復同步進行,修復過程使癲癇發作的敏感性提高,重建后的神經元放電易導致癲癇的形成,加重高級認知功能的損傷[20]。
抑郁是癲癇患者最常見的共患病之一[21],同時為癲癇的誘發因素并影響治療效果[22]。本組資料中癲癇組可疑抑郁癥狀患者(>7分患者13例)明顯多于外傷組(>7分患者3例),其可能與患者長期服用 AEDs及對癲癇的治療失去信心等有關。另外,癲癇組及外傷組均有17例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日常生活能力下降(ADL評分>26分)。
本組資料分析結果表明,外傷后出現癲癇發作可加重患者的認知功能損傷,主要表現在記憶、空間結構及執行能力的下降,及易出現抑郁癥狀。本研究病例數有限,還需進一步多中心大數據研究,同時,本研究評估量表種類有限,評估內容并非全面。對于難治性外傷后癲癇患者的術前評估,根據病變部位及特點必要時予以語言、推理能力及Wada試驗。
綜上,對外傷后癲癇患者應早期進行神經心理學的篩查及測評,并及時給予心理咨詢和疏導、相應的心理及功能的康復訓練、正確的認識和治療癲癇,盡可能的改善患者的認知、情感及功能障礙,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外傷后癲癇(Post-traumatic epilepsy,PTE)為顱腦創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后常見的并發癥之一[1],同時可引起患者的認知、情緒及智力等神經心理學改變,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2]。目前對于癲癇和腦外傷后引起的認知損害研究較多,對外傷后癲癇患者引起的神經心理學改變甚少,是否外傷后癲癇患者的認知損害較單純外傷患者更加嚴重,哪些方面損傷嚴重,目前研究甚少。本文通過神經心理評估工具進行統計分析,探討外傷后癲癇患者的神經心理學損傷范圍及程度,為后續治療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6年1月—2018年12月于聯勤保障部隊第904醫院神經外科收治的135例患者,其中男94例,女41例,平均(32.94±9.51)歲,外傷后癲癇(癲癇組)患者40例,外傷后無癲癇(外傷組)患者53例及健康體檢(對照組)患者42例。本組研究的排除標準:① 年齡< 18歲或>65歲;② 合并全身嚴重器質性疾病者及精神類疾病者;③ 長期酗酒、吸毒或藥物濫用者;④ 文盲、先天性認知或語言障礙等無法配合檢查者。135例患者年齡18~62歲,平均(32.94±9.51)歲;平均受教育時間(11.44±4.13)年。3組在性別、年齡及受教育程度間無統計學差異(P>0.05)。該研究獲得904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及患者知情同意。
1.2 外傷后癲癇臨床資料
癲癇組納入標準:① 符合國際抗癲癇聯盟的癲癇定義[3],通過腦電圖(EEG)檢查明確診斷;② 顱腦外傷后繼發晚期癲癇者;③ 外傷前無癲癇發作及癲癇病史。40例癲癇組患者病程:2~21年,平均(9.48±3.69)年;發作頻率:3次/d~3月/次;發作類型及EEG:局灶性發作及局部放電28例,表現為全面性發作及廣泛放電12例;藥物治療:服用1種抗癲癇藥物(AEDs)27例,服用兩種以上13例。癲癇組與外傷組在外傷病程,受傷機制、程度及部位之間無統計學差異(P>0.05)(表1)。

1.3 神經心理學評估內容
神經心理評估師在獲得患者同意后,在安靜環境下進行評估,采用以下評估量表:① 認知篩查量表:簡明精神狀態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基礎版(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basic,MoCA-B);② 評估記憶的量表:聽覺詞語記憶測驗(Audio verbal memory test,AVMT)[4]、Rey-Osterrieth復雜圖形回憶測驗(Complex figure test,CFT)[5];③ 評估空間結構的量表:Rey-Osterrieth復雜圖形臨摹測驗(CFT)[5];④ 評估執行的量表:連線測驗(Trail making test,TMT)[6];⑤ 評估抑郁的量表: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⑥ 評估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ctivity of daily living,ADL)。其中AVMT中以短/長延遲記憶為觀察指標,TMT中以TMT-A及TMT-B為觀察指標。癲癇組及外傷組在明確診斷后6月~1年之間進行評估。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分類變量資料以例數和百分率表示;癲癇組與外傷組在外傷病程比較采用T檢驗,受傷機制、程度及部位比較采用卡方檢驗;3組間計量資料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VOVA),組內對比使用Bonferroni(LDS)法。
2 結 果
2.1 認知篩查量表分析結果
癲癇組和外傷組的MMSE及MoCA-B評分均較對照組下降,3組之間對比有統計學意義(P<0.01);癲癇組相對外傷組下降的幅度大,但組間對比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2。

2.2 記憶、視空間及執行能力對比結果
2.2.1 記憶及空間結構能力
AVMT短延遲記憶、AVMT長延遲記憶、CFT回憶及CFT臨摹測驗的結果均顯示3組間有統計學意義(P<0.01),癲癇組較外傷組下降的更顯著,組間對比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3。

2.2.2 執行能力
TMT-A及TMT-B同樣顯示3組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且癲癇組較外傷組所使用的時間更長,組間對比存在統計學意義(P<0.01)。詳見表3。
2.3 抑郁及生活能力對比結果
HAMD、ADL量表均提示,3組之間對比有統計學意義(P<0.01),HAMD量表結果顯示癲癇組和外傷組間有統計學意義(P<0.01),而外傷組與對照組間無統計學意義(P>0.05),ADL量表結果顯示癲癇組和外傷組間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4。

3 討 論
顱腦外傷患者的癲癇發生率為4%~53%,反復癲癇發作不僅加重腦功能損傷,而且對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嚴重影響[7]。研究表明,80%癲癇患者認知功能低于正常人,50%以上患者存在明顯認知功能障礙[8,9]。2018年中華醫學會認知障礙疾病專業委員會指出,顱腦外傷是認知損害的重要原因,并建議給予認知評估[10]。癲癇和顱腦外傷患者的認知損害主要表現為智力、注意、學習、記憶和執行等能力的下降[2,11]。
癲癇與顱腦外傷均引起認知下降,外傷后癲癇患者是否受到“雙重打擊”而加重損害?文獻報道[12-14],外傷后繼發癲癇患者較無癲癇患者的認知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Mazzini等[15]報道,在人格障礙、行為困難、易怒及焦慮方面,外傷后癲癇患者較無癲癇患者有差異,而在記憶、語言、判斷及專注度等方面無明顯差異。本組數據顯示,癲癇組和外傷組較對照組的認知功能均下降,癲癇組下降的更為顯著,癲癇組與外傷組在記憶、空間結構、執行能力及抑郁方面有差異。
MMSE及CoMA作為廣泛應用與臨床中的癡呆和認知功能的篩查工具,因其易操作性及簡易性,敏感性及特異性均在80%以上,可篩查患者的執行、命名、注意、語言、抽象、記憶、定向及計算方面的能力。但MMSE對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不敏感,記憶及執行項目難度較低且項目偏少,受學歷及語言的影響大,而CoMA適合MCI,同樣篩查項目偏簡易,難免會對結果產生偏移。本組分析結果顯示,癲癇組和外傷組的MMSE及MoCA-B評分均低于對照組,但兩組間無明顯差異。筆者認為,MMSE和CoMA量表可用于認知功能障礙的篩查,但對于具體神經心理項目還應結合不同維度的量表綜合評判。
記憶作為一種基本的心理過程,是人們學習、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機能。癲癇患者常合并記憶力下降,作為神經心理評估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選用AVMT短延遲記憶、AVMT長延遲記憶及CFT回憶測驗進行記憶能力的評判。AVMT是郭起浩等[16]根據California詞語學習測驗(California verbal learning test,CVLT)的設計原理編制,主要反映與優勢半球相關的情節和詞語記憶能力,而CFT回憶測驗主要反映與非優勢半球相關的視覺空間記憶能力。本組結果顯示,癲癇組與外傷組的記憶功能均下降,而癲癇組較外傷組的記憶損傷更為嚴重,目前認為主要與慢性反復的顱內異常放電,引起海馬組織及邊緣系統結構的神經元萎縮及膠質神經增生,從而影響記憶功能[17],但人類記憶功能較復雜,需進一步結合功能影像及動物實驗進一步研究。
在空間結構和執行功能的測評我們選用CFT臨摹及TMT測驗。CFT臨摹測驗常用于評價空間結構能力,其同時考察精細的動作協調和組織策略能力,TMT測驗為常用的執行功能測試工具,其反映信息加工、整合及協作的過程,其中TMT-A主要評估信息處理速度和準確性,TMT-B主要評估轉換和推理能力。本組數據顯示,癲癇組與外傷組的空間結構和執行功能均低于對照組,且癲癇組相對于外傷組更為顯著。CFT臨摹及TMT測驗均屬于高級認知功能范疇,其可能與額葉及扣帶回皮層的功能受到抑制或背側額葉-頂葉神經環路受損及重建相關[18,19],同時表明,顱腦創傷后神經環路的受損及修復同步進行,修復過程使癲癇發作的敏感性提高,重建后的神經元放電易導致癲癇的形成,加重高級認知功能的損傷[20]。
抑郁是癲癇患者最常見的共患病之一[21],同時為癲癇的誘發因素并影響治療效果[22]。本組資料中癲癇組可疑抑郁癥狀患者(>7分患者13例)明顯多于外傷組(>7分患者3例),其可能與患者長期服用 AEDs及對癲癇的治療失去信心等有關。另外,癲癇組及外傷組均有17例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日常生活能力下降(ADL評分>26分)。
本組資料分析結果表明,外傷后出現癲癇發作可加重患者的認知功能損傷,主要表現在記憶、空間結構及執行能力的下降,及易出現抑郁癥狀。本研究病例數有限,還需進一步多中心大數據研究,同時,本研究評估量表種類有限,評估內容并非全面。對于難治性外傷后癲癇患者的術前評估,根據病變部位及特點必要時予以語言、推理能力及Wada試驗。
綜上,對外傷后癲癇患者應早期進行神經心理學的篩查及測評,并及時給予心理咨詢和疏導、相應的心理及功能的康復訓練、正確的認識和治療癲癇,盡可能的改善患者的認知、情感及功能障礙,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