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擬初步建立孕28~34周的雙胎胎兒生長參數超聲測量值的正常范圍，比較晚孕期單、雙胎妊娠胎兒的宮內生長發育模式。 方法 對2009年5月-2010年4月超聲診斷為正常宮內雙活胎、單活胎孕婦，采用超聲測量胎兒相關生長發育指標，包括雙頂徑、頭圍、腹圍、股骨長等，測量其中部分雙胎的小腦橫徑并應用虛擬器官計算機輔助分析技術測量其小腦容積，比較晚孕期單、雙胎胎兒生長發育的差異。 結果 ①自妊娠30周以后，雙胎胎兒的雙頂徑發育速度比單胎胎兒延緩，單、雙胎胎兒平均每周增長分別約2.3、1.7 mm；②自妊娠32周以后， 雙胎胎兒的頭圍的發育速度比單胎胎兒延緩，單、雙胎胎兒平均每周增長分別約6.7、5.8 mm；③自妊娠30周以后， 雙胎胎兒的腹圍的發育速度比單胎胎兒延緩，單、雙胎胎兒平均每周增長分別約6.9、5.3 mm；④雙胎胎兒股骨長從孕28~34周發育速度均較單胎胎兒緩慢，單、雙胎胎兒平均每周增長分別約2.0、1.7 mm；⑤多元分析孕28~34周的雙胎胎兒雙頂徑、頭圍、腹圍和股骨長，相對于單胎胎兒而言，自28周起，雙胎妊娠胎兒的生長發育較延緩；⑥自孕28~34周，雙胎胎兒小腦橫徑、小腦容積與單胎胎兒無明顯差異。 結論 雙胎妊娠胎兒與單胎妊娠胎兒在晚孕期有著不同的生長發育規律。【Abstract】 Objective To initially establish the growth parameters of normal twin pregnancy in 28-34 gestational ages according to the ultrasound measurement, and to compare the intrauterine growth patterns between the singleton and twin pregnancy. Methods The relevant index of the twin pregnancy, including the biparietal diameter (BPD), femur length, head circumference (HC), abdominal circumference (AC), were measured. The transverse cerebellar diameter (TCD) was measured and the virtural organ computer-aided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ct the fetal cerebellar volume (FCV). The intrauterine growth patterns between the singleton and twin pregnancy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he gestational age of 30 weeks, the mean values of BPD of the twins pregnancies (1.7 mm)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singleton pregnancies (2.3 mm). After the gestational age of 32 weeks, the mean value of HC of the twins pregnancies (5.8 mm)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ingleton pregnancies (6.7 mm). After the gestational age of 30 weeks, the mean values of AC of the twins pregnancies (5.3 mm)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singleton pregnancies (6.9 mm). After the gestational age of 28 weeks, the mean value of FL of the twins pregnancies (1.7 mm) was lower than the singleton pregnancies (2.0 mm). After the gestational age of 28 weeks, the growth of twin pregnancy fetuses is more slowly. After the gestational age of 28-34 weeks, the differences in mean values of TCD and FCV between the twin pregnancy and singleton pregnancy was not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twin pregnancy and singleton pregnancy have different growth patterns in the third trimester pregnancy.
目的 對比觀察20G和23G玻璃體手術治療增生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PDR）的臨床效果。 方法 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具有玻璃體手術指征的PDR患者126例142只眼納入研究。所有患者均行視力、眼壓、間接檢眼鏡、眼B型超聲、淚膜破裂時間(BUT)、基礎淚液分泌試驗(SⅠT)以及角膜前后表面6 mm區域散光度、散光軸向檢查。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患者分為20G手術組和23G手術組，分別為66例74只眼和60例68只眼。手術后平均隨訪時間，20G手術組15.0個月，23G手術組12.5個月；以手術后6個月為評價兩組療效的時間點。對比分析兩組患者手術中并發癥、手術時間以及手術后視力、眼壓、并發癥及BUT、SⅠT、角膜前后表面散光度和散光軸向變化。結果 手術后6個月隨訪時，20G手術組74只眼中，視力ge;0.05者49只眼，占本組患眼的66.2%；23G手術組68只眼中，視力ge;0.05者47只眼，占本組患眼的69.1%。兩組間視力ge;0.05者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chi;2=0.14,P＞0.05）。20G手術組、23G手術組，手術中發生醫源損傷18、7只眼，分別占本組患眼的24.3%、10.3%。兩組間手術中醫源性損傷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chi;2=4.81,P＜0.05）。20G手術組、23G手術組平均手術時間分別為（69.0plusmn;8.2）、（51.0plusmn;6.3） min。兩組間平均手術時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3.65，P＜0.05）。手術后3 d，20G手術組、23G手術組發生低眼壓3、11只眼，分別占本組患眼的4.1%、14.7%。兩組間低眼壓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chi;2=5.85,P＜0.05）。20G手術組、23G手術組發生高眼壓或繼發性青光眼24、14只眼，分別占本組患眼的32.4%、20.6%，兩組間手術后高眼壓或繼發性青光眼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chi;2=2.54,P＞0.05）。手術后1個月，20G手術組BUT、SⅠT長度、角膜前后表面散光度、散光軸向與手術前相應檢測指標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3.35，4.12，-3.12，-3.22；P＜0.05）；手術后3、6個月BUT、SⅠT長度、角膜前后表面散光度、散光軸向與手術前相應檢測指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3個月：t=0.45、0.98、-2.12、-1.02，P＞0.05；6個月：t=0.95、1.48、-1.02、-2.11，P＞0.05）。手術后1、3、6個月，23G手術組BUT、SⅠT長度、角膜前后表面散光度、散光軸向與手術前相應檢測指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1個月：t=1.21、1.46、-2.32、-1.61，P＞0.05；3個月：t=1.45、2.21、-2.19、-1.89，P＞0.05；6個月：t=1.92、1.25、-1.76、-2.35，P＞0.05）。結論 23G微創玻璃體手術治療PDR安全有效，可縮短手術時間，減少手術并發癥，減輕手術后眼表改變。
目的 探討聯合康復新液治療復治菌陽肺結核的臨床效果。 方法 選取2011年1月－12月復治菌陽肺結核患者120例，隨機分為對照組57例，觀察組63例。兩組患者均采取異煙肼、利福平、吡嗪酰胺、乙胺丁醇、鏈霉素聯合治療；觀察組在此基礎上再聯用康復新液予以輔助治療。治療期間隨訪患者臨床癥狀、痰菌陰轉、病灶吸收情況，并就兩組患者治療效果進行評價。 結果 治療2、3、6、8個月時觀察組患者痰菌轉陰率分別為46.03%、73.02%、90.48%和95.23%，明顯高于對照組（26.32%、49.12%、66.66%、84.21%）；治療6個月后胸部CT檢查示觀察組患者空洞閉合率為73.58%；對照組患者空洞閉合率為52.08%，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016，P=0.025）；治療過程中的不良反應發生率觀察組為19.04%，對照組為19.30%，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01，P=0.972）。 結論 對復治菌陽肺結核聯合康復新液進行治療是一種安全而有效的治療方法。
目的 提高臨床醫生對皮氏羅爾斯頓菌感染的認識。方法 回顧性分析大連醫科大學附屬一院重癥醫學科( ICU) 經血培養確診的皮氏羅爾斯頓菌膿毒癥5 例。以“Ralstonia pickettii”為檢索詞, 檢索時限為1998 年至2012 年, 通過Pubmed 檢索系統進行外文檢索; 同時以“皮氏羅爾斯頓菌”為檢索詞, 通過萬方數據庫和CNKI 進行中文檢索。共檢索出相關病例報告30 篇, 結合國內外報道的同類病例的臨床資料進行分析。結果 皮氏羅爾斯頓菌可引起多部位的感染, 其中以血流感染 ( 55%) 和肺部感染( 32% ) 為主, 其余部位感染率較低。易感人群多集中于老年人、ICU內患者、新生兒、免疫抑制或外科術后患者。感染來源多為污染的鹽溶液、蒸餾水、沖洗肝素或中心靜脈置管。成年人預后普遍尚可, 而新生兒預后則較差。結論 皮氏羅爾斯頓菌引起的感染在臨床上盡管少見, 但亦應引起足夠重視, 及時的化驗檢查和用藥, 有助于提高對該菌感染的診斷和治療的準確性。
目的比較磁共振擴散加權成像（MR-DWI）不同彌散敏感梯度（b）值下表觀擴散系數（ADC）值對肝細胞癌（HCC）患者經導管動脈化療栓塞（TACE）治療后疾病進展的評估價值。方法回顧性分析武警特色醫學中心符合病例納入和排除標準的初次接受 TACE 治療的 168 例 HCC 患者的臨床病理資料，根據 TACE 治療后第 6 個月時的 MRI 檢查評估治療效果的結果將患者分為穩定組和進展組，比較 2 組患者 TACE 治療前的臨床和影像學資料，使用 Cox 風險比例回歸模型分析可能導致 TACE 治療后疾病進展的因素，使用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分析不同 b 值下 ADC 值預測判斷患者 TACE 治療后的效能。結果與穩定組患者比較，進展組患者在 TACE 治療前有乙肝肝硬變病史、門靜脈癌栓及動靜脈瘺比例更高且 BCLC 分期和 Child Pugh 分級均更差（P<0.05），進展組患者在不同 b 值下的 ADC 值均明顯高于穩定組（P<0.05）；進一步的多因素分析結果發現，TACE 治療前 b=600 和 800 s/mm2時的 ADC 值、伴乙肝肝硬變病史、門靜脈癌栓、動靜脈瘺以及 BCLC 分期和 Child Pugh 分級是 TACE 治療后第 6 個月時疾病進展的危險因素。當 b 值為 800 s/mm2 時的 ADC 值預測患者 TACE 治療結局的效能最高，其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下面積為 0.746，當 ADC 值最佳診斷截點為 1.20×10–3 mm2/s 時的敏感度為 73.3%、特異度為 71.8%。結論MR-DWI 的 ADC 值可較好地預測 HCC 患者 TACE 治療疾病進展情況，b 值為 800 s/mm2 時的 ADC 值對 HCC 患者 TACE 治療后的預后具有較高預測價值。
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中生物瓣膜與自體瓣膜對合不佳會影響冠狀動脈通路充盈，導致再次主動脈瓣介入治療失敗和瓣膜功能受損，影響患者遠期預后。部分研究通過改變瓣膜釋放前的軸向方向，應用個體化計算機模擬技術輔助改進對合技術，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瓣膜對合不佳對患者的影響仍存在許多未知的問題，瓣膜準確對合的技術仍需進一步探索。該文就目前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生物瓣膜與自體瓣膜對合不佳可能產生的影響、可能有效的瓣膜準確對合技術及相關研究進展進行系統性闡述。
目的 系統評價中藥治療動脈硬化性閉塞癥療效及可能的不良反應。方法 電子檢索EMbase（1978～2009.10）、OVID-MEDLIND（1950～2009.10）、Cochrane圖書館臨床試驗資料庫（2009年第3期）、Current Controlled Trials、The National Research Register、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1983～2009.9）、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1995～2009.9）、萬方（1994～2009）、維普（1989～2009），并手工檢索相關領域雜志。檢索時間截至2009年10月，所有檢索均不受語種限制。評價納入研究的質量，并用RevMan 5.0.2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結果 共納入10個隨機對照試驗，包括837例患者，各研究樣本量36～260例。因各研究采用不同的中藥或對照，故僅能進行單個描述和重新計算各研究的療效效應量。多數研究顯示，中藥對治愈率、總有效率、降低血清總膽固醇、血清甘油三酯的療效與阿司匹林、阿昔莫司、前列腺素E1等西藥相當；個別研究顯示中藥優于西藥；1篇研究報道了對副作用的觀察，中藥的副作用少于西藥。結論 中藥治療動脈硬化性閉塞癥的療效證據仍十分有限，尚需高質量的研究以增加證據強度。
目的 探討血清降鈣素原( PCT) 及C 反應蛋白( CRP) 在社區獲得性肺炎( CAP) 和肺結核中的臨床應用價值。方法 分析2011 年4 月至2011 年12 月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呼吸內科收住的明確診斷的CAP患者134 例, 同期收住的明確診斷為肺結核患者86 例。收集患者入院24 h 內的血常規、PCT、CRP、紅細胞沉降率( ESR) 、病原學等指標。結果 PCT 及CRP在CAP 患者中的水平高于肺結核患者[ PCT: M( Q) 0. 30( 1. 54) 比0. 05( 0. 11) ng/mL, P lt; 0. 01; CRP: M( Q) 57. 85( 87. 43) 比21. 15( 55. 75) mg/L, P lt;0. 01] 。通過ROC 曲線分析, 與CRP 相比, PCT 能較好的區別CAP和肺結核[ PCT 的ROC 曲線下面積0. 736( 95% CI 0. 668 ～0. 803) , CRP 的ROC 曲線下面積為0. 652( 95% CI 0. 576 ～0. 727) ] 。PCT 在肺結核患者痰涂陽與痰涂陰兩組中無顯著性差異。結論 CAP患者的PCT 及CRP水平較肺結核患者高; 肺結核患者的PCT 水平不高, 對于肺結核痰涂陽及涂陰患者無診斷價值, 但對于結核高發地區有助于區別CAP 與肺結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