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系統評價肝移植術后糖尿病（PTDM）危險因素，為臨床防治肝移植術后糖尿病提供理論基礎。方法計算機檢索 PubMed、Web of Science、The Cochrane Library（2016 年 5 期）、CNKI、VIP、WanFang Data 等數據庫，收集肝移植術后糖尿病危險因素的觀察性研究，檢索時間均為建庫至 2016 年 5 月。由 2 位評價者按照納入與排除標準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評價偏倚風險后，采用 RevMan 5.3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共納入 39 個研究，10 043 例研究對象，肝移植術后糖尿病的總發生率為 27.61%（2 773/10 043），Meta 分析結果顯示：① 受體因素：PTDM 組的平均年齡[MD=3.82，95%CI（2.74，4.89），P<0.000 01]、BMI[MD=1.24，95%CI（0.50，1.97），P=0.000 9]、體重[MD=4.35，95%CI（1.92，6.78），P=0.000 5]、移植前 FPG[MD=6.79，95%CI（3.51，10.06），P<0.000 1]均高于 no-PTDM 組；男性[OR=1.53，95%CI（1.32，1.78），P<0.000 01]、有糖尿病家族史[OR=1.62，95%CI（1.13，2.31），P=0.008]、受體 HCV 陽性組[OR=2.44，95%CI（1.88，3.17），P<0.000 01]、受體 CMV 陽性[OR=2.75，95%CI（1.67，4.50），P<0.000 1]的 PTDM 發病率均更高。② 供體因素：男性[OR=1.25，95%CI（1.01，1.54），P=0.04]、肝臟脂肪變性[OR=1.68，95%CI（1.28，2.20），P=0.000 2]、供體 CMV 陽性[OR=2.07，95%CI（1.05，4.11），P=0.04]的 PTDM 發病率均更高；此外，DDLT 組 PTDM 發病率高于 LDLT 組[OR=3.83，95%CI（1.72，8.55），P=0.001]。③ 術后因素：術后早期發生急性排斥反應[OR=1.84，95%CI（1.33，2.55），P=0.000 2]、早期感染[OR=4.16，95%CI（1.94，8.92），P=0.000 2]、Tac 使用[OR=1.50，95%CI（1.23，1.83），P<0.000 1]的 PTDM 發病率均更高。結論肝移植術后糖尿病的發生率與受體年齡、性別、BMI、體重、移植前 FPG、糖尿病家族史、受體 HCV 感染、受體 CMV 感染有關；同時與供體性別、肝臟脂肪變性、供體 CMV 感染、移植方式有關；還與術后急性排斥反應、早期感染、免疫抑制劑等有關。受納入研究所限，上述結論可能存在偏倚，需開展更多研究驗證上述危險因素與 PTDM 的相關性。
抗菌藥物耐藥已成為棘手的全球性健康問題。近年來，基于宏基因組下一代測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的病原體檢測技術，因其不受培養限制、時效性高、病原體覆蓋廣的特點，已廣泛應用于臨床診斷。該技術在藥物敏感性檢測方面的應用價值也備受關注。該文總結和歸納了基于 mNGS 的抗菌藥物敏感性檢測方法，從耐藥基因數據庫、序列比對軟件、耐藥基因數據比對方法和耐藥預測模型方面分析比較了 mNGS 藥物敏感性檢測的分析流程，并探討了 mNGS 耐藥分析臨床應用存在的問題。
目的觀察子宮內膜異位癥不孕患者腹腔鏡術后聯合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GnRH-a）的療效及子宮內膜異位癥癥生育指數（EFI）對妊娠結局的預測價值。 方法2005年1月-2011年7月對接受腹腔鏡手術治療的125例子宮內膜異位癥不孕患者的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并計算EFI。依據術后輔助治療情況，將治療結束后的患者分為2組：對照組為單純腹腔鏡手術治療組；GnRH-a組為腹腔鏡術后聯合GnRH-a治療組。觀察兩組患者治療后的自然妊娠率，以及不同EFI分值的患者治療后的自然妊娠率。 結果103例完成隨訪，其中對照組48例，GnRH-a組55例。治療后半年、1年和3年的累計妊娠率在對照組分別為12.5%、31.2%和41.7%，GnRH-a組分別為0%、16.3%和40.0%，兩組間1年和3年累計妊娠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GnRH-a組55例，幾乎均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藥物不良反應，但無嚴重不良反應發生，停藥后不良反應均消失。EFI 8～10分的患者1年和3年累計妊娠率分別為31.3%和62.5%；EFI 5～7分的患者1年和3年累計妊娠率分別為15.2%和26.0%；EFI 0～4分的患者9例，術后1例未用藥，其余8例均使用GnRH-a治療，均未妊娠。EFI分值同患者1年和3年累計妊娠率呈正相關（rs=0.204，P=0.039；rs=0.437，P＜0.001）。 結論與單純腹腔鏡手術相比，術后輔助GnRH-a治療不能提高自然妊娠率，并使妊娠時機延后，增加藥物不良反應；EFI 可以有效預測治療后的自然妊娠率，EFI 評分8分以上患者治療后可以短期期待，EFI 評分7分以下治療后自然妊娠率較低，建議盡快輔助生殖。
目的探討腹腔開放（OA）療法治療腹部創傷術后嚴重腹腔感染的有效性，并進行臨床經驗總結。方法采用回顧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7 月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勤保障部隊第九四〇醫院收治的 17 例腹部創傷術后嚴重腹腔感染患者的臨床病理資料，男 12 例，女 5 例；年齡 36～63 歲，中位年齡 48 歲。觀察患者行 OA 治療前后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估測（APACHE）Ⅱ評分、器官衰竭評分（sepsis-related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core，SOFA）、腹腔壓力、尿量及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百分比、降鈣素原，C-反應蛋白和白細胞介素-6 水平的變化。結果共 11 例患者最終治愈出院。行 OA 治療后患者的腹腔壓力、尿量、C-反應蛋白、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百分比、APACHEⅡ評分以及 SOFA 評分指標均顯著改善，與 OA 治療前比較，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6 例患者放棄治療或死亡，其中中感染致多器官功能衰竭 4 例，腹腔內出血 1 例，呼吸心跳驟停 1 例。結論腹腔開放療法治療腹部創傷術后嚴重腹腔感染可行、有效。
目的利用宏基因組二代測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技術分析肺部感染患者下呼吸道微生物特征，提高臨床對于肺部感染患者病原學特征的認識。方法 納入在2020年8月—2021年10月期間，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應用mNGS技術檢測肺泡灌洗液微生物特征的840例疑似肺部感染患者，回顧性分析所有患者的下呼吸道微生物特征。結果共納入840例患者，743例檢出微生物陽性，其中細菌感染比例最高，占35.13%（261/743）；細菌中鮑曼不動桿菌比例最高，占18.98% （141/743），其次是肺炎鏈球菌（14.13%、105/743），肺炎克雷伯菌（13.46%、100/743），屎腸球菌（12.11%、90/743）和結核分枝桿菌復合群（11.98%、89/743）。其中平均序列數最高的是鮑曼不動桿菌（2607.48）。另外，也檢出了一些特殊的病原體，如檢出9例鸚鵡熱衣原體。真菌感染主要為白色念珠菌（12.38%、92/743），耶氏肺孢子菌（9.02%、67/743）和煙曲霉（7.40%、55/743），其中耶氏肺孢子菌的平均序列數較高（141.86）。另外，也檢出了一些特殊的病原體，如檢出1例馬爾尼菲籃狀菌。病毒感染主要為人類β皰疹病毒5型（17.90%、133/743），人類γ皰疹病毒4型（17.36%、129/743），人類β皰疹病毒7型（16.15%、120/743）和人類α皰疹病毒1型（13.59%、101/743），其中平均序列數最高的是人類α皰疹病毒1型（367.27）。寄生蟲感染最少，只檢出2例多房棘球絳蟲，2例廣州管圓線蟲，2例屋塵螨和1例粉塵螨，以合并細菌和病毒感染為主。共有407例患者檢出混合型感染，其中以病毒和細菌混合型感染最多（22.61%、168/743）。不同季節的微生物分布也存在一定的特征。秋冬季檢出頻數最多的是細菌（鮑曼不動桿菌），春夏季檢出頻數最多的是病毒（人類γ皰疹病毒4型）。結論肺部感染患者的下呼吸道微生物中，革蘭陰性菌以鮑曼不動桿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為主，革蘭陽性菌以肺炎鏈球菌，屎腸球菌和結核分枝桿菌復合群為主；真菌以白色念珠菌，耶氏肺孢子菌和煙曲霉為主；病毒以人類β皰疹病毒5型，人類γ皰疹病毒4型和人類β皰疹病毒7型為主；寄生蟲感染很少，無明顯特征；合并感染以細菌感染和細菌病毒混合感染為主；秋冬季和春夏季的微生物特征不同；另外，需要注意特殊的致病微生物，例如鸚鵡熱衣原體和馬爾尼菲籃狀菌等。提示臨床醫生這些特征可以作為肺部感染病因診斷的參考與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