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討重組胸腺素β4（thymosin β4，Tβ4）調節層粘連蛋白 5（laminin 5，LN-5）表達促進創傷愈合的機制。 方法 成年雄性SD 大鼠60 只，體重200 ～ 250 g，采用直徑8 mm 自制打孔器于脊柱兩側脊肋角處各制備1 個全層皮膚缺損模型。根據傷口用藥的不同，隨機分為實驗組（45 只）和對照組（15 只），實驗組再根據用藥劑量不同分為低、中、高劑量組，每組15 只。實驗組于模型制備后即刻、每天7：00、19：00 分別予每個傷口表面滴加50 μL Tβ4，低、中、高劑量組Tβ4 濃度分別為2、6、18 μg/50 μL，對照組同法滴加等量PBS 液（pH7.2），共滴加7 d。造模后觀察大鼠大體情況，術后2、4、7 d 觀察大鼠傷口愈合情況及取材行免疫組織化學觀察。 結果 除高劑量組1 只大鼠于術后7 d 死亡，余均存活至實驗完成。術后7 d，中劑量組傷口明顯縮小，多數傷口與創緣皮膚銜接良好。術后2 d，對照組和低、中、高劑量組傷口愈合率分別為7.67% ± 5.46%、29.01% ± 7.43%、26.54% ± 11.49%、10.39% ± 3.96%；術后4 d 分別為28.16% ±13.76%、37.99% ± 13.05%、42.00% ± 9.56%、39.58% ± 12.74%；術后7 d 分別為59.08% ± 19.02%、64.15% ± 17.92%、77.39% ± 8.45%、69.78 ± 8.45%。術后2 d，低、中、高劑量組傷口愈合率與對照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lt; 0.05）。術后2 d，各組均可見較多LN-5 陽性表達，對照組與低劑量組陽性表達強（P lt; 0.05），中劑量組陽性表達最少；術后4 d，中劑量組陽性表達最強（P lt; 0.05） ；術后7 d，中劑量組仍有較強陽性表達（P lt; 0.01）。 結論 重組Tβ4 早期抑制LN-5 表達，有利于細胞的增殖、分化，中晚期上調LN-5 表達，改善基質環境，促進表皮細胞遷移和創傷愈合。
目的探討中晚期肝泡型包蟲病的手術治療策略。 方法回顧性分析我科于2014年8月至2016年3月期間收治且行手術治療的36例中晚期肝泡型包蟲病患者的臨床資料。按照手術治療方式分為根治性手術組（15例）、準根治性手術組（17例）及姑息性手術組（4例），分析各組患者的手術時間、術中失血量、術后并發癥及復發情況。 結果根治性手術組與準根治性手術組患者的手術時間、術中失血量及術后總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940、P=0.221、P=0.602）。根治性手術組無一例患者出現術后復發。準根治性手術組患者1例出現肝門部殘余病灶增大，其余患者肝內、肝外病灶穩定。姑息性手術組患者2例出現后腹膜病灶增大，1例出現穿刺引流膿腫周圍病灶增大。 結論針對中晚期肝泡型包蟲病患者制定個體化治療方案，結合多學科診療模式，遵循損傷控制外科原則，可以使中晚期肝泡型包蟲病患者最大化從手術治療中獲益。
目的探討兩種手術入路治療中青年 Pipkin Ⅳ 型骨折的臨床療效。方法回顧分析 2013 年 7 月—2018 年 6 月手術治療的 15 例 Pipkin Ⅳ 型骨折患者臨床資料，根據手術入路不同分為 A 組（8 例，采用 K-L 后側入路）和 B 組（7 例，采用大轉子截骨入路）。兩組患者性別、年齡、致傷原因、受傷至手術時間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記錄兩組患者切口長度、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住院時間、骨折愈合時間及并發癥發生情況，根據 Thompson-Epstein 功能評價系統評定患者髖關節功能恢復情況。結果術后 15 例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1～5 年，平均 2.5 年。兩組患者手術時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4.681，P=0.100）；A 組手術切口長度、術中出血量及骨折愈合時間均大于 B 組，住院時間短于 B 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A 組術后 1 例發生髖關節疼痛、跛行和活動受限，1 例骨化性肌炎，1 例股骨頭壞死，1 例切口脂肪液化，1 例坐骨神經痛，并發癥發生率為 62.5%；B 組術后 1 例發生髖關節疼痛，2 例骨化性肌炎，并發癥發生率 42.9%；兩組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735，P=0.462）。末次隨訪時根據 Thompson-Epstein 功能評價系統評定，A 組獲優 3 例、良 2 例、可 2 例、差 1 例，優良率 62.5%；B 組獲優 4 例、良 2 例、可 1 例，優良率 85.7%；兩組優良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990，P=0.322）。結論K-L 后側入路術中骨折處理更加簡便，但創傷較大，對血管損傷較大，失血量較多。大轉子截骨入路能更好保護股骨頭血供，手術時間較短，術中失血及并發癥較少，是較為理想的 Pipkin Ⅳ 型骨折手術治療方式。
該病例為一例先天性動脈導管未閉（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伴重度主動脈瓣狹窄的 58 歲女性患者，入院時重度心力衰竭，雙下肢重度浮腫無法平臥。由于合并主動脈弓部重度狹窄迂曲病變，經股動脈入路操作風險極高，經調整心功能后患者擇期在全身麻醉下接受一站式 PDA 封堵和經頸動脈入路的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治療。患者術后僅 6 d 出院，癥狀明顯改善；隨訪 3 個月主動脈瓣膜跨瓣壓差明顯改善，動脈導管雜音消失，恢復情況良好。
目的 通過多學科診療（MDT）機制治療晚期肝癌，探索將其變為慢性疾病的可能。 方法 采用MDT機制治療晚期肝癌患者，結合患者具體病情，多次MDT診療確定個體化的綜合治療方案，包括多次經皮肝動脈化療栓塞術（TACE）、手術切除、免疫治療、抗病毒治療、多次微波消融、放射治療等治療手段。 結果 晚期肝癌患者經治療后已無瘤生存5年多，恢復正常工作和生活。 結論 MDT機制下制定個體化的方案，適時采取合理的、安全的治療手段，可以提高肝細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治療效果，從而使患者的生存獲益，有將晚期HCC變成慢性疾病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