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調查5?12汶川地震遇難學生父母的精神狀況，為災后心理重建工作提供決策依據。方法 隨機抽取綿竹市122戶遇難學生家庭，采用問卷、訪談、觀察法對225名喪子父母展進行調查，獲取相關資料（人口學特征、家庭受災情況、經濟狀況及心理行為狀況），而后結合二次文獻，對所得資料進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結果 ① 123名遇難學生中獨生子女占91.87%；女生占50.41%；小學及幼兒園學生占48.78%，中學生占50.41%，中專生占0.81%；喪子父母小學文化及以下占29.78%，初中或高中學歷占64%，中專以上學歷占6.22%。② 喪子父親與母親在心理行為表現上存在顯著性差異：接受現實（P=0.042）、軀體化（P=0.040）、外出打工（P=0.000）；夫妻之間的心理互動與敵對情緒產生具有強關聯性。③ 僅18.03%的喪子父母的社會支持系統良好，不愿接受現實的喪子父母均無良好的家庭和社會支持系統。④ 經濟狀況較好，教育文化程度高的更易接受現實；對尚未找到孩子遺體的喪子父母來說，易合并抑郁和軀體化，更難以接受現實；目睹現場慘境的父母更易受噩夢困擾，未見到子女最后一面而接到死亡通知的父母更易產生自責。結論 ① 應研究適合快速普及的心理危機干預操作模式并進行廣泛傳播（如哀傷撫慰），通過多種有效途徑來實現低成本、廣受眾、好效果的新時期心理援助。② 建立“喪子家庭互助組織”，幫助喪子父母建立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促進其在心理上的“重生”及生活上的“重建”。③ 利用村鎮衛生站/院的特殊優勢，在其基礎上建立一個具有長期、規范、制度化的心理干預長效機制。④ 分類分期展開心理干預工作，體現針對性。
目的 了解5?12 汶川地震遇難學生家長（喪子父母）的生活現狀，為政府災后重建的相關決策提供真實有效的一手證據。方法 根據災情程度抽取什邡市2 個鎮4 個村3 所學校，進行現場調查與二次研究。結果 受訪的69 戶喪子家庭生活現狀不容樂觀，房屋垮塌、財產損失、收入來源中斷等，加之喪子之痛，導致受訪者心理問題突出急需心理干預。結論 創建“互助”組織，利用村鎮衛生站/ 院優勢，推動心理干預機制的長效運行。
研究對人口學特征、疾病因素及抗癲癇藥物(AEDs)依從性進行校正后，父母及家庭總體和健康相關壓力對新發癲癇兒童的縱向通用和癲癇特異性健康相關生活質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的影響。此項前瞻性縱向研究納入了124例新發癲癇兒童患者(平均年齡7.2歲， 標準差2.9歲)。患兒父母分別在診斷后1、13、25個月時完成關于父母壓力、羞恥感、恐懼和擔心以及HRQOL的調查問卷。AEDs的依從性應用電子監測裝置進行評估。每次就診均進行醫療過程回顧以獲得發作和藥物副作用的數據。高水平的總體及癲癇特異性父母及家庭壓力、恐懼和擔心以及羞恥感對兒童通用及癲癇特異性HRQOL存在負面影響，大于疾病及人口學因素。總體父母及家庭壓力在疾病管理第1年對兒童通用及癲癇特異性HRQOL的影響大于疾病診斷2年后的影響。更大的恐懼和擔心對于診斷后13個月更高的癲癇特異性HRQOL有預測作用，而在診斷后2年，更大的恐懼和擔心則預示更低的癲癇特異性HRQOL。多個人口學(如年齡)及疾病相關變量(如副作用和AED依從性)影響兒童通用及癲癇特異性HRQOL。盡管一些發現在各項通用及癲癇特異性HRQOL指標中一致，但其它的都是獨有的。可改進的父母因素(如總體及疾病特異性父母及家庭壓力、羞恥感)對小兒新發癲癇患者診斷后前2年中的HRQOL的影響是不同的。在診斷后第1年內用以改善HRQOL的心理社會干預應當解決父母和家庭壓力、總體應對和癲癇管理的預期指導。針對依從性、羞恥感、恐懼和擔心的干預措施可改善HRQOL。推動壓力、恐懼/擔心和羞恥感的父母管理可改善兒童HRQOL結局。
目的調查重癥監護病房（ICU）新生先天畸形兒父母的心理狀況及其影響因素。 方法采用自制的一般資料問卷及焦慮自評量表（SAS）、抑郁自評量表（SDS）對2013年6月1日－11月29日入住ICU新生先天畸形兒的父母進行問卷調查。 結果共收回有效問卷152份，包括102例患兒的共152名父母，焦慮評分粗分為（39.45±8.53）分，抑郁評分粗分為（43.28±10.76）分。單因素分析發現文化程度低、家庭收入低、有家族史及農村居住的父母焦慮程度更高，而漢族、家庭收入低、有家族史的父母抑郁程度更高（P＜0.05）；多因素分析發現居住地及家族史為焦慮的影響因素（P＜0.05），民族、家庭收入及家族史為抑郁的影響因素（P＜0.05）。 結論ICU新生先天畸形兒的父母焦慮與抑郁的評分較高，民族、家庭收入、家族史及居住為其影響因素。
目的系統評價早產兒出院后父母的照顧體驗。 方法計算機檢索The Cochrane Library、JBI循證衛生保健國際合作中心圖書館、PubMed、EMbase、Scopus、ISI Web of Science、PsycINFO、CINAHL、CMB、CNKI和VIP數據庫，搜集關于早產兒出院后父母的照顧體驗的質性研究，檢索時限均為從建庫至2015年5月。采用“澳大利亞JBI循證衛生保健中心（2008）質性研究質量評價標準”評價，采用匯集性整合方法對結果進行整合。 結果共納入9項研究，提煉31個完好明確的研究結果，將相似結果歸納組合形成7個新的類別，并綜合成2個整合結果：“整合結果1：經過自我調適，照顧者角色獲得成長”和整合結果2：“照顧者渴求并感謝外界的支持和幫助”。 結論衛生保健人員需關注早產兒出院對父母帶來的重要影響，在早產兒父母自身的調適過程中，給予必要的照顧知識技能指導，協助其盡快勝任照顧者這一角色，促進出院后的早產兒健康成長。
目的 探討精神分裂癥患者一般自我效能感、應對方式與父母教養方式的關系，為促進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采取積極的家庭干預提供一定的理論和現實依據。 方法 2015 年 1 月—6 月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簡易應對方式量表、父母教養方式評價量表對某三級甲等綜合醫院精神科住院康復期的 60 例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評估。 結果 精神分裂癥患者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低于常模（P<0.01）。精神分裂癥患者父母親情感溫暖與理解因子和父親過度保護因子得分均低于常模（P<0.01）；父母親懲罰-嚴厲、拒絕-否認因子和父親過分干涉因子得分均高于常模（P<0.01）。精神分裂癥患者積極應對維度與父母親情感溫暖與理解呈正相關（P<0.05）；消極應對維度與父母親拒絕-否認、父親過度保護和母親過分干涉呈正相關（P<0.05）；精神分裂癥患者一般自我效能感與父親情感溫暖與理解和父母親偏愛被試呈正相關（P<0.05）。 結論 精神分裂癥患者父母教養方式存在多方面問題，提示應采取積極的家庭干預措施，指導父母正確教養子女，提高患者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以良好的應對方式幫助患者最終成功地解決問題，從而起到心理平衡，促進患者的康復。
目的 探究神經性厭食癥（anorexia nervosa，AN）和神經性貪食癥（bulimia nervosa，BN）女性患者父母教養方式的特征，為進食障礙的臨床治療提供參考。方法 回顧性納入2019年11月－2020年5月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的AN和BN患者，并將來自四川大學的女性師生作為正常對照。收集3組受試者的一般情況，并采用父母教養方式評價量表對3組受試者的父母教養方式和行為進行評估。結果 最終AN組納入受試者30例，BN組納入受試者44例，健康對照組納入受試者33例。AN組和BN組病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3組受試者的年齡、居住地、文化程度、父母離異、父母文化程度及父母職業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AN組的體質量指數低于BN組和健康對照組（P<0.05）。父母教養方式評價量表得分結果顯示，父親得分方面，3組受試者過分干涉維度得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AN組偏愛維度得分［（14.60±4.45）vs.（10.18±5.98）vs.（10.36±5.90）分］高于BN組和健康對照組，BN組情感溫暖與理解維度得分［（50.55±11.81）vs.（55.33±9.12）vs.（57.03±6.13）分］低于AN組和健康對照組，健康對照組拒絕與否認維度［（7.91±3.65）vs.（10.10±3.85）vs.（10.16±3.83）分］和過度保護維度得分［（11.76±2.82）vs.（14.10±3.16）vs.（13.25±2.97）分］低于AN組和BN組（P<0.05）；母親得分方面，AN組偏愛維度得分［（14.40±4.64）vs.（10.59±5.92）vs.（10.94±5.34）分］高于BN組和健康對照組，健康對照組情感溫暖與理解維度得分［（58.06±7.05）vs.（51.40±11.79）vs.（52.91±11.57）分］高于AN組和BN組（P<0.05）。結論 女性進食障礙患者父母教養方式與健康對照者相比體現出更多拒絕與否認等消極情感，女性BN患者的父母教養方式與女性AN患者相比表現出更多的負性情緒，提示父母的教養方式以及態度和行為可能是女性AN和BN的影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