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大鼠哮喘模型接觸煙曲霉菌孢子后的氣道炎癥和氣道反應性的改變。方法 70只健康雄性Wistar大鼠隨機分為Ⅰ和Ⅱ兩大組（每組35只），每組下分為空白對照組（5只）、哮喘組（10只）、孢子滴鼻對照組（10只）和孢子滴鼻哮喘組（10只）。以卵白蛋白（OVA）致敏并激發建立大鼠哮喘模型，分別在OVA激發前（Ⅰ組）或激發后（Ⅱ組）予煙曲霉菌孢子滴鼻。通過BCA法檢測支氣管肺泡灌洗液（BALF）上清中總蛋白濃度以觀察支氣管上皮損傷情況，并進行BALF細胞計數和分類。通過測定跨肺壓和氣體流速來計算大鼠氣道阻力和予以不同濃度乙酰膽堿（Ach）刺激后的氣道反應性變化。結果 在Ⅰ組中，激發前孢子滴鼻哮喘組（CA組）BALF上清中總蛋白濃度較未用孢子滴鼻的哮喘組（A1組）明顯增多［（1.125±0.254）μg/mL比（0.825±0.173）μg/mL，Plt;0.01］，且CA組大鼠在給予不同濃度Ach后的氣道阻力［（0.997±0.196）cm H2O?mL-1?s-1，（1.123±0.142） cm H2O?mL-1?s-1，（1.130±0.197）cm H2O?mL-1?s-1］均較A1組[（0.655±0.089）cm H2O?mL-1?s-1，（0.687±0.048）cm H2O?mL-1?s-1，（0.821±0.043）cm H2O?mL-1?s-1]顯著升高（P均lt;0.05）。但在Ⅱ組中，激發后孢子滴鼻哮喘組（AC組）BALF上清中總蛋白濃度，基礎氣道阻力和給予Ach后氣道阻力與哮喘組（A2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均gt;0.05）。CA組BALF細胞總數和細胞分類與A1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AC組BALF中性粒細胞較A2組明顯升高［（2.488±0.420）×106比（0.936±0.459）×106，Plt;0.05］。結論 哮喘大鼠在霧化激發前接觸煙曲霉菌孢子，能加重其支氣管上皮損傷和增加氣道反應性。
隨著社會老齡化, 抗腫瘤藥物、免疫抑制劑和器官移植等治療的廣泛開展, 在危重患者中廣譜抗生素藥物的長期應用, 與之伴隨的是真菌感染發生的逐年增多, 其中侵襲性曲霉菌感染因其感染隱匿, 難以診治和高死亡率等特點被臨床醫生所重視。按我國醫院感染監控網分析, 醫院真菌感染率從1993 ～1996 年的13. 9% 上升至1998 ～1999 年的17. 1% 、1999 ～2000 年的24. 4% 。侵襲曲霉菌病特別是肺部曲霉菌感染多發生在有嚴重基礎疾病的患者,預后差, 病死率達50% ～100% [ 1 ] 。本文回顧相關研究文獻中關于侵襲性肺曲霉菌診治進展, 高危人群, 目前診斷檢測技術的臨床價值, 抗曲霉菌藥物特點和治療現狀。
近年隨著廣譜抗生素和免疫抑制劑的使用，侵襲性真菌感染（invasive fungal disease，IFD）的發病率逐年上升。其中侵襲性曲霉病（invasive aspergillosis，IA）在IFD中比例逐年增高。侵襲性曲霉菌感染在血液科和重癥加強治療病房（ICU）最為常見，其次為呼吸內科、感染科和免疫科，IA為免疫功能低下患者致死率高的主要原因，造血干細胞移植（HSCT）患者中IA的發病率為2%~26%，在血液病和造血干細胞移植患者中IA死亡率高達70.0%~90.0%。造成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在病程早期不能對IA進行可靠診斷，往往使患者延誤治療而死亡。因此，選擇正確、合適的早期診斷方法對疾病的預后具有決定性意義。傳統的診斷方法如影像學、真菌直接鏡檢、培養及組織病理學檢查的敏感性不高，檢出率低，難以用于早期診斷。因此，新的診斷方法對IA的治療至關重要。血清學診斷方法是應用免疫和生化方法檢測血清或其他體液中的真菌細胞壁和胞質成分，分為抗原和抗體檢查兩類。但由于IFD多繼發于嚴重免疫受損患者，往往缺乏可檢測到的抗體，或者抗體的產生變化較大，因此以檢測真菌抗原為主。目前半乳甘露聚糖（GM）和（1→3）-β-D葡聚糖（BG）成為真菌檢查中非常重要的兩個抗原。
目的 探討肺結核病合并曲霉菌感染患者的診斷和治療。 方法 回顧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成都市傳染病醫院38例肺結核病合并曲霉菌感染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23例，女15例；平均年齡37.8（23～59）歲。所有患者術前給予正規抗結核治療2周以上，對術前明確合并曲霉菌感染者給予抗曲霉菌治療3 d以上。經上述治療后行肺葉切除術26例，右全肺切除術1例，左全肺切除術11例。術后患者均在門診隨訪，開始時2周復查1次，3個月后調整為1個月1次，1年后改為6個月1次，隨訪期間行痰涂片查抗酸桿菌及痰培養查曲霉菌，并行胸部CT檢查。 結果 所有患者均手術切除病灶，無圍術期死亡和嚴重并發癥發生。術后38例經病理檢查證實為肺結核病合并曲霉菌感染，其基礎疾病包括結核性空洞17例，結核性肺毀損12例，結核性支氣管擴張癥9例。所有患者均獲得隨訪，隨訪時間1.5～4.5年。隨訪期間給予正規、足夠療程的抗結核治療，抗真菌（伏立康唑等藥物）治療。38例患者均未再發生肺曲霉菌感染，肺結核也無復發。隨訪期間有1例患者再發痰中帶血，經相應的治療癥狀好轉。 結論 肺結核病合并曲霉菌感染漏診率高；手術切除病灶結合術后內科藥物是治療肺結核病合并曲霉菌感染最有效的方法。
目的探討肺曲霉菌病的臨床特點與外科治療原則。方法回顧分析32例肺曲霉菌病患者的臨床資料和手術治療結果，手術施行采用標準后外側切口肺葉切除術6例，楔形切除術3例，胸腔鏡或胸腔鏡輔助改良后外側微創小切口楔形切除術15例，肺葉切除術6例，肺段切除術2例。結果21例無肺原發疾病，11例有肺原發疾病。痰菌檢查陽性率為13．3％（2／15），術前診斷符合率為28．1％（9／32）；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為15．6％（5／32），其中切口皮下積液、肺膨脹不良各2例，氣胸1例；隨訪32例，隨訪10～160個月，無咯血或血痰、肺曲霉菌病復發或播散。結論肺曲霉菌病多數無肺原發疾病和癥狀，無論有否癥狀均應手術治療，而微創外科手術治療并發癥少且較輕，是首選的治療方法。
目的 探討霉菌性壞死性視網膜脈絡膜炎的臨床表現和組織病理學改變。 方法 收集因霉菌性視網膜脈絡膜炎患眼失明的患者7例(7只眼)，摘除的眼球用HE、PAS和六胺銀染色，光鏡觀察，2例2只眼部分標本用透射電鏡觀察。患者血和病變組織作霉菌培養。 結果 患者球結膜深充血，房水和玻璃體明顯渾濁，視網膜彌散出血和灰白色渾濁物，甚者視網膜脫離。病理學發現視網膜內出血，視網膜脈絡膜組織壞死，血管內、病變區和玻璃體中有菌絲存在。4例血霉菌培養3例陰性，5例5只眼病變組織培養均陽性。 結論 機體免疫功能嚴重受損可引起血源性視網膜脈絡膜霉菌感染，造成視網膜脈絡膜嚴重破壞，導致患者失明。 (中華眼底病雜志, 1999, 15: 235-237)
目的 系統評價當前國內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檢測曲霉半乳甘露聚糖診斷侵襲性曲霉菌病文獻的質量，分析偏倚和變異產生的來源，以及不同陽性臨界值的診斷效能。方法 計算機檢索CBM、CNKI、VIP和萬方數據庫（1994.1～2010.11），及手工查閱獲得研究人血清半乳甘露聚糖檢測診斷侵襲性曲霉菌病的中文文獻。由兩名研究者按納入排除標準進行資料提取，采用診斷性試驗質量評價標準評價納入文獻質量后，用 Meta Disc 1.4軟件進行數據分析。通過匯總敏感度、特異度、匯總似然比及匯總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SROC曲線）等統計指標并計算曲線下面積AUC，選取最佳的陽性臨界值。結果 從2 658篇文獻中篩選出20篇符合納入標準的研究，按不同的陽性臨界值分組，異質性檢驗提示無閾值效應，但存在其他原因導致的異質性，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結果顯示：與其他組相比，CUT-OFF值取0.7組SROC曲線下面積AUC=0.9456，Q=0.8846，其診斷真實性最好。結論 ELISA人半乳甘露聚糖檢測用于臨床診斷侵襲性曲霉菌感染，以單次0.7為折點對早期診斷很有意義，有利于降低高危病人曲霉感染病死率。
目的探討全胸腔鏡肺切除術治療肺曲霉菌球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回顧性分析2009年6月至2014年5月北京朝陽醫院胸外科39例肺曲霉菌球患者的臨床資料。根據手術方式將患者分為兩組：傳統開胸肺切除術組（開胸組），11例，男8例、女3例，年齡29～64（50.7±9.7）歲；全胸腔鏡肺切除術組（胸腔鏡組），28例，男13例、女15例，年齡20～75（55.4±15.3）歲。比較兩組患者臨床效果。 結果39例患者均順利完成手術。在手術時間（P=0.001）、術中出血量（P=0.005）、術后疼痛評分（P=0.001）方面胸腔鏡組明顯均優于開胸組，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而兩組術后帶管時間和住院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術后隨訪觀察3個月均無并發癥發生。 結論全胸腔鏡肺切除術治療肺曲霉菌球可行及安全有效，值得臨床應用和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