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討生物型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中伴或不伴轉子下短縮截骨治療Crowe Ⅳ型髖關節發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的臨床特點差異。 方法回顧分析2006年1月－2012年3月符合選擇標準的21例（21髖）Crowe Ⅳ型DDH患者臨床資料。患者均行THA，其中9例術中行轉子下短縮截骨（截骨組），12例未行截骨（未截骨組）。兩組除術前雙下肢長度差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3.170，P=0.005）外，患者性別、年齡、身體質量指數及術前Harris評分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記錄并比較兩組手術時間、失血量、術后引流量及并發癥，并行影像學及臨床療效評估。 結果截骨組患者手術時間、失血量及術后引流量均多于未截骨組（P＜0.05）。兩組切口均Ⅰ期愈合；術后截骨組1例（1髖）出現一過性坐骨神經癥狀。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28～88個月，平均53個月。X線片復查示，截骨組截骨面均于3～6個月愈合；兩組隨訪期間均無假體松動、脫位等發生。末次隨訪時，截骨組及未截骨組髖關節Harris評分分別為（90.67±4.06）、（92.17±3.27）分，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938，P=0.360）。截骨組及未截骨組雙下肢長度差值分別為（0.22±0.26）、（0.18±0.27）cm，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07.000，P=0.546）；截骨組6例、未截骨組5例存在下肢不等長。截骨組1例存在大腿部疼痛，未截骨組2例Trendelenburg征陽性。 結論THA治療Crowe Ⅳ型DDH可顯著改善患者關節功能，恢復患肢長度。根據術前模板測量、下肢短縮程度和術中軟組織牽拉程度情況選擇是否行轉子下短縮截骨術，可獲得較好療效。
目的 對MRI、MDCT檢測下腔靜脈癌栓及癌栓侵犯血管壁的價值進行系統評價。方法 計算機檢索PubMed、EMbase、Cochrane圖書館、MELINE（Ovid）、CBM、CNKI、VIP及WanFang Data的相關英文及中文文獻，檢索時限為2000年1月～2012年2月。按照納入和排除標準選擇文獻、提取資料和評價納入研究的方法學質量后，采用RevMan 5、Meta-disc 1.4軟件對納入文獻進行異質性檢驗及Meta分析。結果 共納入6篇文獻，244例患者，246例腎癌。Meta分析結果顯示：MRI和MDCT組的敏感度分別為0.963、0.952，特異度分別為0.969、0.979，+LR分別為9.759、15.57，–LR分別為0.091、0.108，dOR分別為198.71、251.54。各組合并效應量間均無統計學差異（Pgt;0.05）。MDCT組的SROC曲線下面積（AUC）為0.981 8，Q 0.940 7。結論 MRI與MDCT診斷腎癌下腔靜脈癌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由于現有資料有限，今后還應更多地進行關于癌栓侵犯血管壁的原始研究。
目的 采用診斷敏感性及ROC曲線評價多排螺旋CT泌尿系統造影常用三維重建方法診斷上尿路疾病的價值。方法 前瞻性收集本院41例上尿路疾病患者，行多排螺旋CT泌尿系統造影（MDCTU）進行MPR、MIP以及VR重建。以金標準為對照，分別采用診斷敏感性指標及ROC曲線評價MDCTU、MPR、MIP及VR對上尿路疾病的診斷價值。結果 ① 該41例患者共有49處上尿路病變。② MPR、MIP及VR對上尿路疾病的定位診斷敏感性分別為48/49（98.0%）、27/49（53.2%）及19/49（38.8%）；定性診斷敏感性分別為47/49（95.9%）、17/49（34.7%）及13/49（26.5%）；MPR與MIP、VR兩者相比，其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lt;0.05）。③ MPR、MIP及VR鑒別病變良惡性的ROC曲線下面積（AZ值）分別為0.998、0.736及0.669；MPR與MIP、VR兩者相比，其差異也均有統計學意義（Plt;0.05）。④ MPR與MDCTU有相同的診斷敏感性及Az值。結論 多排螺旋CT泌尿系統造影常用的三維重建方法各有優缺點，其中以MPR的診斷效能最高，其與MDCTU相同，是診斷的基礎；而MIP及VR立體感較強。由此可見，綜合應用CTU中的三維重建方法對上尿路疾病的診斷及良惡性評估具有重要價值。
目的研究基于MRI和CT二維圖像建立的人膝關節三維數字化模型上股骨髁扭轉角（femoral condylar twist angle，CTA）測量的差異，為術前股骨假體旋轉位置設計中選擇最佳CTA測量方法提供參考。 方法取10具正常成人尸體膝關節標本，分別于三維數字化模型和尸體標本中測量CTA。實驗分為4組：A組為基于MRI二維影像重建三維數字化模型測量組，B組為基于CT二維影像重建三維數字化模型測量組，C組為尸體標本保留膝關節軟骨測量組，D組為尸體標本去除膝關節軟骨測量組。統計分析各組CTA差異。 結果三維數字化模型中A、B組CTA分別為（6.43±0.53）、（3.31±1.07）°，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0.235，P=0.000）。膝關節標本中C、D組CTA分別為（5.21±1.28）、（3.33±1.12）°，比較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t=5.770，P=0.000）。而A、C組間CTA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3.219，P=0.110），B、C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5.779，P=0.000）。 結論在基于MRI二維圖像重建的膝關節三維數字化模型上測量的CTA更接近膝關節保留軟骨狀態下的實際測量值，有利于指導術前規劃。
目的 分析和篩選肺癌淋巴結轉移患者的免疫組化和病理學相關風險因素，建立相關數學模型并進行初步評價。方法 回顧性收集解放軍空軍總醫院2009～2011年度肺癌患者的相關信息，采用單因素和多因素的非條件logistic回歸方法對27個淋巴結轉移相關風險因素進行分析，篩選出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影響因素，并建立相應的數學模型。采用ROC分析方法對所建立的模型進行評價。結果 共納入216例患者。對27個相關因素的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病理學分級（P=0.00）、年齡（P=0.00）、腫瘤類型（P=0.01）、nm23（P=0.00）、GSTII（P=0.01）、TTF1（P=0.01）、MRP（P=0.01）、CK14（P=0.02）、CD56（P=0.02）和EGFR（P=0.03）共10個因素具有統計學意義。將該10個因素引入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篩選出病理學分級（OR=2.34）、年齡（OR=1.02）、nm23（OR=1.66）和EGFR（OR=1.47）4個相關因素。同時根據所篩選出的因素建立數學診斷模型，采用ROC方法進行評價，結果顯示所建立的模型能提高診斷的敏感性和特異性。結論 病理學分級、年齡、nm23和EGFR 4個因素為肺癌淋巴結轉移相關因素，且均為高風險因素。其對輔助診斷肺癌淋巴結轉移具有較高的價值。
目的介紹一種采用Photoshop CS16.0軟件（PS軟件）輔助下行強直性脊柱炎后凸畸形（ankylosing spondylitis kyphosis，ASK）矯正術前截骨設計，探討其應用價值。 方法2009年3月－2013年3月，對21例ASK患者行改良椎弓根閉合截骨術前，采用PS軟件輔助設計截骨角度及范圍。男16例，女5例；年齡23～50歲，平均34.2歲。后凸畸形節段：單純胸段2例，胸腰段14例，單純腰段5例。比較術前設計截骨角度及術后實際截骨角度；術前、術后1周及末次隨訪時測量脊柱骨盆矢狀面參數：全脊柱后凸角（global kyphosis,GK）、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矢狀位垂直軸（sagittal vertical axis,SVA）、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骨盆傾斜角（pelvic tilt,PT）及頜眉角（chin brow-vertical angle,CBVA）；采用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ODI）和脊柱側凸研究會-22項問卷（SRS-22）評分評價患者功能改善情況。 結果術中出現硬脊膜破裂1例，術后出現神經損害癥狀1例；其余患者均無并發癥發生，切口Ⅰ期愈合。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14～45個月，平均26.3個月。術后1周及末次隨訪時，ODI及SRS-22評分均較術前顯著改善（P＜0.05）；末次隨訪和術后1周時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前計劃截骨角度為（34.2±10.5）°，術后實際截骨角度為（33.7±9.7）°，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84，P=0.42）。術后1周及末次隨訪時脊柱骨盆矢狀面參數GK、SVA、PT、LL及CBVA較術前明顯改善（P＜0.05），且達理想范圍；術后1周和末次隨訪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末次隨訪時X線片示無內固定失效及斷裂，截骨部位均獲得骨性融合。 結論通過PS軟件術前輔助截骨設計，可精確恢復ASK患者脊柱矢狀面平衡以及水平視角，有效避免矯正過度或矯正不足，獲得較好療效。
目的探討腫瘤轉移相關基因-1（MTA1）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C（VEGF-C）在食管鱗癌（ESCC）中表達及其與淋巴管生成的關系。 方法收集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遂寧市中心醫院胸心外科107例ESCC手術切除病例及56例正常食管組織的石蠟包埋組織樣本，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分別檢測MTA1、VEGF-C在ESCC中的表達；應用D2-40標記腫瘤組織中的微淋巴管內皮細胞，并計數微淋巴管密度（LVD）；同時對其與臨床病理參數的關系進行統計學分析。 結果ESCC中MTA1蛋白高表達率為50.4%，VEGF-C蛋白高表達率為58.8%，均明顯高于正常食管組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T3/T4期ESCC組中MTA1 蛋白、VEGF-C 蛋白的高表達率亦明顯高于T1/T2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MTA1 蛋白、VEGF-C 蛋白的高表達率在ESCC不同TNM分期中，經Kruskal-Wallis Test 檢驗，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ESCC中MTA1 蛋白、VEGF-C蛋白表達強度存在正相關性（Spearman系數r=0.512，P=0.000），且MTA1 蛋白、VEGF-C蛋白高表達組中LVD與MTA1蛋白、VEGF-C蛋白低表達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淋巴結轉移組中MTA1 蛋白、VEGF-C蛋白的高表達率與無淋巴結轉移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ESCC中MTA1 和VEGF-C的表達存在正相關性，其可能共同促進ESCC淋巴管生成及淋巴結轉移，兩者可能作為判斷ESCC預后的實驗室指標。
目的總結三維計算機斷層掃描（CT）影像學技術在經心尖主動脈瓣置換（TAVI）手術圍手術期評估的技術要點。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4年4月至2015年6月于我院因主動脈瓣膜病變行TAVI手術的28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12例、女16例，平均年齡（72.8±4.5）歲，所有患者均采用第二代人工生物介入瓣膜雜交手術。圍手術期均采用三維CT影像技術對主動脈瓣膜區域及心臟大血管進行全面評估主動瓣膜形態、主動脈瓣環大小、雙側冠狀動脈開口距離主動脈瓣環高度、升主動脈直徑、主動脈竇部寬度、左心室長軸切面測量左心室主動脈夾角、三維全容積圖像分析最佳造影投射角度。依據三維CT影像制定合理的手術策略包括瓣膜、預擴球囊大小選擇，最佳術中造影投射角度以及心尖部入路。 結果所有患者均成功行TAVI手術。logistic Euro-SCORE I評分26.2%±7.9%。CT 測量平均瓣環徑（24.6±1.8）mm，選擇瓣膜平均直徑（25.8±1.1）mm，平均預擴球囊直徑（23.1±1.2）mm，瓣膜均呈三葉式；其中78.6%（22/28）患者重度鈣化瓣膜，25.0%（7/28）患者不均勻鈣化。依據術前三維全容積三維圖像準確預測92.9%（26/28）患者術中造影最佳角度。患者術后平均跨瓣壓差顯著降低，與術前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54.1±15.3）mm Hg vs（13.1±8.5）mm Hg，P<0.05]。圍手術期及隨訪期間未出現死亡病例、卒中、瓣膜移位、嚴重心血管不良事件等嚴重并發癥。 結論合理運用三維CT 影像學技術是保證TAVI手術成功的關鍵，是幫助中國醫師成功開展TAVI手術的重要手段。
目的 系統評價磁共振成像（MRI）診斷肺栓塞的價值，以期為臨床決策提供依據。方法 計算機檢索PubMed、EMbase、Cochrane圖書館、CBM、CNKI和VIP等數據庫，查找MRI與金標準（CT肺血管造影）比較診斷肺栓塞的診斷性試驗，對納入研究進行資料提取并應用QUADAS條目進行方法學質量評估后，采用Meta-Disc 1.4軟件進行Meta分析，計算合并敏感度和特異度，并繪制匯總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SROC曲線）和計算曲線下面積，以評價MRI診斷肺栓塞的價值。結果 共納入6篇英文文獻，595例患者。異質性檢驗結果顯示各納入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結果顯示其合并敏感度、特異度分別為0.87［95%CI（0.80，0.91）］和0.98［95%CI（0.96，0.99）］，SROC曲線下面積（AUC）為0.988 7。結論 MRI是一種比較好的評價肺栓塞的無創性檢查方法，有較高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具有很好的臨床應用價值。
非小細胞肺癌對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EGFR-TKIs）的耐藥問題已成為研究的熱點。最近研究發現EGFR和COX-2信號通路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相互聯系和作用，抑制COX-2信號通路能否提高EGFR-TKIs的治療效果成為目前的熱點。本文以此為基礎，全面介紹聯合抑制COX-2與EGFR信號通路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治療中應用的研究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