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索保留自體頭臂血管的孫氏手術在治療急性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中的手術技術要點及手術適應證。 方法 2011 年 8 月至 2013 年 10 月我院連續收治 28 例急性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均腋動脈插管，中低溫選擇順行性腦灌注下行兩血管片法保留自體頭臂血管的孫氏手術，其中男 23 例、女 5 例，年齡 29～62 （47±8） 歲。其中高血壓病患者 26 例，馬方綜合征患者 2 例，同期行主動脈根部置換術（Bentall 術）4 例，Bentall+二尖瓣置換術（MVR） 1 例，主動脈竇成形 6 例。 結果 體外循環時間（167±35）min，主動脈阻斷時間（80±22）min，選擇性腦灌注時間 (29±5) min，本組住院死亡 1 例，主要死亡原因為術后急性肝衰竭；神經系統并發癥 2 例，患者 1 周后延遲蘇醒，經治療后痊愈出院。患者出院前均行主動脈 CTA 檢查，自體頭臂動脈顯影清晰，周圍無造影劑外溢，降主動脈真腔較術前明顯擴大，25 例患者支架段假腔完全血栓化，2 例出現內漏。對 27 例患者隨訪 47（36～62）個月：其中 1 例因胸腹主動脈擴張行全胸腹主動脈置換換術，1 例術后 2 年余因支架人工血管遠端血管破裂急診行主動脈腔內隔絕術。 結論 對于頭臂動脈未受累及的急性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保留自體頭臂血管的孫氏手術安全有效，手術死亡及相關并發癥發生率較低，近中期結果良好。
目的分析合并冠狀動脈支架植入的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的外科治療方式，探討其手術技術及手術時機。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6年4月—2019年7月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連續收治19例合并冠狀動脈支架植入的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16例、女3例，年齡35～66（54±7）歲。 結果19例患者中急性主動脈夾層11例。AC型（DeBakey Ⅰ型）主動脈夾層15例，AS型（DeBakey Ⅱ型）4例。AC型患者中行孫氏手術（全弓置換+支架象鼻手術）10例，部分弓置換5例；19例患者中同期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7例，二尖瓣置換術1例；4例患者術中取出位于右冠開口的支架。本組住院死亡1例，主因術前合并臟器灌注不良，術后死于多臟器功能衰竭。18例患者經治療后痊愈出院，平均隨訪30（18～56）個月，其中1例因冠狀動脈吻合口漏行二次漏修補術，1例因遠端夾層新發破口行胸主動脈腔內修復，1例因左主干支架閉塞急診行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1例因髂動脈閉塞行股股轉流。 結論合并冠狀動脈支架植入的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中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術中導致的主動脈夾層同期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的概率大，對于廣泛受累的 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應當積極手術治療。
目的評估歐洲心臟手術風險評估系統Ⅱ（european system for cardiac operative risk evaluation Ⅱ，EuroSCORE Ⅱ）預測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孫氏手術（全主動脈弓置換+支架象鼻手術）后院內死亡及住ICU時間延長的有效性。 方法回顧性分析2009年2月至2012年2月北京安貞醫院384例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的臨床資料。急性主動脈夾層228例（59.38%）。根據EuroSCORE Ⅱ預測術后死亡率將患者分為低危、中危、高危、極高危組。低危組296例（女52例），平均年齡（45.39±10.75）歲；中危組70例（女19例），平均年齡（47.67±11.26）歲；高危組13例（女5例），平均年齡（53.08±4.94）歲；極高危組5例（女1例)，平均年齡（41.60±11.08）歲。手術方式均為中度低溫停循環+選擇性腦灌注下行孫氏手術。采用EuroSCORE Ⅱ預測患者術后死亡率及住ICU時間延長。 結果院內死亡率為8.07%（31/384）。平均住ICU時間為3.06 d，42例住ICU時間≥7 d。對于低危組，EuroSCORE Ⅱ預測死亡率低于實際死亡率；對于中危、高危、極高危組，預測死亡率高于實際死亡率。EuroSCORE Ⅱ預測術后死亡、住ICU時間延長的區分度不佳，ROC曲線下面積分別為0.49和0.52，預測術后死亡、住ICU時間延長校正能力亦不佳（P<0.001）。 結論EuroSCORE Ⅱ對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孫氏手術后院內死亡及住ICU時間延長的預測效能不佳。目前亟需專門針對A型主動脈夾層手術的風險評估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