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例1女，38歲。既往有異食癖，曾食毛發、硬幣，并因胃毛發結石行胃切開取石術。后因反復中上腹隱痛于11年前因“胃潰瘍”行胃大部切除術（畢Ⅰ式）。術后3年患者一直受腹痛困擾，并伴間歇性惡心、嘔吐。臨床表現神情異常憔悴，必須應用止痛劑才能緩解癥狀，故對此依賴。病例2女，42歲。既往有精神錯亂、癔病發作及上腹疼痛史。曾因十二指腸球部潰瘍出血而行胃大部切除術（畢Ⅱ式）。術后一直腹痛，間斷出現不明原因惡心、嘔吐。明顯消瘦，肌肉注射止痛劑，如強痛定（≥200 mg/d）可迅速緩解癥狀。因療效不持久需長期維持，對止痛劑依賴。
對162例經手術和病理證實的胃癌患者血中的腫瘤標記物CEA、CA19-9、CA72-4及幽門螺旋桿菌(HP)抗體進行了測定，并以90例非腫瘤患者作為對照。結果： 胃癌組患者CEA、CA19-9及CA72-4的敏感性分別為24.0%、35.5%和21.9%，特異性分別為93%、77%和100%；陽性預測值(擬然比)分別為85.7%(3.24)、78.6%(1.52)和100%(0)，陰性預測值(擬然比)分別為39.9%(0.28)、33.0%(0.84)和38.9%(0.78)。CA19-9及CA72-4的含量隨腫瘤直徑的增大而明顯增高(Ｐ＜0.05)；當腫瘤浸潤深度增加時，CA19-9含量也顯著增高(Ｐ＜0.05)。在淋巴結轉移率＞50%或有遠處轉移的患者，其CEA、CA72-4及CA19-9含量顯著增加；在腫瘤分化差的患者，這3種腫瘤標記物的含量均明顯高于對照組(Ｐ＜0.05)。胃癌患者HP抗體陽性率為54%，對照組為22%(χ2＝23.319，Ｐ＜0.001；比數比為3.75，95%可信限為2.11～5.41，Ｐ＜0.01)。結論： CEA、CA19-9及CA72-4在胃癌的診斷性試驗中特異性高而敏感性低；CEA、CA19-9及CA72-4的含量與腫瘤直徑、浸潤深度、淋巴結和遠處的轉移及腫瘤的分化程度密切相關；HP的感染與胃癌的發生有一定關系。
為探討不同麻醉下膽囊切除術對術后胃腸動力的影響，采用胃腸測壓法記錄胃腸移行性動力復合波(MMC)，對20例單純膽囊切除術患者(全麻和硬膜外麻醉各10例)術后早期的胃腸動力變化進行了觀察。結果：兩組病例術后早期MMC活動均消失，術后胃腸動力的恢復遠較傳統認為的快。術后0.5～2小時小腸MMC重新出現，胃MMC在術后5.5～14小時恢復，術后22～43小時MMC完全恢復正常。進食能使術后早期MMC轉變為消化期活動形式。比較兩組患者術后胃腸動力恢復的各項指標發現，在全麻或硬膜外麻醉下進行手術，其術后胃腸動力的恢復過程無明顯差異。
目的 分析自身免疫性胰腺炎（AIP）手術治療后的生化改變，并初步探討術后激素治療策略。方法 回顧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11年10月期間中山醫院普外科接受手術治療的6例AIP患者，其中4例患者因術前誤診為惡性腫瘤行切除術，2例術中穿刺證實為AIP行膽腸內引流術。2例行內引流術的AIP患者及1例行切除術的AIP患者術后予以潑尼松治療。所有病例檢查術前CA19-9水平；檢測圍手術期（術前1d，術后1d、4d及7d）肝功能，包括總膽紅素（TB）、直接膽紅素（DB）、γ-谷氨酰轉移酶（γ-GT）及γ-球蛋白（γ-GLB）；部分病例在術后檢測了IgG或IgG4；隨訪CT或MRI檢查評價胰腺病變緩解情況。結果 6例AIP患者術前的CA19-9水平正常或輕度升高。5例主要病變在胰頭的AIP患者，術前γ-GT均明顯升高。1例胰體尾局限性AIP，由于膽總管未累及，圍手術期的TB/DB、γ-GT均在正常范圍；另外5例AIP患者，病變主要集中在胰頭，不管是行胰十二指腸切除術或者行內引流術，雖在術后1d或術后4d可能會出現一過性的TB/DB升高，但在術后7d可降到術前水平以下或正常水平；而γ-GT也表現為下降的趨勢。6例AIP患者術前γ-GLB均升高；4例行切除術的患者，術后γ-GLB呈現一種下降趨勢，而2例僅行內引流術的AIP患者，術后γ-GLB始終高于術前水平。4例AIP患者檢測了IgG，僅1例AIP患者檢測了IgG4，均高于正常。CT復查可發現胰腺腫脹程度較治療前明顯緩解。結論 AIP患者施行手術后是否采取激素治療，要綜合參考γ-GLB、手術方式及有無胰外表現，CT或MRI等影像學改變是評估激素治療后效果的客觀指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