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床上，覺醒事件主要由睡眠技師手動標注，該方法耗時，且主觀性強。本研究通過構建基于多尺度卷積和自注意力的卷積神經網絡，用1 min單通道腦電信號作為模型的輸入，實現端到端的覺醒事件自動檢測。研究結果表明，相較于基線模型，本文所提出的方法的精確召回曲線下面積和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下面積均提升約7%。此外，單模態和多模態對比結果顯示，單通道腦電信號可實現覺醒事件的有效檢測，而簡單的多種模態拼接不能提升模型的性能。最后，基于本文所提出的模型，本研究在同一數據庫上又實現了自動睡眠分期（平均準確率73%），展示了模型較好的擴展性。本研究為實現可靠的便攜式睡眠監測提供了解決方案，同時任務遷移的使用也為臨床睡眠數據的自動分析開辟了新道路。
目的研究纖維蛋白原與白蛋白比值（fibrinogen-albumin-ratio，FAR）在成人體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出血并發癥中的臨床價值。方法回顧性收集2018—2020年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收治的成人ECMO患者的臨床資料，采用邏輯回歸分析來討論FAR與出血的關系、出血和死亡危險因素，使用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和曲線下方面積（area under curve，AUC）分析FAR的預測能力。 結果共納入125例患者，其中男85例、女40例，年齡46.00（31.50，55.50）歲。58例患者接受靜脈-動脈脈體外膜肺氧合（veno-arterial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VA-ECMO）治療，67例患者接受靜脈-靜脈體外膜肺氧合（veno-venous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VV-ECMO）治療。發生出血49例，與未出血組相比，出血組乳酸水平較高（P=0.026），上機前和上機24 h血小板計數較低（P=0.031、0.020）,上機24 h纖維蛋白原水平較低（P=0.049），心肌炎患者比例更高（P=0.017）。ECMO支持模式亞組分析結果顯示VA-ECMO亞組較高的D-二聚體、全血乳酸和較低的上機前FAR、上機24 h FAR與出血相關（P=0.017、0.011、0.033、0.005）。上機24 h FAR與VA-ECMO患者出血獨立相關（P=0.048），AUC為0.714，預測出血發生的最佳截斷值為55.73；根據這個最佳截斷值，將患者進一步分為高危組（≤55.73，n=25）和低危組（> 55.73，n=33）。與低風險組相比，高危組中出血的發生率更高（未經調整的P=0.002；多變量調整的P=0.013）。VV-ECMO亞組FAR與出血無相關性（P均>0.05）。結論較低的上機24 h FAR是VA-ECMO患者出血的危險因素，診斷臨界值為55.73。
本文研究了快速制動條件下頸部肌肉的主動力特性，可為減少艦載機攔阻著艦時飛行員頸部損傷提供理論支撐。通過開展模擬快速制動條件下的靜態加載和實車制動實驗，采集受試者頭頸部運動狀態和頸部肌肉肌電信號，分析頸部肌肉主動力響應特點。結果發現頸部肌肉預緊時頭頸部前屈時間推遲、幅度減小；頸部在極限位置持續時間減少，向座椅方向恢復更快；斜方肌比胸鎖乳突肌肌電信號更高，可能發揮了更大作用。上述結果提示飛行員在實際制動飛行中可通過預緊頸部肌肉以降低頸部損傷，可以考慮設計頸部肌肉預緊相關裝具。
目的探討顱內間變性孤立性纖維性腫瘤（solitary fibrous tumor，SFT）/血管周細胞瘤（hemangiopericytoma，HPC）的臨床病理特征及發生肝轉移后的診斷及治療。方法回顧性收集蘭州大學第二醫院 2003–2019 年期間收治且經手術治療后出現肝臟及其他器官轉移的顱內間變性 SFT/HPC 患者的臨床病理資料。結果3 例顱內間變性 SFT/HPC 患者均接受手術切除且術后輔以常規放療。初次干預治療后有 2 例患者分別于術后 10 年和 7 年復發，3 例患者分別于初次干預治療后 11、7、6 年出現肝臟轉移，其中有 1 例同時伴子宮、肺及椎體轉移。結論顱內間變性 SFT/HPC 具有高復發和極易顱外轉移的風險，肝臟是其常見的轉移靶器官，初始干預后肝轉移具有延遲性，需要長期密切隨訪。
目的探討腹腔鏡直腸癌根治術的手術路徑及應用前景。方法回顧性分析我院2003年7月至2010年12月期間行腹腔鏡直腸癌根治術的433例患者的臨床資料，結合文獻復習，討論腹腔鏡直腸癌根治手術的路徑選擇及發展前景。 結果行手助腹腔鏡手術5例（1.2%），完全腹腔鏡手術（Dixon手術需做左下腹小切口取出標本，Miles手術利用會陰切口取出標本）412例(95.2%)，腹部免切口肛門拖出式吻合手術16例(3.7%)。中轉開腹手術11例（2.5%）。 290例（67.0%）患者獲得隨訪，隨訪時間1～6 年，平均27年,發現吻合口或盆腔腫瘤復發7例（2.4%），遠處轉移22例（7.6%），死亡46例（15.9%），無戳孔轉移發生。 結論四孔腹腔鏡技術仍是臨床應用的主流； 規范化的腹腔鏡直腸癌根治術是保證療效和操作便利的前提； 單孔或經自然腔道的直腸癌根治術是手術進一步微創化的探索方向。
目的對比是否保留后方韌帶復合體（posterior ligamentous complex，PLC）的椎板開窗減壓與全椎板切除減壓腰椎融合術的遠期臨床療效。 方法回顧分析 2000 年 1 月—2005 年 1 月收治的下腰椎單節段退變性疾病行腰椎融合術并隨訪 10 年以上的 89 例患者臨床資料。根據手術方式不同分為 2 組，A 組 33 例采用椎板開窗減壓、椎間融合內固定術，B 組 56 例采用全椎板切除減壓、內固定融合術。兩組患者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病變類型、病程、病變節段及術前日本骨科協會（JOA）評分、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腰椎前凸 Cobb 角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術后采用 JOA 下腰痛 29 分評分標準評價臨床療效，采用 VAS 評分評價疼痛改善情況，并記錄末次隨訪時相鄰節段退變（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ASD）發生情況。 結果兩組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10～17 年，平均 12.6 年。A 組 3 例（9.1%）、B 組 5 例（8.9%）出現腦脊液漏，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01，P=0.979）。兩組均無感染、神經根損傷及內固定物松動、移位等并發癥發生。兩組均獲得椎間融合，A、B 組融合時間分別為（3.4±1.2）、（3.7±1.6）個月，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420，P=0.676）。末次隨訪時兩組 JOA 評分、VAS 評分較術前顯著改善（P<0.05）；A 組手術前后腰椎前凸 Cobb 角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293，P=0.772），B 組末次隨訪時腰椎前凸 Cobb 角較術前顯著丟失（t=14.920，P=0.000）。末次隨訪時 A 組 VAS 評分及腰椎前凸 Cobb 角均優于 B 組（P<0.05）；兩組 JOA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217，P=0.828）。A、B 組分別有 3 例（9.1%）和 21 例（37.5%）出現 ASD，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509，P=0.004）。 結論兩組均有滿意的遠期臨床療效，但在維持腰椎前凸和減少 ASD 發生率方面，保留 PLC 的腰椎融合術優于切除 PLC 的全椎板切除腰椎融合術。
目的探討采用極外側穿刺法經單側穿刺、雙側注入骨水泥行經皮椎體成形術（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PVP）治療骨質疏松性椎體壓縮骨折（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OVCF）的臨床療效。方法 回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收治的符合選擇標準的 156 例 OVCF 患者臨床資料，均采用單側穿刺行 PVP 治療。根據穿刺方法不同分為兩組，A 組 72 例，采用極外側穿刺法經單側穿刺、雙側注入骨水泥；B 組 84 例，采用經椎弓根入路單側穿刺注入骨水泥。兩組患者性別、年齡、體質量、骨密度、病變節段及病程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記錄并比較兩組患者射線暴露時間、手術時間、骨水泥注入量，觀察并記錄骨水泥漏發生率、手術前后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及局部 Cobb 角。結果 兩組射線暴露時間及手術時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 A 組骨水泥注入量明顯多于 B 組（t=20.024，P=0.000）。兩組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24～32 個月，平均 26.7 個月。A、B 組分別有 9 例（12.5%）和 10 例（11.9%）發生骨水泥滲漏，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13，P=0.910）；兩組骨水泥滲漏均未導致神經癥狀和不適。兩組術后 VAS 評分均較術前顯著改善（P<0.05）；A 組手術前后各時間點局部 Cobb 角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B 組術后 2 年局部 Cobb 角與其他各時間點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除術后 2 年 A 組 VAS 評分和局部 Cobb 角顯著優于 B 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外，其余手術前后各時間點兩組 VAS 評分和局部 Cobb 角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應用極外側穿刺法經單側穿刺、雙側注入骨水泥技術行 PVP 治療 OVCF 簡便、安全、可行，與經椎弓根入路單側穿刺法比較，在不延長手術時間和射線暴露時間的前提下，可使骨水泥在椎體內雙側分布，具有遠期傷椎局部 Cobb 角丟失少的優點。
目的探討應用超聲骨刀行改良棘突椎板韌帶復合體（posterior ligament complex，PLC）回植術治療原發性胸椎管內良性腫瘤的可行性及療效。方法回顧分析 2014 年 3 月—2016 年 3 月收治并獲完整隨訪的 38 例原發性胸椎管內良性腫瘤患者臨床資料。其中男 16 例，女 22 例；年齡 21～72 歲，平均 47.1 歲。病程 6～57 個月，平均 32.6 個月。病理檢查示神經鞘瘤 24 例、脊膜瘤 6 例、室管膜瘤 4 例、脂肪瘤 2 例、皮樣囊腫 2 例。病變位于單節段 18 例，雙節段 15 例，3 節段 5 例；腫物長度 0.7～6.5 cm，腫瘤與脊髓、馬尾及神經根存在界限。術前日本骨科協會（JOA）評分為（12.2±2.3）分，胸椎 Cobb 角為（11.7±2.7）°。采用超聲骨刀行改良 PLC 回植、顯微鏡下腫瘤切除術。術中保留一側棘上、棘間韌帶連續性，將 PLC 向側方掀起顯露，顯微鏡下摘除腫瘤后將帶蒂 PLC 原位回植，雙側微型重建鈦板固定。術后行 X 線片、CT 及 MRI 檢查，觀察脊柱穩定性、椎管成形及腫瘤切除情況，采用 JOA 評分進行臨床效果評定。結果手術時間為 56～142 min，平均 77.1 min；術中出血量為 110～370 mL，平均 217.2 mL。所有患者腫瘤完整切除，切口愈合良好。3 例出現腦脊液漏，無脊髓損傷、感染等相關并發癥發生。38 例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24～28 個月，平均 27.2 個月。隨訪期間無內固定物松動移位及其他相關并發癥發生。末次隨訪時 X 線片復查未見脊柱側后凸畸形及失穩征象；CT 復查椎板無移位及繼發椎管容積減小，椎板均骨性愈合；MRI 示腫瘤無復發。末次隨訪時，胸椎 Cobb 角為（12.3±4.1）°，與術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753，P=0.456）；JOA 評分為（23.7±3.8）分，與術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5.960，P=0.000）；其中優 14 例、良 18 例、中 6 例，優良率 84.2%。結論應用超聲骨刀行改良 PLC 回植、微型重建鈦板內固定術治療原發性胸椎管內良性腫瘤，可恢復椎管正常解剖，操作安全，患者可早期活動，療效較好。
目的評估手術對慢傳輸型便秘（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STC）患者排便功能及生活質量方面的改善情況。方法前瞻性分析筆者所在科室 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7 月期間行全（次全）結腸切除術治療 29 例 STC 患者的基本資料。記錄患者術前及術后 1 年的癥狀與治療結局。通過分析每周排便次數、腹痛、腹脹、排便費勁、瀉劑使用及灌腸情況并利用 Wexner 便秘評分評估排便功能；利用胃腸道生活質量量表與 SF-36 健康調查問卷評價患者的生活質量變化。結果術后 1 年隨訪，93.1%（27/29）的 STC 患者認為其健康狀況從手術中獲益。與術前相比，術后 1 年每周排便次數顯著增加 ［（31.6±19.9）次/周比（1.2±0.6）次/周，P<0.05］；術后 1 年腹脹、排便費勁、瀉劑使用及灌腸情況顯著改善（P<0.05）；術后 1 年 Wexner 便秘評分顯著下降 ［（5.7±3.4）分比（20.3±0.6）分，P<0.05］；術后 1 年胃腸道生活質量量表評分顯著提高［（120.7±20.4）分比（78.6±17.3）分，P<0.05］；術后 1 年 SF-36 健康調查結果顯示，在生理職能、情感職能、軀體疼痛、精力、精神健康狀況、社會功能及一般健康狀況 7 個方面顯著改善（P<0.05）。結論全（次全）結腸切除術可顯著改善 STC 患者術前的便秘癥狀，提高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