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綜述肝癌合并門靜脈癌栓（PVTT）的治療現狀，以進一步提高其療效。方法 通過文獻檢索對近年來與肝癌合并PVTT有關的治療方法和治療效果進行總結。結果 PVTT是肝癌的常見合并癥，其治療方法有外科手術切除、肝動脈栓塞和化療、經門靜脈治療、放射性治療、各種消融治療、分子靶向治療等；肝癌合并PVTT患者的手術切除率低，治療困難且預后差，療效有待提高。結論 肝癌合并PVTT的治療應以手術為主，多學科、多手段聯合治療，并根據患者的病情及癌栓的情況進行個體化和序貫性的綜合治療，以提高肝癌合并PVTT患者的生存率。
目的 應用中華眼鏡蛇蛇毒因子 (CVF)消耗補體，觀察豚鼠心臟在移植入 Wistar大鼠腹腔內后對超急性排斥反應的變化。方法 按 0.2 μg/ g體重 CVF大鼠腹腔內分兩次間隔6小時注射，18小時后進行心臟移植。脾切除及腹腔內注射環磷酰胺 (Cy)均在移植前一天進行。設計分為四組 :A組為對照組，不用任何藥物 ;B組僅用 CVF;C組應用 CVF+ Cy+脾切除;D組為Cy+脾切除。Cy的用量為 60 mg/kg體重腹腔內注射。檢測各組受體的供心存活時間，并在供心停跳后取出行光鏡、電鏡檢查。結果 A、B、C、D各組供心存活時間分別為15～3120分鐘。供心存活時間的統計學分析 :A組與 B、C兩組比較 P值 lt;0.01，A組與 D組比較，B組與 C組比較 P值 gt;0.05，B組與 D組比較，C組與 D組比較 P值 lt;0.01。光鏡、電鏡結果提示 :B、C組與 A、D組有明顯不同。結論 CVF能明顯抑制補體活性，減輕或延緩超急性排斥反應的發生，使供體器官存活時間延長。 CVF具有異種器官移植的基礎研究和臨床開發意義。
目的 通過建立不同體積供肝的大鼠肝移植模型，探索邊緣性體積供肝大小的適宜范圍，為研究小肝綜合征的發病機理及防治措施提供一種易于復制的小動物模型。方法 將192只大鼠隨機分為全肝移植組、半肝移植組、小體積供肝移植組及超小體積供肝移植組，每組48只，分別建立全肝、半肝、小體積供肝和超小體積供肝的大鼠肝移植模型。移植術后，4組各抽取24只大鼠用于觀察存活率；抽取12只大鼠于移植術前，移植術后5、15、30、45及60min測定門靜脈壓力；另12只大鼠于術后24h測定谷丙轉氨酶（ALT）水平。結果 全肝移植組的7d累積生存率為100% （24/24），半肝移植組為87.5% （21/24），小體積供肝移植組為37.5%（9/24），超小體積供肝移植組均于術后48h內死亡。全肝移植組術中開放門靜脈后，60min內其門靜脈壓力穩定；半肝移植組大鼠在開放門靜脈后，其門脈壓力雖有小幅升高，但仍保持相對穩定；而小體積供肝移植組和超小體積供肝移植組開放門靜脈后，其門靜脈壓力均顯著升高，15min時均達到高峰，之后該2組的門靜脈壓力開始回落，至45～60min時逐漸穩定。供肝的體積大小與開放門靜脈后5 （r=-0.942）、15 （r=-0.947）、30 （r=-0.900）、45 （r=-0.825）和60min （r=-0.705）時的門靜脈壓力均呈負相關關系（P＜0.001）。肝移植術后24 h，全肝移植組和半肝移植組ALT水平均低于小體積供肝移植組及超小體積供肝移植組（P＜0.05），且小體積供肝移植組ALT水平低于超小體積供肝移植組（P＜0.05）。供肝體積的大小與大鼠移植術后的ALT水平呈負相關關系（r=-0.685，P＜0.001）。結論 大鼠部分肝移植模型中，供肝與受體標準肝臟體積比（GV/SLV）的安全界限為50%，GV/SLV為30%～35%的供肝可視為邊緣性體積供肝，小于30%的供肝可視為超小體積供肝。
目的 探討熱休克蛋白60（heat shock protein 60，HSP60）對小鼠移植皮片成活的影響及其機制。 方 法 選用60 只C57BL/6（H-2b）小鼠為受體，45 只BALB/C（H-2d）小鼠、15 只CBA/N（H-2k）為供體，均為8 ～ 12周齡近交系雌性小鼠。受體小鼠剪下1 cm × 1 cm 全層皮膚，干紗布清創，即為植床；隨機分為4 組，每組15 只。A 組：無菌取供體BALB/C（H-2d）小鼠背部1 cm × 1 cm 全層皮片，刮去皮下組織后移植至受體小鼠背部；B 組：受體小鼠背部皮下注射0.1 mL 不完全弗氏佐劑（imcompleted Freund’s adjuvant，IFA），2 周后行BALB/C（H-2d）小鼠皮膚移植；C 組：受體小鼠背部皮下注射經0.1 mL IFA 乳化后的50 μg HSP60，2 周后行BALB/C（H-2d）小鼠皮膚移植；D 組：受體小鼠背部皮下注射經0.1 mL IFA 乳化后的50 μg HSP60，2 周后行CBA/N（H-2k）小鼠皮膚移植。B、C、D 組供體皮膚移植方法同A 組。術后觀察移植皮片成活時間；移植術后7、25 d 行單向混合淋巴細胞反應及混合淋巴細胞培養上清液細胞因子檢測；術后7 d 行遲發型超敏反應測定。 結果 A、B、C、D 組移植皮片成活時間分別為（12.4 ± 0.5）、（11.6 ± 0.8）、（29.3 ± 2.6）及（27.6 ± 2.1） d；A、B 組與C、D 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lt; 0.05），A、B 組間及C、D 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皮膚移植術后7 d，A、B、C、D 組混合淋巴細胞反應每分鐘放射脈沖數（counts of per minute impulse，cmp）值分別為12 836 ± 1 357、11 876 ± 1 265、6 581 ± 573 及6 843 ± 612；A、B 組與C、D 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lt; 0.05）；A、B 組間及C、D 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術后25 d，各組cpm 值分別為13 286 ± 1 498、12 960 ± 1 376、11 936 ± 1 265 及12 374 ± 1 269，各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皮膚移植術后7 d，C、D 組混合淋巴細胞培養上清液IL-10 高于A、B 組，IL-2、干擾素γ（interferon γ，IFN-γ）低于A、B 組（P lt; 0.05），A、B 組間及C、D 組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 ；術后25 d，各組IL-2、IL-10 及IFN-γ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皮膚移植術后7 d，A、B、C、D組受體小鼠對供體小鼠脾細胞的遲發型超敏反應為（0.84 ± 0.09 ）、（0.81 ± 0.07）、（0.43 ± 0.05）及（0.46 ± 0.03）mm；A、B組與C、D 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lt; 0.05），A、B 組間及C、D 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 結論 HSP60對免疫耐受的誘導和維持有一定作用。
的探討一套高效液相色譜電化學系統檢測尿8羥基脫氧鳥苷(8OHdG)水平的方法學。方法采用ESA 5600 Coularray系統檢測廣西扶綏縣肝癌戶人群21例及南寧市對照人群63例尿8OHdG水平。結果8OHdG峰與雜質峰分離良好； 8OHdG濃度在0.01～15 ng/ml間呈良好線性； 保留時間、標樣和內對照的重復性試驗的批內差異(CV)均小于8%； 標樣(F=0.002, P=1.000)和內對照(F=2.965, P=0.082)的重復性試驗的批間差異經方差分析均無顯著性意義。采用上述方法測得84例總的尿8OHdG水平為（5.26±0.41）ng/mg肌酐，高于同類研究的檢測值〔（4.62±0.091）ng/mg肌酐, n=32〕，但兩地人群間尿8OHdG水平差異無顯著性意義。結論這是對肝癌高發區高危人群氧化性DNA損傷的首次報告。通過謹慎設計試驗和優化試驗參數，該系統對8OHdG峰的分離優于以往報告，適用于尿8OHdG的高通量定量分析，可應用于人群氧化性ＤＮＡ損傷的研究。
目的探討超聲引導下穿刺置管聯合膽道鏡清創引流在嚴重腹腔感染患者中的臨床應用價值。方法對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間筆者所在醫院收治的 7 例嚴重腹腔感染患者施行了在超聲引導下穿刺置管聯合膽道鏡直視下清創及置管引流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在超聲引導下穿刺置管以建立竇道口，膽道鏡沿成型后的竇道進入感染灶，在直視下對膿液及壞死組織進行清創，最后在膽道鏡協助下置入引流管。結果7 例患者中有 6 例采用此方法獲得治愈出院，1 例因病情未改善而轉開腹手術，未發生膽道鏡操作相關的并發癥。隨訪至 2019 年 6 月 28 日，7 例患者均健在，返院復查均未發現感染灶殘留或復發。結論超聲引導下穿刺置管聯合膽道鏡清創及引流治療嚴重腹腔感染的操作簡便、安全，臨床效果良好，可作為嚴重腹腔感染治療的一種手段或開腹手術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