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當前版本華西腸癌數據庫（Database from Colorectal Cancer，DACCA）中結直腸癌患者居住地與新輔助治療的依從性、方案決策和療效的關系。方法根據制定的篩選條件，從2022年6月29日更新版DACCA中收集符合研究條件的結直腸癌患者，按居住地分為四川省內和四川省外（后文簡稱“省內和省外”）以及四川省內的成都市內與成都市外（后文簡稱“市內和市外”）進行分析，了解不同居住地結直腸癌患者對新輔助治療的依從性、方案決策及療效（療效指標包括癌標志物癌胚抗原、癥狀變化及影像變化）的差異。結果本研究共收集到符合篩選條件的數據3 574條，其中省內3 142條（87.91%）、省外432條（12.09%）；市內1 340條（42.65%）、市外1 802條（57.35%）。① 對于新輔助治療的依從性：省內和省外以及市內和市外患者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0.299，P=0.585；χ2=3.109，P=0.078）。② 對于新輔助治療的方案決策的影響：是否加靶向治療方面，省內和省外患者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047，P=0.025），而市內和市外患者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91，P=0.762）；是否加放射治療方面，省內和省外以及市內和市外患者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2.215，P=0.137；χ2=2.964，P=0.085）；在新輔助化療強度方面，省內和省外患者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2.472，P=0.002），而市內和市外患者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2.488，P=0.288）。③ 對于治療效果：癌胚抗原變化，在省內和省外以及市內和市外患者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H=1.762，P=0.184；H=3.531，P=0.060）；癥狀變化按“緩解”和“未緩解”進行二分類分析時，省內和省外患者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896，P=0.048），市內和市外患者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16，P=0.900）；影像變化分為“緩解”和“未緩解”進行二分類分析時，市內和市外患者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975，P=0.005），而省內和省外患者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63，P=0.802）。結論本研究通過DACCA中的數據分析發現，對新輔助治療的依從性、治療后的癌胚抗原變化方面，居住地不同的結直腸癌患者間未見有統計學意義的差異，但發現在新輔助治療的方案決策中省內和省外患者對新輔助化療方案中是否加靶向治療和化療強度選擇不同，此外，在結直腸癌新輔助治療療效評價指標中，省內患者的癥狀變化較省外患者更好，市內患者的影像變化較市外患者更好。
目的 分析目前版本的華西腸癌數據庫（Database from Colorectal Cancer， DACCA）中，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作為區域性中心所服務的結直腸患者人群的居住地與腫瘤學特征的關系。 方法 本次數據分析選取的DACCA版本為2022年1月5日更新版，其中分析的數據項目包括：居住地、癌前病變、癌家族史、腫瘤部位、腫瘤形態、腫瘤方位、腫瘤病理學性質、腫瘤分化程度和術前 TNM 分期。根據數據庫中結直腸癌患者居住地的區域分布劃分為四川組和非四川組，四川組又分為四川成都組和四川非成都組。 結果 按照條件篩選DACCA數據庫獲得7 232條有效數據。① 不同居住地癌前病變的構成比：四川組與非四川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4.462，P=0.003)，四川成都組與四川非成都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7.591，P=0.101)。② 不同居住地癌家族史的構成比：在本人癌家族史中，四川組與非四川組以及四川成都組與四川非成都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1.121，P=0.606；χ2=1.047，P=0.621)；在親屬癌家族史中，四川組與非四川組以及四川成都組與四川非成都組的親屬癌家族史中不同腫瘤病史構成比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0.813，P=0.692；χ2=2.696，P=0.262）。③ 不同居住地腫瘤部位構成比：四川組和非四川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476，P=0.490），四川成都組和四川非成都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6.216，P<0.001）。④ 不同居住地腫瘤形態構成比：四川組和非四川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9.560，P<0.001），四川成都組和四川非成都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5.377，P=0.247）。⑤ 不同居住地腫瘤方位構成比：四川組與非四川組以及四川成都組與四川非成都組之間腫瘤方位的構成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17.484，P=0.005；χ2=26.820，P<0.001）。⑥ 不同居住地腫瘤病理學性質構成比：四川組與非四川組以及四川成都組和四川非成都組CRC患者的病理學性質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8.136，P=0.408；χ2=7.278，P=0.506）。⑦ 不同居住地腫瘤分化程度構成比：四川組與非四川組以及四川成都組和四川非成都組之間，腫瘤不同分化程度的構成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H=0.289，P=0.591；H=0.156，P=0.693）。⑧ 不同居住地術前腫瘤TNM 分期構成比：四川組與非四川組之間，CRC患者術前 TNM 分期的構成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H=8.023，P=0.005）；四川成都組與四川非成都組之間，CRC患者術前 TNM 分期的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H=0.218，P=0.640）。 結論 通過DACCA中的數據分析發現，結直腸癌患者的居住地與腫瘤學特征存在多種關聯。不同居住地的結直腸癌患者的癌前病變種類構成存在差異；在癌家族史中結直腸癌的比例更高；從腫瘤發生部位來看，腫瘤位于直腸的占比高于結腸；在各地區腫瘤形態構成中，均為潰瘍型最多；結直腸癌患者的腫瘤方位構成不同，累及腸壁1圈者最多；大多數結直腸癌患者發現腫瘤時已是中晚期，非四川省的中晚期患者所占比例更高。
目的系統評價經導管肝動脈化療栓塞（TACE）聯合槐耳顆粒治療原發性肝癌的療效與安全性。方法通過計算機檢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萬方、知網、維普數據庫中有關槐耳顆粒聯合 TACE 治療（槐耳顆粒+TACE 組）與單獨使用 TACE（TACE 組）治療原發性肝癌的隨機對照試驗研究文獻，提取近期療效（客觀緩解率、疾病控制率）、6 和 12 個月生存率、免疫功能變化、不良反應等指標，采用 RevMan 5.3 軟件進行 meta 分析。結果最終納入 15 篇文獻共 1 781 例患者，其中槐耳顆粒+TACE 組 876 例，TACE 組 905 例。meta 分析結果顯示，槐耳顆粒+TACE 組患者客觀緩解率、疾病控制率、6 和 12 個月生存率均明顯高于 TACE 組（P<0.05），2 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槐耳顆粒+TACE 組的CD4 +/CD8 +比值明顯高于 TACE 組（P<0.05）。結論從本 meta 分析結果看，槐耳顆粒聯合 TACE 能提高原發性肝癌的治療效果，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
目的分析當前版本華西腸癌數據庫（Database from Colorectal Cancer，DACCA）中結直腸癌患者的文化程度與新輔助方案決策和治療效果的關系。方法根據制定的篩選條件，從2022年6月29日更新版DACCA中收集符合條件的結直腸癌患者，并按文化程度分為未受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四類，分析不同文化程度的結直腸癌患者在新輔助方案決策、癌標志物變化、癥狀變化、大體變化、影像變化和腫瘤消退分級方面的差異。結果共收集到符合篩選條件的數據2 816條，其中未受教育者138條、初等教育者777條、中等教育者1 414條、高等教育者487條。分析結果發現，不同文化程度的結直腸癌患者在選擇新輔助治療方案時的分布情況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0.937，P<0.001），體現在未受教育者選擇單純化療方案者最高，而高等教育者在選擇聯合靶向治療的新輔助方案者占比最高，而從治療效果上看，不同文化程度的結直腸癌患者接受新輔助治療后的癌標志物變化（H=4.795，P=0.187）、癥狀變化（H=1.722，P=0.632）、大體變化（H=2.524，P=0.471）、影像變化（H=2.843，P=0.416）和腫瘤消退分級（H=2.346，P=0.504）結局構成比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結論通過 DACCA中的數據分析發現，結直腸癌患者的文化程度會影響新輔助方案的選擇，然而未發現文化程度與結直腸癌患者新輔助治療前后患者療效變化有關，需要進一步分析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