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調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支氣管哮喘協會會員哮喘病情控制情況，比較并評估患者自我評價、哮喘控制測試（ACT）問卷評分及呼氣峰流速（PEF）測定結果。方法 選取2007年9月29日前來參加哮喘協會活動的會員，首先由會員本人對其病情進行自我評價，而后填寫ACT問卷和進行PEF測定，并對會員糖皮質激素的使用情況進行調查。結果 參加測試的患者76例，平均年齡為（60.6±11.5）歲。自我評價中，達到穩定或偶爾發作的比例為89.5%（62/76）；ACT問卷結果達到良好控制以上水平的為75%（48/64）；PEF測定中PEF測定值處在綠區的占50.8%（31/61），PEF測定值處在黃區的占36.1%（22/61）。自我評價結果與ACT評價結果符合的占測試患者的40.6%，自我評價高于ACT的占56.3%。PEF值與ACT評價結果比較，綠區組27例，ACT分值平均為（21.33±3.44）分；黃區組17例，ACT分值平均為（21.12±3.24）分；紅區組7例，ACT分值平均為（17.43±4.47）例。綠區組的ACT分值顯著高于紅區組，綠區組的ACT分值與黃區組比較及黃區組ACT分值與紅區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規律使用吸入糖皮質激素的比例為95.6%（65/68）。結論 接受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三位一體”教育管理模式的會員大多數哮喘病情能達到良好控制以上的水平；如以ACT問卷結合PEF測定，更能準確評估和監測哮喘控制情況；建立醫患之間的伙伴關系是提高哮喘控制水平和用藥依從性的有力保障。
目的 研究焦慮情緒對社區基層醫院老年哮喘患者癥狀表現和控制水平的影響。方法 對128例老年哮喘患者進行問卷調查，記錄一般資料、哮喘控制測試（ACT）評分、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焦慮評分。Logistic回歸分析焦慮情緒的相關因素。結果 老年哮喘有焦慮情緒者ACT評分平均（17.45±3.14）分，明顯低于無焦慮情緒者（21.45±2.37）分（Plt;0.05）。經濟收入低、合并癥多者焦慮發生率明顯升高。有焦慮情緒者哮喘控制水平較低，需使用更多哮喘藥物，有更多的哮喘癥狀表現。哮喘未控制、使用較多的哮喘治療藥物和較多的哮喘癥狀顯著增加焦慮發生的可能性。結論 社區基層醫院老年哮喘患者存在焦慮，焦慮情緒可加重哮喘癥狀、降低哮喘控制水平。
目的 比較呼出氣一氧化氮濃度( FENO) 測定與白三烯D4( LTD4) 支氣管激發試驗結果對支氣管哮喘的診斷和評估價值。方法 對83 例受試者( 20 例未控制、22 例部分控制、20 例完全控制的哮喘患者及21 例正常受試者) 分別進行FENO 測定( 瑞典Aerocrine NIOX MINO) 和LTD4 支氣管激發試驗, 分析兩者結果的分布特點及相關性, 并通過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 ROC) 比較兩者對支氣管哮喘的診斷價值。結果 80.7% 哮喘受試者FENO gt; 25.0 ppb。未控制組與部分控制組落在 26.0 ～49.0 ppb 區間的比例高于完全控制組。未控制組與部分控制組PD20FEV1 -LTD4 中位數及四分位間距均小于完全控制組。PD20FEV1-LTD4 的ROC 曲線下面積[ AUC: 0.914, 95% CI: ( 0.855, 0.974) ] 大于FENO 測定[ AUC: 0.820, 95% CI: ( 0.718, 0.921) ] 。PD20FEV1 -LTD4≤4.800 nmol 的靈敏度( 0.8710 比0.8065) 及特異度( 0.9048 比0.7619) 均高于FENO≥26.0 ppb 作為陽性閾值。結論 與FENO測定相比, LTD4 支氣管激發試驗的靈敏度和特異度更高, 對哮喘的診斷價值更大。
目的探討肥胖與哮喘控制及氣道炎癥表型間的關系。 方法應用橫斷面研究方法,前瞻性收集101例哮喘患者臨床信息,采用哮喘控制測試(ACT)和GINA哮喘控制標準進行哮喘控制水平評估。測量所有患者身高和體重,并計算體質指數(BMI)。行肺功能檢測和痰誘導,對誘導痰和外周血進行細胞分類計數。 結果符合研究標準的90例哮喘患者分為正常體重組(n=54)、超重組(n=21)和肥胖組(n=15)。三組間年齡和哮喘發生年齡存在差異(P=0.021和P=0.004)。哮喘控制水平比較,三組間存在明顯差異[ACT評分分別為(20.6±2.9)分、(18.6±4.8)分、(18.3±2.9)分,P=0.019;GINA:P=0.014)。相關分析顯示,BMI與誘導痰中性粒細胞絕對值呈正相關(r=0.29,P=0.039)。BMI可明顯惡化哮喘控制水平［ACT:OR=1.84,95%CI(1.04,3.23),P=0.035;GINA:OR=2.27,95%CI(1.27,4.07),P=0.006],與BMI等級間存在量效關系。經年齡、性別、病程、FEV1%占預計值的百分比、吸煙指數、血中性粒細胞絕對值的校正,肥胖對ACT和GINA控制水平的影響仍然存在統計學意義(P=0.015;P=0.008)。 結論在中國人群,肥胖型哮喘呈現以中性粒細胞炎癥為主的表型特征,肥胖明顯影響哮喘控制水平,且此種效應與BMI存在量效關系。
目的了解我國支氣管哮喘（簡稱哮喘）對患者生活及情感影響的現狀及相關因素。 方法對2009年至2013年全國哮喘患病情況及相關危險因素的流行病學調查中確診的2 034例哮喘患者進行詳細的相關問卷調查，研究支氣管哮喘對患者在娛樂、教育、生育和就業等4個方面的受限情況以及對患者情感的影響。采用Epidata數據庫進行錄入，SAS 9.2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結果2 034例哮喘患者中由于哮喘疾病使患者感到活動受限等不便的中位時間為15.3年。59.6%的患者因哮喘在娛樂、教育、生育和就業中受限，33.8%在以上4個方面中有1項活動受限；8.1%有1項中大部分活動受限；12.1%有2項或2項以上活動受限；5.6%有4項活動受限。8.9%的哮喘患者在日常生活如做飯、購物、從事家務時均需要器具的幫助。3.5%的哮喘患者在吃飯、個人衛生、大小便之類也需要他人幫助，日常自理活動明顯受限。21.7%的哮喘患者認為因哮喘嚴重影響了與朋友或親人之間的感情，4.0%甚至有自殺傾向。患者年齡、合并癥和規律用藥治療情況是最主要的影響因素。 結論哮喘對患者的生活和情感有明顯負面影響，控制哮喘合并癥和規范哮喘治療是改善患者生活和情感狀況的有效方法。
目的 2009 年版全球哮喘防治創議（GINA）中哮喘控制包括哮喘當前臨床控制和未來風險。2015 年版 GINA 指南將哮喘“當前臨床控制”更名為哮喘“癥狀控制”，且將肺功能從其中剝離出來，評估內容僅包括日間癥狀、夜間癥狀、緩解藥物使用及活動受限四個方面。本研究旨在評價 2009 年版和 2015 年版 GINA 哮喘控制標準在評估哮喘當前控制間的一致性，并探索肺功能監測是否在哮喘當前控制評估中起重要作用。 方法 采用橫斷面研究設計，納入 138 例穩定期哮喘患者。分別應用 2009 版和 2015 版 GINA 哮喘控制評估標準，比較同一控制水平組間的人口學資料、臨床特征、肺功能、過去 12 個月哮喘急性發作、外周血細胞分類計數及誘導痰細胞計數等情況。采用 Kappa 檢驗評價兩版標準的一致性。采用 Spearman 相關分析比較不同版本 GINA 哮喘控制水平與過去 12 個月哮喘急性發作間的相關性，亦分析肺功能與過去 12 個月哮喘急性發作情況之間的相關性。 結果 基于 2009 版 GINA 哮喘控制評估標準，138 例受試者分為未控制組 52 例、部分控制組 58 例、控制組 28 例。而以 2015 版 GINA 哮喘控制評估標準，則分為未控制組 33 例、部分控制組 59 例、控制組 46 例。Kappa 檢驗結果顯示兩標準呈中等一致性（Kappa=0.595，P<0.001）。與 2009 版比較，2015 版評估的控制組哮喘患者肺功能更差 [FEV1%pred：（89.9±12.9）% vs. （79.9±18.2）%，P=0.013]，2015 版評估的部分控制組患者哮喘控制水平更差，其中 ACQ-6 評分（0.8±0.7 vs. 1.1±0.7，P=0.028）和 ACT 評分（20.7±2.5 vs. 19.4±2.5，P=0.007）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兩版哮喘控制標準均與過去 12 個月哮喘急性發作情況相關（2009 版：r=–0.212；2015 版：r=–0.268），且與 2015 年版 GINA 版標準關系更為密切。同一控制水平組間未發現在誘導痰、外周血炎癥細胞分類計數和 IgE 水平的差異。 結論 2009 版與 2015 版 GINA 哮喘控制評估標準間存在中等程度一致性。相較于 2009 版，經肺功能監測缺如的 2015 版 GINA 評估為控制組的哮喘患者存在更差的肺功能，部分控制組則存在更差的哮喘控制得分，2015 年版 GINA 哮喘控制標準與哮喘急性發作間關系更為密切。因此，研究支持 2015 年版 GINA 哮喘控制標準在哮喘當前控制臨床評估的應用。
目的觀察哮喘患者應用開放氣道吸入方式與常規傳統吸入方式的效能比較。方法納入 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9 月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門診診斷為哮喘并且僅使用同一種吸入制劑控制哮喘的患者為研究對象，按照患者門診就診順序，采用隨機數字 1∶1 將研究對象分為試驗組和對照組。對照組患者采用常規傳統方式使用吸入制劑，試驗組患者采用開放氣道吸入方式使用吸入制劑。用藥 3 個月后比較兩組患者哮喘控制情況、生活質量、兩種不同方式使用吸入制劑的教學滿意度。結果共納入病例 150 例，脫落 1 例，有效病例 149 例，其中試驗組 75 例，對照組 74 例。使用吸入制劑 3 個月后，試驗組患者哮喘控制人數比例高于對照組，對吸入制劑使用方法的教學滿意人數多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 P<0.05）。使用吸入制劑 3 個月后，兩組患者生活質量評分均較使用前有所增加，且試驗組增加分值多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哮喘患者應用開放氣道吸入方式在哮喘控制、患者對吸入制劑使用方法滿意情況及生活質量方面均優于常規傳統吸入方式。
目的評價醫護一體化的教育與管理對門診患者支氣管哮喘控制水平的影響。方法基于澳亞重癥哮喘協作網真實世界前瞻性隊列研究，連續納入516例成人哮喘患者，采用醫護一體化哮喘教育和管理及階梯治療策略，入組后1、3、6和12月進行隨訪，評價用藥依從性、肺功能、哮喘癥狀控制和哮喘急性發作事件。結果與基線比較，隨訪期結束時患者用藥依從性（47.7% vs. 81.5%，P<0.05）、肺功能和癥狀控制明顯改善［ACT：20（16，23）vs. 23（21，24），P<0.05；ACQ：0.67（0.17，1.50）vs. 0.17（0，0.50），P<0.05］，86.0%哮喘患者獲得完全或良好控制。隨訪12個月時，哮喘急性發作（14.2% vs. 36.2%，P<0.01）、住院（8.5% vs. 15.3%，P<0.01）較過去1年明顯減少。多元回歸分析發現，較低的用藥依從性［RR=1.52，95%CI（1.02，2.25），P=0.039］、抑郁癥狀［RR=1.19，95%CI（1.05，1.34），P=0.007］和過去12月急性發作［RR=2.81，95%CI（1.49，5.27），P=0.001］是未來哮喘急性發作的獨立危險因素。結論在真實世界，通過醫生與患者的共同決策，按照哮喘階梯治療策略，加強醫護一體化的哮喘教育和管理，絕大部分哮喘患者可獲得完全或良好控制。較低用藥依從性和抑郁癥狀是哮喘急性發作的獨立危險因素，加強醫護一體化的哮喘管理，尤其是心理護理，或許是進一步提高哮喘控制的有效途徑。
目的 分析未控制的哮喘患者藥物治療依從性與肺功能、氣道炎癥水平、哮喘控制水平以及患者生活質量之間的關系，為改善患者依從性和提高哮喘控制水平提供依據。方法 以我國大陸28個省市32家三甲醫院未達到哮喘控制且依從性差的哮喘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患者一般資料，所有患者均行肺功能、氣道炎癥水平檢測，分析我國成人哮喘患者治療依從性。結果 調查共計923例患者，調查問卷回收率100%。哮喘疾病認知相關問題回答完全正確者占243例（26.33%），哮喘疾病認知相關問題不能完全回答正 確者占680例（73.67%）。哮喘患者治療依從性與肺功能指標呈正相關，與呼出氣一氧化氮呈明顯負相關。治療依從性高的哮喘患者，其哮喘控制水平和生活質量更高。哮喘患者治療依從性不佳將會導致肺功能下降和氣道炎癥水平升高，使哮喘控制水平以及生活質量下降。結論 哮喘治療依從性與肺功能及氣道炎癥水平、哮喘控制水平和生活質量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