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討胃腸道間質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c-kit基因突變特征與臨床病理、分子靶向治療及預后的相關性。方法 采用文獻復習的方法，對研究胃腸道間質瘤分子遺傳學機理的相關文獻加以綜述。結果 c-kit基因突變可能是GIST發生的早期事件，是GIST的普遍現象，不能作為GIST預后判斷的指標。然而，c-kit突變位點和方式是否影響GIST的生物學行為，能否作為評估預后的指標仍存在爭議。結論 基因突變檢測對從分子水平上研究疾病、判斷預后以及指導用藥具有重要意義，需要不斷地深入研究。
【摘要】 目的 評價以問題為基礎式學習與病例討論式學習在“臨床風險篩查”培訓教學過程中的應用效果。 方法 2010年6月-2011年7月，聯合應用兩種教學方法對參訓醫學生進行培訓，然后進行臨床資料采集、資料整理等實踐活動。最后，對學生培訓效果進行總結。 結果 共培訓醫學生50人，并對398例患者進行營養風險篩查。45人（90%）參與者認為此教學方式能激發自身主動學習興趣，40人（80%）認為通過此次培訓能夠使學生逐步建立科學研究的思維方式，但有20人（40%）認為短期內采用兩種教學方式能夠對論文寫作、統計學理論和實踐等方面能力的提高有促進作用。影響醫學生科研能力培訓效果的主要因素集中體現在學習任務量的加重、對新教學方法不適應、自學能力三方面。 結論 聯合應用問題為基礎式學習與病例討論式學習教學模式，在提高醫學生學習主動性、積極性、團隊合作及人際溝通能力等方面有優勢，但尚存部分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and case-based study (CBS) in clinical 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training program. Methods All the students were trained by the combination methods of PBL and CBS. Clinical assessment, data collection and the collection of samples were conducted by the students. Finally, the impact of the new teaching strategy was assessed. Results From June 2010 to July 2011, there were a total of 50 students who attended the training program from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398 patients were screened for nutritional risk. Forty-five students (90%) thought that this teaching method could inspire their interest in study; 40 students (80%) thought that this teaching method could help them establish a scientific way of thinking. Students who thought this teaching methodology could contribute to their enhancement of writing and statistical skills accounted for only 40 percent of the total enrollment. “High learning burden”, “difficulty in adapting to the new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ability of self-study” we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affected the motivation of students. Conclusions Combined applications of PBL and CBS have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and developing the abilities of team cooperation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目的 探討紅外線熱成像儀與接觸式皮溫儀在皮瓣術后血運監測中的臨床應用效果。方法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分別采用紅外線熱成像儀和接觸式皮溫儀對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六人民醫院顯微外科病房行皮瓣修復術的 50 例患者進行術后即刻至術后第 7 天的皮溫監測，比較不同護士操作耗時，兩種儀器在皮瓣測溫效率、在不同測量時間上的溫度差異，以及紅外線熱成像儀在距皮瓣區域不同高度測得溫度數值差異。結果 不同護士使用兩種設備的操作用時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用紅外線熱成像儀對皮瓣區域進行測溫耗時更短［（39.28±3.52） vs. （103.85±9.09） s，P<0.001］；紅外線熱成像儀所測皮溫高于接觸式皮溫儀（P<0.001），用紅外線熱成像儀在 30 cm 處測量的皮瓣溫度高于 50 cm 處測量的皮瓣溫度（P=0.006），但二者的溫差均趨于穩定。結論 紅外線熱成像儀無論在測溫時間、操作便捷性，還是對皮瓣術后溫度變化敏感性方面都優于接觸式皮溫儀。紅外線熱成像儀采集的熱像圖，可為皮瓣血管危象識別提供重要依據，是一種具有應用前景的可視性、客觀性的血運監測輔助設備，在術后血運監測中具有較高的應用價值。
目的分析自身免疫性腦炎（Autoimmune encephalitis，AE）患者的癲癇發作的危險因素，并評估其對癲癇發作的預測價值。方法收集2016年1月—2023年3月于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就診的74例AE患者，分為癲癇發作組（56例）和非癲癇發作組（18例），比較兩組患者的一般臨床信息、實驗室檢查和影像學檢查等相關資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AE患者癲癇發作的危險因素，并通過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評估其預測價值。結果與非癲癇發作組相比，癲癇發作組的基本人口學中的急性起病情況比例較高（P<0.05）。實驗室資料中兩組間中性粒細胞計數、降鈣素原、乳酸脫氫酶、C反應蛋白、同型半胱氨酸和白細胞介素-6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均<0.05）。對以上差異性指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C反應蛋白增高［比值比（Odds ratio，OR）=4.621，95%CI （1.123，19.011），P=0.034）］、高同型半胱氨酸［OR=12.309，95CI （2.217，68.340），P=0.004］和起病情況［OR=4.918，95%CI （1.254，19.228），P=0.022］是AE患者癲癇發作的危險因素，三項指標聯合預測AE患者癲癇發作的ROC曲線下面積為0.856［95%CI （0.746，0.966）］，敏感度為73.2%，特異度為83.3%。結論高C反應蛋白、高同型半胱氨酸和急性起病是AE患者癲癇發作的獨立危險因素，三項指標聯合可較好地預測患者的癲癇發作狀況。
目的 了解醫務人員對預防艾滋病母嬰傳播知識的掌握情況。 方法 以 2014 年 4 月—7 月涼山州各縣（市）參加四川省重點地區預防艾滋病母嬰傳播學習班的醫務人員和日常參與預防艾滋病母嬰傳播工作的醫務人員為研究對象，發放“預防艾滋病母嬰傳播知識調查表”進行問卷調查，采用χ2 檢驗進行統計學分析。 結果 共發放問卷 450 份，回收有效問卷 447 份，有效回收率 99.33%。94.18% 的受訪者對圍生期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抗體檢測最佳時機和傳播途徑的知曉，95.30% 的受訪者能正確回答在孕期盡早對 HIV 感染孕產婦應用抗病毒藥物，86.58% 的受訪者知道 HIV 陽性孕產婦所生嬰兒首次服藥時間和避免母乳喂養，但相關應用性知識知曉情況較差。婦幼保健院人員知曉率總體高于綜合醫院（P<0.05），不同專業、職稱以及工作年限的醫務人員知曉率不同（P<0.05）。 結論 調查地區的多數醫務人員基本掌握預防艾滋病母嬰傳播的基本知識，但在具體實際工作中準確、及時、規范應用知識的能力尚顯不足。建議除了加強預防艾滋病母嬰傳播的常規培訓外，應結合干預技術重點加強培訓后的落實與考核評價機制，尤其對綜合醫院，并盡可能分專業類別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與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