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調查我國心臟手術麻醉醫師在成人體外循環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心臟手術通氣管理的臨床實踐，分析肺保護性通氣（lung protective ventilation，LPV）策略的臨床應用與理論認識之間是否存在差距。方法采用橫斷面問卷調查的方法，在2021年9月—2022年2月向中國30家醫院（心臟手術量>1000臺/年）心臟手術麻醉醫師發送電子調查問卷。結果共回收問卷323份，有效問卷297份，有效率92.0%。在非CPB期間，聯合使用小潮氣量（tidal volume，VT）、呼氣末正壓（positive end expiratory pressure，PEEP）和肺復張手法（alveolar recruitment maneuver，ARM）的麻醉醫師占84.8%；90.6%麻醉醫師采用小VT通氣（6～8 mL/kg）；92.3%設置PEEP，其中PEEP水平<5 cm H2O占61.6%；67.3%常規實施ARM，其中86.2%采用手動ARM。在CPB期間，89.9%麻醉醫師不實施肺通氣，29.6%主動實施ARM。結論在中國成人CPB心臟手術通氣管理中，大多數麻醉醫師應用聯合小VT、PEEP和ARM的LPV策略，除小VT的應用較一致外，其他通氣參數的設置在麻醉醫師之間存在差異。同時，LPV的臨床實踐與理論認識也存在差距。
目的評估術前全身免疫炎癥指數（systemic immune-inflammatory index，SII）對擇期腹部手術患者術后肺部并發癥（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PPCs）發生的預測價值。方法回顧性分析 433 例擇期腹部手術患者的數據。采用 logistic 回歸模型探索 SII 的預測價值。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并計算曲線下面積（AUC），比較 SII、血小板與淋巴細胞比率（PLR）、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率（NLR）和單核細胞與淋巴細胞比率（MLR）的預測能力。結果術前合并呼吸系統疾病、術前慢性肝病史、單純靜脈或吸入麻醉維持以及術中輸入更多膠體是 PPCs 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然而，SII、PLR、NLR 和 MLR 均不能預測 PPCs 發生，也不能預測≥3 級 PPCs 的發生（AUC<0.60，P>0.05）。結論術前 SII 不是擇期腹部手術患者術后 PPCs 發生的預后生物標志物。其他生物標志物包括 PLR、NLR 和 MLR 對此類患者的預后同樣不具有預測價值。
目的旨在評估驅動壓導向肺保護性通氣策略對成人心臟瓣膜手術術后早期肺功能的影響。方法本研究為隨機對照研究。納入 2020 年 7～10 月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行擇期經胸骨正中切口體外循環下瓣膜手術患者 106 例。將其隨機分為兩組，兩組均采用容量控制通氣模式，對照組（n=53）行傳統肺保護性通氣策略，呼氣末正壓（PEEP）=5 cm H2O、潮氣量=7 mL/kg（預測體重）、肺復張手法；驅動壓組（n=53）采用最小驅動壓導向的肺保護性通氣策略，PEEP 為最小驅動壓對應 PEEP、潮氣量=7 mL/kg（預測體重）、肺復張手法。主要結局指標為術后入 ICU 氧合指數（oxygen index，OI，根據術后入 ICU 30 min 內第一個血氣結果計算），次要結局指標包括 OI<300 mm Hg 發生率、OI 降低嚴重程度分級、術后 7 d 肺部并發癥發生率及外科醫生對術中機械通氣滿意度。結果入 ICU 30 min 內 OI 兩組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358.0±65.3）mm Hg vs. （273.5±75.5）mm Hg，95%CI –94.9～41.3，P=0.00］。術后 OI<300 mm Hg 發生率驅動壓組低于對照組（16.9% vs. 49.0%，OR=0.21，95%CI 0.08～0.52，P=0.00）。驅動壓組 OI 降低嚴重程度分級低于對照組（P=0.00）。術后 7 d 肺部并發癥發生率驅動壓組與對照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33.9% vs. 28.3%，OR=0.76，95%CI 0.33～1.75，P=0.48），肺不張發生率驅動壓組低于對照組（15.0% vs. 1.0%，OR=0.10，95%CI 0.01～0.89，P=0.01）。兩組外科醫生對術中機械通氣滿意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98.1% vs. 94.3%，OR=3.13，95%CI 0.31～32.0，P=0.31）。結論經胸骨正中切口體外循環下瓣膜手術患者術中使用驅動壓導向的肺保護性通氣策略與傳統通氣策略相比可以改善患者術后入 ICU的OI、減少肺功能損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