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討不同級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患者肺容量和彌散功能的特點及臨床意義。 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就診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門診的慢阻肺患者, 記錄其臨床資料、肺通氣功能指標[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FEV1)]以及肺容量指標[肺總量(TLC)、殘氣容積(RV)及RV/TLC], 采用體積描記法和氣體稀釋法進行測定, 并采用單次呼吸法測定肺一氧化碳彌散量(DLCO)。將患者分為輕度、中度、重度和極重度組, 對組間資料進行比較, 并對肺通氣功能指標與肺容量和DLCO%pred的相關性進行分析。 結果共計170例慢阻肺患者被納入研究。隨慢阻肺程度的加重, 肺容量指標(TLC、RV和RV/TLC)逐漸增加, 而且體積描記法和氣體稀釋法兩種方法之間的差值ΔTLC%pred、ΔRV%pred和ΔRV/TLC逐漸增加。隨FEV1%pred的降低, DLCO%pred則逐漸降低。相關分析顯示, FEV1%pred與ΔTLC%pred、ΔRV%pred和ΔRV/TLC呈顯著負相關, 與DLCO%pred呈顯著正相關。 結論與氣體稀釋法相比, 體積描記法能更準確地對慢阻肺患者的肺容量進行測定。隨氣流受限程度加重, 慢阻肺患者彌散功能逐漸下降。
目的分析支氣管哮喘(簡稱哮喘)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OSAHS)患者的相關臨床特點, 探討哮喘發生OSAHS的危險因素。 方法收集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就診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門診的哮喘患者, 記錄其臨床資料及肺功能結果, 根據柏林問卷結果將其分為OSAHS組與非OSAHS組, 對組間資料進行比較, 并對哮喘是否合并OSAHS的危險因素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 結果共納入64例哮喘患者, OSAHS的發生率為56.2%(36/64)。在OSAHS組中, 體質指數(BMI)和過敏性鼻炎病史明顯增高, 而深吸氣量、最大呼氣中段流量和使第1秒鐘用力呼氣容積下降20%的累計激發劑量明顯低于非OSAHS組。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 增高的BMI與哮喘合并OSAHS的發生相關。 結論哮喘合并OSAHS的發生率高, BMI是哮喘患者發生OSAHS的危險因素。
目的分析類風濕關節炎(RA)合并間質性肺疾病(ILD)患者的相關臨床特點,探討RA發生ILD的危險因素。 方法收集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風濕免疫科住院的RA患者,記錄其臨床資料、實驗室數據及肺功能結果,并根據高分辨CT (HRCT)結果將其分為RA-ILD組與RA無ILD組,對組間資料進行比較,并對RA是否合并ILD的危險因素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 結果共計59例RA患者被納入研究,ILD的發生率為42.3%。在RA-ILD患者組中,類風濕因子(RF)、糖蛋白抗原15-3(CA15-3)與糖蛋白抗原12-5(CA125)明顯增高,而深吸氣量(IC)和肺一氧化碳彌散量(DLCO)明顯低于RA無ILD患者組。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增高的CA15-3和降低的DLCO與RA-ILD的發生相關。 結論RA-ILD發生率高,CA15-3和DLCO是RA發生ILD的危險因素。
目的探討不同嚴重程度慢性持續性哮喘患者肺容量和彌散功能的特點及臨床意義。 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就診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門診的慢性持續期哮喘患者, 記錄其臨床資料以及肺通氣功能指標[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FEV1)], 采用體積描記法和氣體稀釋法測定肺容量指標[肺總量(TLC)、殘氣容積(RV)及RV/TLC], 采用單次呼吸法測定肺一氧化碳彌散量(DLCO)。根據患者的臨床癥狀和FEV1占預計值百分比(FEV1%pred), 將這些患者分為輕度、中度和重度, 對組間資料進行比較, 并對肺通氣功能指標與肺容量和DLCO%pred的關系進行相關分析。 結果共納入93例哮喘患者。隨哮喘患者嚴重程度的加重, 肺容量指標(TLC、RV和RV/TLC)逐漸增加, 而且體積描記法和氣體稀釋法兩種方法之間的差值ΔTLC%pred、ΔRV%pred和ΔRV/TLC逐漸增加。隨FEV1%pred的降低, DLCO%pred則稍有下降。相關分析顯示, FEV1%pred與ΔTLC%pred、ΔRV%pred和ΔRV/TLC呈顯著負相關, 與DLCO%pred呈顯著正相關。 結論與氣體稀釋法相比, 體積描記法能更準確地對哮喘患者的肺容量進行測定。隨氣流受限程度加重, 哮喘患者彌散功能逐漸下降, 但仍在正常范圍。